毛澤東是怎樣成為領袖的?

　毛澤東的故事，人們知道的太多了，但卻總也說不盡。中央黨校著名學者羅平漢教授近期出版的《回看毛澤東》一書，能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毛澤東是如何擺脫逆境，成為領袖的。

　　秋收起義後，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部登上井岡山，以兩千人的武裝開闢了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隨著1928年4月朱德、陳毅​​一萬餘部隊的到來，紅四軍成立，革命形勢一派大好。但是，朱毛會師後並非一團祥和。1929年初，中共中央指派朱德的舊友、曾在蘇聯學過軍事的劉安恭為特派員，前往紅四軍。這促發了朱毛之間關於紅軍領導方式的爭論，史稱“朱毛之爭”。毛澤東此時是紅四軍前委書記，

已成功地“把權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即“黨管理一切”。劉安恭到紅四軍後，被前委任命為軍委書記(這個職務原本由軍長朱德擔任，在前委之下、縱(隊)委之上)，後被前委暫停了。劉安恭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作了一項限制前委權力的規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事。毛澤東對此相當不滿，多年以後還在怒斥:“那一批人以劉安恭為首，他和一些人剛剛來就奪取軍權，軍隊就落到他們手裡。”(《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B257頁)然而，朱德卻支持劉安恭，被劉安恭稱為“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朱毛之爭在軍內公開化，各縱隊、支隊黨委展開熱烈討論。結果，在1929年6月22日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原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而毛澤東落選了。在紅四軍七大《決議案》中，尖銳地指出了毛澤東的七項缺點:A.英雄主義;B.固執己見，過分自信;C.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D.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E.對同誌有成見;F.工作態度不好;G.小資產階級色彩深厚。並為此小結說:“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志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大會決定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為保持平衡，《決議案》同樣羅列了朱德的七條缺點，但明顯沒有毛那樣重，大會只給了朱德個書面警告處分。紅四軍七大將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選掉了，當年的黨內民主氣氛可見一斑，然而，這卻違背了組織程序，因為毛的前委書記一職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因此，當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向李立三實際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匯報“朱毛之爭”後，立三中央明顯贊同毛的觀點，並明確指示“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這樣，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後大病不起的毛澤東，才在朱德、陳毅​​的反复敦請下，於11月底重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

　　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國民黨軍對中央根據地連續發動三次圍剿，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統率下，連戰連捷，體現了高超的指揮藝術，堪稱其一生的“得意之作”。然而，勝利的號角亦是在風雨中吹響的。自1930年上半年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就在贛西南地區的黨和政府中開始進行肅反。12月，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紅二十軍中抓捕“AB團”分子。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眼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逮捕，對這種做法抱有極大的懷疑和不滿，乃於12月12日帶領部隊到富田，包圍當地蘇維埃政府，釋放被錯捕的近百名同志，並喊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他們將全軍拉往贛江以西地區，脫離紅一方面軍。這就是震驚一時的富田事變。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而六屆三中全會後，被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來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項英，則認為這件事情兩方面都有錯，主張按照黨內矛盾處理。毛澤東的威信面臨挑戰。

             

