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今世界最尖銳的主要矛盾是地球資源供給達到瓶頸與人口快速增長之間的矛盾,人類現在已經超過73億人,還以約每10年近10億人的速度在增長,而地球村很多資源供應都達到瓶頸,一些礦產甚至接近枯竭。而在機器人革命後,越來越多普通人的勞動價值喪失,僅剩下地球資源消耗者的身份,他們在資本特權者的眼中越來越成為“垃圾人口”。因此,全球極少數富貴資本特權者為了保障自身和子孫可持續生存發展的空間,要剝奪其它大多數“垃圾人口”的生存空間。從這個層面而言,現在中國執政黨核心與全球資本寡頭核心的博弈是從屬於這一根本矛盾的。
10月28日,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發布,作為本次全會的一個重大成果,習總書記被確定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對此,網絡之上立刻出現了雜音,比如所謂的“我竟然開始懷念有皇帝的日子”。不僅陽奉陰違,冷嘲熱諷,更是違背常識,邏輯混亂,立場詭異。因此,對其詭辯必須駁斥,錯誤必須指明,立場必須辨析。
從中國近當代歷史進程看 黨核心是製度進步標誌
第一個常識是,“核心”並非本次全會首創,中共從毛澤東作為第一代領導核心以來,“核心”概念大多數時間都存在,只是2002年10月-2016年10月這14年階段性未提而已。
第二個常識是,“黨的核心”與“皇帝”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已經遜位100多年了,中國皇帝制度也早已廢除了。皇帝制度是“家天下”,是一個家族的血緣傳承。而現在的“核心”是中國執政黨的領導核心,這個組織是由民主集中製管理運行的,要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黨的總書記或者領導核心,也絕非血緣傳承,而是黨內通過民主集中推舉出來的,“核心”也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共同確認的。中共的實踐證明,幾代核心領導,都被證明是那一代領導幹部中最優秀的。
這種制度設計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說有近似者,堯、舜、禹的禪讓製與此最接近,那時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最光榮的一頁,遺憾的是,這一制度很快被大禹所篡改,遂退變為“家天下”的血緣傳承製。
而從世界歷史上看,西方與之比較接近的是古羅馬凱撒——馬可·奧勒留時期(公元前49年—公元180年),實施的是執政官指定非血緣關係的、下一代最優秀人才接掌最高權力,這個制度最後被馬可•奧勒留所破壞,這位寫了《沉思錄》、號稱是“古羅馬君主中唯一哲學家”的人,卻是欺世盜名的“超級偽君子”,他如同大禹一樣利用賢名來篡權,指定了自己的兒子繼承統治權。
如果說堯、舜、禹的禪讓製三代就沒落了,古羅馬異姓傑出領導傳承製最後也蛻變為“家天下”,是一種制度倒退的話。中國共產黨的黨核心製度,從過去一百多年曆史發展走向來看,恰恰是中華文明主體第二次政治制度升級的成果。
這一百多年來,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從滿清的家天下,第一次升級邁向了資本買辦家族群控制的軍政府血緣傳承製(民國蔣介石時期,蔣介石對蔣經國的傳承),第二次升級是邁向了更具廣泛代表性的中國共產黨民主集中管理下的異姓領導傳承製。前任總書記胡錦濤在任兩袖清風,卸任時一次性將權力傳承給習近平,堪稱這種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
這顯然是一種歷史的進步!而隨著當代中國人認識水平的普遍提高,自我意識的普遍覺醒,未來中國主流政治制度再進一步優化升級,是可以期待的。
任何有效運行的國家和文明 必須有一個權力核心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任何一個文明,任何一個國家必須要有權力核心,必須要有能夠為事關國家人民利益的選擇做最後決斷,負最終責任的人或勢力。這就像一座金字塔,必定塔尖只能有一個,如果塔尖塌掉了,下面的眾多石塊就容易分化瓦解;這也像一個降落傘,所有的傘繩必須平衡地連接在一個核心點上,繖花才能打開,帶著人安全降落;這也像一輛車,車的零件再多,也必須有一個主傳動軸;而更明顯的常識是,一個人有再多的細胞,很多骨骼,多個器官,但必須有一個大腦來決定行動。
