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美元信用背書的情況下,中國主權信用擴張是非常危險的;中國主權信用不繼續擴張,中國民間信用必然走向崩潰。解決信用危機,要點在於重建國民對國家的信任。
政府依賴賣地解決財政問題,這催生了房地產泡沫。
美國2008 年開始的量化寬鬆(QE),本質上是主權信用擴張。美聯儲通過三輪量化寬鬆,購買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超過3 萬億美元,為全球金融市場注入了天量的流動性,化解了一次足以令美國大蕭條的信用危機。
與此同時,由於美元是全球結算貨幣,美元信用的大規模擴張必然導致全球信用擴張。美聯儲的大規模購買資產行為,再加上美聯儲的強制低息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過剩,形成全球信用的大規模擴張。
中國很不幸,成為美元資本外洩的「窪地」。中國在2007 年已經產能過剩,並且已經開始出資產泡沫。可惜,那時的中國經濟政策已經不具備獨立性了,成為美國財政金融政策的外部延伸。於是,中國也開始了大規模的信用擴張,管理層為美元資本人工製造了一塊「窪地」。中國在2008 年開始了「四萬億」安排,完整承接了美元資本的剩餘流動性,也製造了超級「產能過剩」和超級「資產泡沫」。人工「窪地」,不僅僅意味著美元資本儲存,還意味著美元資本的超級盈利。令人吃驚的不是人造的窪地本身,而是美元資本洩華竟能夠成為一種「美談」。因為,美元資本外洩中華,竟成為「GDP 奇蹟」。是的,GDP 高速增長,恰恰是美元資本洩華的副產品,這就是「投資拉動」,這就是曾經的「需求側改革」。如此這般,你就能理解歷史了,為什麼現在忽然「供給側改革」了。因為,瘋狂的美元信用擴張終於結束了。
新常態本意是長期變態
筆者曾經問過北京的朋友,2007 年已經開始產能過剩了,2007 年已經出現資產泡沫了,你們為什麼不在那時候進行「供給側改革」呢?回答很簡單:「這是市場行為。」換句話說,這是由資本主導的(主要是美元資本主導的)市場行為。筆者曾在北京工作,深知中國計劃經濟的能力,我們是有能力調整經濟結構的。易言之,我們在2007 年,完全可以終止產能擴張和資產泡沫,產業升級和海外擴張(避免本國資產泡沫)。今天,過剩產能更過剩了,過剩到極限了;資產泡沫更泡沫了,泡沫也到極限了。極限的意思,就是已經變態了。於是,管理層奉命將變態描述為「新常態」(新常態本意就是長期變態)。中國的信用擴張終於脫錨了,主權信用擴張完全沒有依據,民間信用擴張完全沒有邏輯。主權信用評級面臨危險的降級,民間信用鏈條面臨慘痛的斷裂。「過剩」和「泡沫」,變成了空前的信用危機。筆者將之稱為「新常態下的信用危機」。
這有些滑稽。中國的經濟奇蹟源於美元的信用擴張,中國的經濟危機源於美元的信用收縮。於2008 年的美元擴張(QE)結束了,美國已開始了歷史性的信用收縮,美元資本開始從全世界回流美國了。然而,中國的過剩和泡沫仍然需要流動性,中國必須繼續將寬鬆進行到底。在沒有美元信用背書的情況下,中國主權信用擴張是非常危險的。中國主權信用不繼續擴張,中國民間信用必然走向崩潰。信用危機,必然表達為企業大規模破產,必然表達為各種資產泡沫破滅。現在,產能過剩已成為現實,部分資產泡沫已經破滅(股市),房地產泡沫正在做最後的掙扎。新常態(長期變態)下,不願意進行深刻的調整,依舊幻想著高速經濟增長(保6.5),只能依靠無錨狀況下的信用擴張,信用危機將必然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
怎麼辦?
解決信用危機,要點在於重建國民對國家的信任。重建信任,就必須真正擔當起歷史責任。
筆者已經反覆說明,中國當前最大的危險是經濟管理主權旁落。始於1994 年的稅改和始於1995
年的匯改,嚴重地削弱了黨和人民的財政金融管理主權。稅收,嚴重依賴於超級地租的殘酷剝奪;信用, 嚴重依賴於美元信用的延伸。事實上,中國財政金融政策, 已經被美元資本牢牢掌握。易言之,中國層並未實施對國民經濟的有效管理。中國的國民經濟管理,在倫理、學理、法理、管理方面失去了章法,已經陷入了建國以來最混沌和最混亂的歷史時期。中國不僅僅各級政府官員感到迷茫,普通民眾也陷入了深深地迷茫。沒有了經濟管理主權,就無法建立全體國民的信任,當然也無法重建主權信用和民間信用。
經濟管理主權,絕不抽象。
首先,必須解決倫理和學理問題。國家主權,說到底是人民主權。為人民服務,就是基本的政治經濟倫理。讓市場決定一切,就是為資本服務的亂倫之理。為誰服務,是中國最嚴峻的倫理思考,這是學理、法理、管理的邏輯基礎。學理,必須建基於倫理。中國學理依循於「吳市場」和「厲股份」是醜陋的誤會。美歐日都完成了財政稅收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嚴厲的課稅,完成了國民之間的轉移支付和均衡共享。在此基礎上,完善市場,鼓勵競爭,剝削外邦。怎能不解決社會主義財政稅收問題,卻讓資本(主要是國際金融資本)決定一切。失去了人民主權,失去了國家主權,倫理和學理就變成了歪理謬論。
無代議,不納稅
其次,必須解決法理問題。人民立法,是基本的法理邏輯。革命,解決了一次立法問題。但是,立法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今天,誰在立法?課稅,經過人民同意了嗎?超級地租是人民的選擇嗎?預算,經過了人民同意了嗎?那些恢宏的泡沫是人民的選擇嗎?為什麼,一切稅收,都是針對那些卑微的勞動者?為什麼,一切補貼,都是給予那些高貴的資本家?立法者,真的具有人民立場和國家立場嗎?如果不具備,應當如何改善呢?難道,苦難的中國,還要期待再一次革命嗎?創造價值者,必須成為共和國的立法者。讓食利者統統滾回到角落裡去。無代議,不納稅,恰恰是主權信用的法理邏輯。
最後,必須解決管理問題。反腐敗,反出來那麼多的老虎蒼蠅,他們都是共和國的管理者。中國最有道德、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人都到哪兒去了?反動的血統論,披著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外衣在中國復活了。門閥,就是一切,門閥消滅了最有道德、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人才。不必懷疑,華為總裁任正非也可以成為好總理。當然,也不必懷疑,那些可以系統創造航天奇蹟的人一定能管理好一切政府部門。只要解決了趙家的問題,管理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
信用,說到底就是信任。有了信任,中國共產黨印紙成幣,根本無需實物背書。沒有信任,黃金儲備,外匯儲備,也不足以支撐主權信用。國民黨銀元券和金圓券就是例證,盧布崩潰再一次證明了這個道理。有了信任,就能克服任何經濟危機。信任,就不會恐慌,就不會搶購,就不會出走,就不會經濟崩潰。反之,無論央行如何花樣操作,信任喪失都會終結信用。
全世界都在調結構。什麼是調結構?一言以蔽之,就是平衡再分配。「新常態」下的長期變態必須結束了,「供給側改革」下的資本僭越必須結束了。全心全意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就能確保人民幣信用,就能克服任何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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