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期待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我迎來為之奮鬥了23 年的時刻——本人將從2017 年春節後進入“半退隱”狀態：
1 、家居從北京遷至雲南某小城。
2 、除了已基本寫完尚待出版的書——《人類的出路》等之外，不再公開發表任何文章，不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
3 、除了在中華元智庫年會和季度會上演講外，謝絕一切社會演講或講課的邀請。 在三年的“半退隱”過渡期中，本人將爭取實現中華元智庫的股份合作制改造，扶持年青人成長，爭取中華元智庫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在2020 年春節後，除了無法推脫的親友責任外，除了每年辦一期純公益、全免費的少年私塾外，將徹底退出一切世俗社會事物，不再介入任何世俗社會商業事務。
對此，可能有朋友第一反應是我受到了某種壓力。坦誠地說，本人的退隱沒有任何外部的壓力，而是傾聽自己內心靈魂的渴望，是身不由己於滾滾紅塵中沉浮了23 載後，我終於迎來了這個非常喜悅的時刻。
1994 年初，本人24 歲，我面臨人生最重要的一個抉擇——是退隱山林出家為僧，還是勇入滾滾紅塵，承擔起家庭和社會的責任。退隱是因為看破紅塵，想做一個自了漢，但自知放不下對父母的責任，深受唯物主義教育的父母也絕對不可能理解和接受；而且，我從小學到大學，接受國家免費的教育，尚未有寸功回報國家和社會，即便遁入寺院山林，也逃不開內心的愧疚。
然而，我也深知，一旦深入滾滾紅塵，那就是九死一生的磨礪，很可能被內心慾望和外部誘惑給吞沒了，而最終失去了人格的尊嚴和靈魂的自由。
這或許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對於我卻因為三件緣分變成了必答題：一、高二（1986 年）的時候，一位親近的同學突發急症而去世；二、大一（1989 年）親歷了那場社會動盪；三、1993 年的時候，在九華山遇到了宣化上人講解的《楞嚴經》。
我於1970 年6 月6 日出生在安徽五河，第一聲哇哇啼哭時天剛放亮，時針指向早上6 點，那一天是周六，於是我的第一個小名就叫“四六” 。在父母印像中，那天聞到了粽子的香味，以為陰曆是五月初五。父母以此常給我打氣，說我將來必定非同凡響。上初中時學蘇軾的詞，很是羨慕其“東坡居士”的號，一時曾自稱“四六居士”而頗為自得，後來對佛學深入了之後，才知道“居士”要守“四十八戒”，就再也不好意思提了；而日後我查了萬年曆，才知道那一天是五月初三。不過，很難說父母的這種“非凡催眠術”是否給我種下了不甘平凡的種子。
兒時的我無憂無慮，自由快樂，那時雖然清貧，雜糧紅薯也能吃飽，只是很少能吃到豬肉，那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是水皆清，魚蝦都是野生，很便宜，大閘蟹到處爬很少人吃，幾分錢一斤，可以大快朵頤。各家的山羊三五成群到處閒逛，也無人偷牽，經常可以看到母羊在路邊生崽。我們最喜歡夏天，白天到河裡捉魚摸蝦，晚上去河壩上拿手電筒捉知了，經常一捉一口袋。後來搬了家，學習壓力開始增大，仍然改變不了我喜好玩耍的心性。然而，高二那年發生的一件事徹底改變了我。
那一天，有位親近的同班同學沒來上課，他和我的家住的比較近，我們經常放學一起回家，也常在一起玩，老師說他生病請假了。第二天，傳來噩耗，他死了！這對我簡直是晴！天！霹！靂！整個人瞬間懵了，眼前的世界突然虛幻起來，就像蒙上了一場霧霾一樣——怎麼可能，前天我們還在一起玩，他怎麼就死了，永遠見不到他了…… 人為什麼會死？人有靈魂嗎，死了會到哪裡去？我是誰，生從哪裡來？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我只是這個世界的過客嗎？人為什麼活著？……一連串問題就像從靈魂深海之底冒了出來。我去問父母，問老師，沒有人能回答我。
考大學是第一個苦關，第一年因為貪玩，雖然被學校推薦南京大學但沒能考上；第二年復讀十分艱苦，終於如願以償地考上了吉林大學新聞專業，考完後一米七幾的個子不到90 斤。從此，夢裡考試成為伴隨我十幾年的噩夢。