　　巧的是，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瞿秋白被趕出政治局，此後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為王明操縱。4月初，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瑞金，傳達四中全會精神。中央代表團批評了上屆中央派來的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中的“錯誤”，基本肯定了毛澤東當時主持的反“AB團”的鬥爭。然而，毛澤東與中央代表團的融洽關係並未持續很久。他比較務實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極富遠見卻不為中央認同。1931年9月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成立後，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贛南會議，指責毛是“富農路線”，將他從實際出發的觀點斥為“狹隘經驗論”，而臨時中央則進一步將其升格為“右傾機會主義”。針對這些批評，毛澤東於1932年5月3日明確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考慮到毛澤東仍堅持其“機會主義路線”，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召開寧都會議，將毛調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毛澤東由此失去了對紅軍的指揮權。1933年1月，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下車伊始，就通過反“羅明路線”，連批帶鬥，連撤帶關，將毛的支持者統統打了下去。毛澤東原本認為自己的軍事能力勝人一籌，但沒想到，1933年2月至3月，周恩來和朱德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戰果比他還要輝煌。面對此種情形，毛澤東只好藉養病為名，韜光養晦了。毛澤東雖然在軍事上靠邊站了，畢竟未遭厄運，在那個“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年代，實為不易。究其原因，是莫斯科發揮了關鍵作用。莫斯科曾經來電，嚴厲禁止對毛澤東採取任何組織措施，只能運用“同志式的影響”。自毛上井岡山後，“工農武裝割據”的做法就越來越為莫斯科重視。他的名字和事蹟，被莫斯科反复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國需要像毛澤東這樣的人才”。1933年底在醞釀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人選時，博古原本想將毛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職拿掉，沒想到最後經莫斯科圈定的名單裡，毛澤東的名字不僅赫然在列，而且還被提升為政治局僅有的九位正式委員之一。有了這樣的支持，毛澤東才得以在近兩年的無所事事中，平安地等待自己的機會。1934年，蔣介石以五十萬優勢兵力，對中央蘇區發起了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指揮下連續失利，被迫長征。湘江血戰後，紅軍由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黨內軍內一片怨言。毛澤東此時已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他們查閱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產國際有關來電，欣喜地發現莫斯科的不少指示竟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有了這個，再加上李德等軍事指揮上的嚴重失敗，他們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一舉扳倒了“左”傾中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周恩來負責軍事，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做“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毛澤東會後對妻子賀子珍說:“我現在有發言權了。”的確，在張聞天和周恩來支持下，他的“發言權”越來越大了。然而，重掌兵權的毛澤東並非一帆風順，遵義會議後他指揮的第一仗土城之戰，就因輕敵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後回師再戰遵義，雖進攻桐梓、婁山關得手，但卻傷亡慘重，僅紅三軍團損失就幾達三分之二;接下來，毛澤東反對林彪、聶榮臻、朱德等進攻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黔軍一個師的意見，堅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四十公里處的魯班場，希望再打個大勝仗，但那裡卻駐有國民黨中央軍三個主力師，工堅地利，以逸待勞，中央紅軍雖集全力攻堅，依然慘敗，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幾次三番行動難以達到目的，還有大批傷亡，人們對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不滿和非議在增加。彭德懷向中革軍委報告，“魯班場的戰役原則上不應打”(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頁)。博古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B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四渡赤水結束後，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竟然高聲批評:“像他(指毛)這樣領導指揮還行?!”(週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頁)批評浪潮滾滾而來，張聞天出面，在1935年5月12日的雲南會理會議上，嚴厲批評了部分乾部要求撤換毛澤東的主張，並迫使這些幹部做了檢討。毛澤東總算熬過了這段被他稱為“急風暴雨”的時期，迎來了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的會師。可是，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卻堅持南下。毛澤東又成功勸說張聞天同意，不顧分裂之危險，率中央紅軍單獨北上，勝利到達陝北蘇區，使其在黨內和軍內的威信迅速升高。自中央蘇區淪陷，莫斯科直到1936年7月才與陝北的中共中央首次恢復電訊聯繫，但並非對中共的情況一無所知。1935年10月，陳雲、潘漢年已秘密抵達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了遵義會議的經過。但在莫斯科看來，也許由毛澤東而不是張聞天去領導中共，更合他們的心意。在1935年7月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名字已經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名譽主席台爾曼的後面(《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載《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二輯，第351、411頁)，是唯一享此殊榮的中共領導人。《真理報》則將毛稱為“中國人民傳奇式的領袖”。即便了解了遵義會議的人事變動後，莫斯科也未轉而去宣傳張聞天。久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當然清楚上述情況，但他畢竟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做慣了莫斯科的代言人，內心並不真心認同毛的領袖地位。因此在1937年11月29日與康生、陳雲等返回延安後，王明挾傳達國際新的統戰策略之勢，很快就以駐武漢的中共代表團為依托，與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由於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數經常超過延安，王明甚至提出延安的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王明的所作所為，毛澤東當然不滿，後來乾脆說此時“中央已名存實亡”。1938年9月，從莫斯科歸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才在10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得以確立，連王明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後要像眾星拱月那樣拱衛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

　　毛澤東取得領袖地位後，工作可謂得心應手，中共軍隊到1940年已達五十萬人，並擁有廣大的敵後根據地。對於莫斯科事事以本國利益為中心的指令，毛澤東漸生懷疑。然而，中共在組織系統上仍舊是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且有相當一批主要領導人都曾留蘇學習，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這既是信仰，也是習慣。因此，莫斯科完全能用組織手段，顛覆毛尚不十分穩固的領袖地位，畢竟，此時張聞天依然是名義上的“負總責”。必須消除莫斯科在中共​​黨內的影響，走獨立發展之路，這成了一切問題的關鍵。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軍一潰千里，短短幾月就損失了280萬人。面對莫斯科要求中共出兵牽制東線日軍的電報，毛澤東明確予以回絕，並利用其無暇他顧的機會，在延安揭起了整風運動，一舉扭轉了黨內對莫斯科的迷信思想。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正式通過決議，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新的書記處，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並根據劉少奇提議，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天遂人願，同年5月22日，共產國際就公佈準備解散了。聞此消息，“毛和他的擁護者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王明告訴俄國人的話。RCPSMH，495/74/333)。從此，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就再未動搖過。重寫，是歷史的黃金園地，毛澤東的歷史更是如此，每次重寫都會有新的價值。《回看毛澤東》就是這樣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本文摘自《回看毛澤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