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布魯金斯學會網站博客上撰文稱，中國目前正面臨經濟學上著名的“三難困境”(trilemma)，即固定匯率、獨立貨幣政策和國際資本自由流動。 伯南克在撰文中認為，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上述三者不可兼得，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他還“自作聰明”地為此痺症開出藥方，認為相比於人民幣一次 性貶值和暫停資本賬戶自由化，專門針對經濟轉型的財政政策支持更為可取。
伯南克在文中指出，中國當前的現狀和政策目標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首先，中國正在進行艱難但必需的經濟轉型；第二，最近增速下降似乎超出了政府的預期；第三，為支持困難轉型期的經濟增長，中國已經通過多種方式放鬆貨幣政策，包括最近的降準；第四，中國繼續改革和開放資本市場。
在伯南克看來，正是第三和第四點造成了中國的“三難困境”——當經濟增速放緩，而且貨幣寬鬆為主要的宏觀經濟應對手段時，經濟不可能為國內儲蓄者提供高回報。
他進而判斷：中國的家庭和企業會拋售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到海外去尋求更高的回報，然而私人資本流出給人民幣造成貶值壓力。從短期來講，中國央行可以通過拋售外儲來抵消這種壓力。事實上，過去一年半中國外儲下降超過7000億美元。現在，中國仍有超過3萬億美元外儲，應該有能力在一段時間內繼續捍衛人民幣匯率。 不過伯南克表示，中國外儲最終將會變得過低，央行將沒有意願或能力在外匯市場買入人民幣，到那個時候，人民幣可能會出現快速貶值。
因此中國的“三難困境”就是：如果中國想通過貨幣政策來管理國內需求，同時開放國際資本流動，那麼將無法讓匯率維持在當前水平。
如何才能解決這些矛盾呢？3月20日，前來北京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伯南克直面媒體，結合當下中國經濟熱點，再次將上述議題鋪展開來—— ——讓人民幣一次 性大幅貶值？ ——NO！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給出的第一個建議是讓人民幣一次 性大幅貶值，從而讓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徹底消失，匯率在一個新的均衡點穩定下來。但伯南克筆鋒一轉，認為這種做法也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可能造成金融市場動盪，以及面臨挑起貨幣戰爭的指責並引發競爭性貶值。
在3月20日受訪時伯南克評論說，當各國經濟的演變路徑不盡相同時，各國之間採用不同的政策是很正常的。美國較其他發達經濟體增長更快，所以採用不同的政策立場是合適的。這也是需要採用浮動匯率制的原因——這讓不同的政策取向共存成為可能。
那麼，如果人民幣僅僅是適度貶值，是否可行？伯南克認為，其難點就在於如何管理、控制貶值的幅度。人民幣大幅貶值不是好事，因為這將會把通貨緊縮輸出到全球其他國家，然後反過來對中國造成不利的影響。而如果市場形成人民幣會可預測地慢慢貶值的預期，這無疑會導致更多的資本外流，因為人們會試圖在這一過程中出售人民幣資產。所以，更好的辦法是形成一個不那麼可預測的路徑。
——停止或逆轉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進程？ ——NO！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給出的第二個建議是：中國停止或逆轉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進程(IMF總裁拉加德和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就主張這麼做)。 但伯南克同樣自我否定，認為這種策略也有弊端，那就是中國將會犧牲在開放金融體系和人民幣國際化上面的一些成果。況且，實施新的資本管制效果如何也很難說，因為家庭和企業有很多方法——比如通過貿易——規避資本管制。 在3月20日受訪時伯南克評論說，SDR成為主要的國際通行貨幣並不是非常現實。其使用目前還很少，因為其需要依賴的市場基礎設施還不存在，具有類似美元和歐元那樣市場流動性的SDR資產的市場也不存在。 ——出台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 ——YES！but……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給出的第三個建議是：等待和期望增速回升。但等待並不是辦法，那怎麼辦呢？“一個備選的方案就是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通過政府支出和稅收措施來專門支持增長模式的轉型。” 伯南克指出，他此處所說的財政政策並非基礎設施投資——那屬於舊的增長模式——財政支持應該放在提高人們的收入安全上面，比如增強養老金體系，從而提升消費者信心和提高消費開支。 3月20日接受媒體專訪時伯南克一再強調：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對於中國實現其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都有幫助。 在短期，借助更多的財政政策措施、更少的貨幣政策措施來維持增長，中國可以減少對人民幣匯率形成的下行壓力，從而減少資本外流。 長期來看，中國正面臨一個極具挑戰的、向更依賴消費支出和服務業的新增長模式的轉型。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比如聚焦於提高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改善社會保障體系的政策舉措，可以幫助實現這一轉型。如此，人們就願意進行更多的消費，同時也幫助職工完成從下行行業向上行行業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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