本來想到大學裡能夠找到未解的答案，結果卻迎頭撞上、親歷了那場社會動盪，不僅第一個困惑未能解決，又遇上了第二個思想撕裂——在剛入校門的大半年，學校裡流行謳歌的是以《河殤》為代表的蔚藍色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一時令人神往。然而事件之後乾坤逆轉，馬列學習成了絕對主流。我也的確發憤學習了一段時間，卻更加困惑——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雖然都是來自於西方，都挺有道理，自成邏輯，卻為什麼如此水火不容，要殊死鬥爭？
由於同學夭亡的陰影縈繞，由於蔚藍文明和紅色思想在大腦中如兩軍對壘慘烈廝殺，加上高考透支身體孱弱，我一度都產生了自殺的念頭。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那就可能就是抑鬱症了。但我不甘心就這樣在世間走一遭，不甘心在這兩個難題沒有找到答案之前，就放棄了自己思考求解的努力。
從此，我竭盡所能地尋找這兩個問題—— 1 、我是誰，生從何來，死去何處，世界是怎麼回事？2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何如此水火不容，以無數生命為鬥爭犧牲品？然而，大學裡雖然教授眾多，但沒人能回答這兩個問題。
於是我就自己從書中求解，開始遍讀西方宗教、哲學、心理學，但是每每能很快能找到他們的破綻：比如，基督教的“天堂”陷入了邏輯悖論——人只有死後才能上天堂，但人死了就無法向活著的人證明天堂，所以尼采（德國哲學家 1844-1900）說“上帝死了”；唯物主義認為“人死如燈滅”，它拒絕回答人死後是否有靈魂，靈魂歸於何處的問題，如同鴕鳥把腦袋埋入沙子；清教認為資本主義的靈魂就是不斷賺錢，最後死亡在工作崗位上最光榮，但可笑的是，人死了，再多的錢一分也帶不走；斯賓諾莎（猶太裔荷蘭哲學家 1632-1677）和愛因斯坦（猶太裔物理學家 1879-1955））信仰宇宙靈魂，但人的“靈魂小宇宙”與“大宇宙精神”卻有令人絕望、不可逾越的鴻溝，也因此斯賓格勒（德國歷史哲學家 1880-1935）在百年前就哀嘆“西方必然沒落”；弗洛伊德(奧地利心理學家 1956-1039)雖然研究證明“意識”之下有“潛意識”和“無意識”，但他卻無法提供人的意識了解乃至控制無意識的方法……
在西方找不到答案，大四開始，我就轉向中華先人的智慧，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也迴避了這個問題。老子的《道德經》雖然讀的似懂非懂，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卻讓我有拿到了一把寶貴鑰匙的感覺。隱隱地感到，“生”與“死”也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也吧，都是相互對立的“二”，它們之間的鬥爭生出“三”，生出“千萬種”矛盾。而這個“二”是從“一”中生出來的，“一”則是從“道”中生出來的。可“一”、“道”是什麼呢？卻語焉不詳，似是而非。
那時的中國正流行氣功熱，我也開始學習打坐，後來看到了陳兵先生的《佛教氣功百問》，覺得佛學對於人身體和靈魂的研究太不可思議了，於是按圖索驥嘗試竟然達到了某一境界，才知佛教所言非虛。於是找到南懷瑾先生講解的《大佛頂首楞嚴經》來讀，可是讀不通。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工人日報》駐安徽記者站，經過北京半年培訓後，我回到安徽，便藉採訪之便，迫不及待地去九華山尋法。在哪裡，我遇到了能夠解答我第一個問題的至寶之書和恩師，這就是宣化上人講解的《大佛頂首楞嚴經》，才知道宣化上人作為悟道證果的聖人，與南懷瑾先生還是多以學者邏輯讀解（誠然，南先生講解的道家寶典《我說參同契》，當世無出其右）不同，他講解的楞嚴經通通透透，圓融無礙，就像看著手中的琉璃盞一樣。