這個權力核心,用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話就是“權力意志”。它是凝聚一個家庭結構、組織結構、國家結構和文明結構的核心力量,決定了一個國家和文明的生存發展空間的大與小。它可以是一種無形的文化力量,但需要在現實中有具體代理人,而具體代理人權力意志、生命能量、治理智慧的高低,往往決定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興衰榮辱。當一個國家或文明失去了這種文化向心力,失去了強有力的權力意志核心代表,它就必然走向分裂或衰亡。這個規律在中國歷史上被屢屢證明了,也被前蘇聯解體,目前伊拉克、敘利亞的解體所屢屢驗證。
對此,肯定會有人來駁斥,這個“權力意志”的理論已經過時了,現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就沒有什麼強人政治家作為決策核心,他們的民主政治運行的很好啊。對此,先不談此次美國大選已經暴露出其政治制度種種嚴重弊端。要知道,西方不是沒有“權力核心”,而是它的權力核心藏得比較深而已——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似乎是民主選舉的,但是它的經濟制度卻是高度獨裁的,它真正的權力意志是藏在“資本”中的——經過文藝復興以來的數百年發展,現在它的核心是金融寡頭集群。
早在1880年代末,尼采在撰寫《權力意志》一書時,就斷言:猶太銀行家和軍人將成為他權力意志的強人思想的盟友。他特別推崇猶太人——“在現代歐洲,唯有猶太人接近於至高的精神性形式”(注:尼采《權力意志》下卷1300頁商務出版社2008年版)歷史也的確這樣演繹著,猶太金融家權力意志控制的美英最後擊敗了俾斯麥、希特勒所代表的德意志軍人的權力意志,最終成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幕後統治者。
這種權力意志是極為強大的,一方面,它有著猶太人經過3000多年動盪遷移歷史中積澱的家族血緣傳承力量,另一方面它有著多源頭資本分別繼承的特性,這使得西方社會的資本核心“權力意志”有著連續不間斷、隨機組合式傳承的優勢。不過,最核心的權力還是掌握在深藏幕後的極少數猶太——盎格魯撒克遜家族集群手中。
在西方的權力結構中,金融寡頭集群是最核心權力,他們是家族血緣傳承製(即家天下制),在經濟體制上實行的是資本獨裁制。而政治體系的權力則是表面的,政客們是前台演員,媒體是資本和政客的道具,而自以為有選票的選民則是看客而已。這次希拉里和特朗普的互撕給了公眾看到部分內幕真相的機會。
當今世界權力意志的核心較量是中華與猶太的鬥爭與合作
簡言之,當今中華權力意志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現在明確了新的核心,標誌著從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核心權力意志在不斷衰退之後,特別是在一度分散為諸常委平衡制後,重新得到凝聚統一,得以強化和崛起。誠然,這種重新崛起是依託在習總雄心和能力上的,這有著一定的偶然性,相比於西方資本權力意誌有一定的脆弱性。
毫無疑問,這是決定中國人民和中華文明未來生存發展空間的核心關鍵。在這個世界上,這也是能夠獨立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金融寡頭權力意志的重要意志。另外一個則是飽受西方自由主義教條包裝的金融投機寡頭摧殘、俄羅斯人民主要以民族主義凝聚起來的權力意志,這個權力意志的代表是普京。此外,以歐元崛起為代表,西方金融寡頭集群內部權力意志似乎在分化(美元與歐元的分化鬥爭),但筆者不能肯定。
當今人類社會,這幾種權力意志的博弈中,中華權力意志與猶太權力意志的競爭和合作將決定大國乃至人類文明的命運。如果中國共產黨核心權力意志潰散了,則中國沒有任何一種其它力量能夠與後者抗衡,中國孱弱而媚外的資本階層必然臣服於國際金融寡頭,他們常常連自己員工的勞動保護都不做,不可能指望他們建立的政權保衛全國人民。中華權力意志的潰散必然導致中國四分五裂,國家將喪失保護廣大國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能力,十億以上人口生存權將處於被外部勢力決定的局面中。
當今世界最尖銳的主要矛盾還不是中華權力意志與猶太權力意志的鬥爭,而是地球資源供給達到瓶頸與人口快速增長之間的矛盾,地球現在已經超過73億人口,還以約每10年近10億人的速度在增長,而地球村很多資源供應都達到瓶頸,甚至接近枯竭,比如銅礦儲量僅夠開採20多年,而銦(生產液晶顯示屏的重要材料)等稀有金屬儲量僅夠用10多年的。特別是在機器人革命後,越來越多普通人的勞動價值喪失,僅剩下地球有限資源消耗者的身份,這在資本特權者的眼中越來越成為“垃圾人口”。
