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7日 星期日

魯迅這篇1918年的文章,好像是2018年才寫的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 ——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 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 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Nordau(諾爾道,匈牙利政治家、作家)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 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 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 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 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
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 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b (烏合之眾)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
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 :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 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
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 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 :“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 :“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 :“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 :“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 :“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 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 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 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 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 法國G.Le 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
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裡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 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裡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 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 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
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 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痊癒的一天。 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 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 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 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 “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 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 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 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 ——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1 則留言 :

  1. 清末民初的文人,最大的過錯,就是翻譯外文時,採用或創造了很多新的名詞,硬生生切斷了中國古代傳統。
    比如將 University 翻譯為 大學,而不是 太學 或 書院。
    又比如將 Hospital 翻譯為 醫院,而不是 惠民局。
    導致了中國人的自卑與媚外,誤以為中國到了現代才有這些東西。
    而自卑又轉變為自大。
    批評中國人自大的同時,自己的過錯自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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