因此,這必然演化出全球少數富貴資本特權者(他們基本沒有祖國的概念,很容易通過資本苟合結盟)為了保障自身和子孫可持續生存發展的空間,要剝奪大多數被視為“垃圾人口”的生存空間(《增長的極限》一書提供了基礎理論),而國家(特別是民族主義強國)和異文明(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所顯示的理論)都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障礙,都要用資本特權控制的力量將它們摧毀,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風險的真正推動源。從這個層面而言,現在中國執政黨與全球資本寡頭的博弈是從屬於這一根本矛盾的。
但是,如果通過消滅弱勢者生育能力或直接剝奪其生存權的方式達成上述目標,這已經違背了人類社會的基本人道主義倫理,即便實現了那也不再是人類社會,而成為社會達爾文的血腥叢林,人類文明基因也從根本被瓦解了,甚至可能搞成人工智能+機器人的世界。
其實還有另外一條道路,就是中華文明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升級——在5000年的發展中,中國直到清乾隆年間人口已經達到了4億,卻很少開採地下礦產,基本未造成環境污染。而與此相反,僅僅400年間,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瘋狂發展就已經將近把地球涸澤而漁了。
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中華文明曾經形成了一套人與自然、人與人、人的肉體與靈魂和諧統一,可持續發展的文明方式。這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分別就像西醫和中醫,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國,人均年醫療費用約9000美元(世界第一),但已經被西醫醫療保障系統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也成為本次總統大選候選人間相互攻擊的話題。而中國中醫僅用自然藥物、以極低成本就有效保護了種族幾千年的繁衍。
即在更高技術水平上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的肉體與靈魂”的良性循環模式是人類的另一條出路,當今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可能尚未認識到這種可能和這種使命,但實現它必須依靠中國。
這是因為:1、歷史總是沿著阻力最小的方向發展,如果中國權力意志潰散了,全球資本特權者可以輕易地實現社會達爾文未來,就不可能再走良性循環之路;2、中國大多數人雖然尚未認識到消耗資源的巨大危險、升級文明的歷史使命,但是這個生態文明的基因仍在,在一場大危機之後,在倒逼機制之下可以普遍萌發成長;3、西方分散的政治權力以及幕後的資本特權利益,決定了那裡出不了傑出領導人,凝聚不了巨大社會力量,為自己和人類去開拓實踐良性循環模式。
因此,中華權力意志與西方資本權力意志的存在著相互毀滅的風險性,也存在著相互合作,共同為人類良性生態循環文明昇級突圍的可能性。對此,中華權力意志為捍衛種族文明的生存發展權,要有與西方資本權力意志核心玉石俱焚的決心,然後在同歸於盡的共同壓力下,雙方才能走上合作突圍的道路。
故此,如果從西方資本權力意志摧毀中國,剝奪中國大多數人生存發展權的角度而言,習總這樣具有雄心和能力的領導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是一件受挫和糟糕的事件,如果不能大聲反對,也只能冷嘲熱諷了。但是,如果站在中國人民生存發展的立場上,站在人類文明人道主義可持續發展的立場上,站在中華文明將對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立場上,習總成為“核心”是一件不僅可喜可賀、還是值得慶幸,更是關切到大多數中國人安身立民之根本的大事件。
誠然,“核心”是權力,更是責任、義務;不僅是對個人非凡精力、超凡智慧、超強能力的挑戰;也是對胸懷天下、海納百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格局的要求;還有對升級思維方式的考驗——社會各階層如何能相生相剋卻最終理性共贏,國家各色人等怎樣各歸其位、各司其責,最終形成像健康人體那樣的有機整體。
最後,請允許我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向習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表示祝賀!
2016年10月28日下午寫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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