《楞嚴經》一開始就是本師釋迦摩尼佛以“邏輯悖論”破掉了阿難以“自我意識”確定 “眼前世界”的真實性、真理性，即佛祖不僅早於西方人2000 年就發現了“邏輯悖論”，而且他將邏輯悖論隨意運用到了極致，破掉了阿難對“意識”和“世界”的種種猜想與推論，令阿難不得不放棄“我知”的執著（這也是西方現代哲學的源頭——“我思故我在”）。而後佛祖才講解他在最高禪定中看到的真相和真理——意識（第六識）是第七識（我執識，自私自我意識之核心）與眼耳鼻舌身等五官（五觸）結合而來，我執識是自我自私自利之源，它隔離第六識與第八識（阿賴耶識）中前世業力因果習性，而第八識是從第九識（根本淨識，也就是如來藏）中而因為最初一念無明或執著而來。那麼，什麼是“如來藏”呢？它是佛的法身，遍布於無量無數宇宙的一切空間和生靈中，“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至於人的精神靈魂並非因為肉體死亡而灰飛煙滅，而是進入了“六道輪迴”。而人類社會、自然與宇宙的至高無上的法則正是“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連佛也必須遵守這一法則，並與之合二為一。
這些文字在中國2000 多年曆史中往往如同“天書”，我因為有西方哲學的功底，卻很快理解了——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概念，第七識（我執識）與他描述的“潛意識”近似；而第八識（阿賴耶識）則是“無意識”的更精準描述，但弗洛伊德並不知道它們從何而來，意識（第六識）如何能與潛意識和無意識自由溝通？而佛祖和諸大菩薩在《楞嚴經》則闡述了種種親歷的修正方法。至於佛的“法身”（如來藏、根本淨識）在中國古文化中很難表述理解——“既是有，又是無；既不是有，又不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等，就如同《道德經》講“道”為“道可道，非常道”、“玄而又玄，眾妙之門”等，你悟道了就悟到了，悟不到師傅也很難講清楚，只好拿棒子打徒弟的頭，這叫“當頭棒喝”，但絕大多數被打出了疙瘩也還是糊塗的，除非師傅是證果聖人（四果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和佛），能預知這一棒的開悟效果。而用西方哲學，佛法身卻很容易找到對應近似詞——“客觀存在”、“宇宙精神”。
《楞嚴經》也給我的第一個問題明確的答案，人無論出生還是死亡，肉體都是在變遷之中，肉體死亡之後，財富名利是無法跟隨的，唯一能跟隨的是靈魂寄寓其中的“阿賴耶識”，它裡面記錄了每一個人多生多世的生命密碼——福報、智慧與罪孽、愚癡等業力，當它得遇有緣父母結合，再投胎而來；而每個人此生的戲碼演完，肉身衰亡，它又會跟著業力進入“六道”裡另一種靈魂+ 物質的存在方式。而“人身”之所以難能可貴，正因為其是自然和宇宙的精華，是六道輪迴的樞紐，甚至是修正菩薩、佛的必經通道——人是可以在此生通過修煉而超脫六道輪迴，個人的“精神小宇宙”是可以與“大宇宙精神（佛法身）”融合為一，達到靈魂自由的。
這已經是我在人類文明中能夠找到的最好答案了，誠然我這個常人無法證明它的真理性。於是，我就用了一個笨辦法——就像以前攻破其他東西方理論“真理性”一樣，尋找它無法自圓其說的破綻。
從1993 年起，我用了十年的時間，遍讀了宣化上人講解的所有佛教經典，試圖找到佛法的破綻，結果卻成了一個不斷被佛法征服的過程。當我讀到《大方廣佛華嚴經》裡“無量無數世界海中生出無量無數的世界種”——已經不可思議的“三千大千世界”只是從一個世界種裡生出來的——現代物理學最前沿的“大爆炸”、“弦論”、“無限維度宇宙”等理論恰似為它註解，終於嘆為觀止。當讀到《金剛經》，釋迦摩尼佛最後說：以前所有講過的所有法門都是方便法門，要想意識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如來藏、佛法身），則必須“掃一切法、離一切相”、“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也就是說，喬達摩· 悉達多證得至高無上的佛法身果位（成佛）後，隨眾生根性機緣，一層層講解方便法門，又一層層自己掃掉這些法門，最後無一法可得——也就完美無瑕毫無破綻，實在是太高明了，最後將我徹底征服，佩服的五體投地！而佛祖也預見到了日後（現在）宗教被科學層出不窮的攻忤，於是他留下了“肉身羅漢”與佛菩薩的“舍利子”機制，使科學無法解釋，也因此無法破去佛教的真理性。這種自我防禦機制也是其它任何宗教所沒有的。
佛教對我而言，就這樣由不可思議，到嘆為觀止，再到佩服的五體投地，最終成為其最虔誠的信徒。宣化上人如同本師釋迦摩尼佛一樣，成為我此生，也將是來生，乃至無量諸生的恩師，雖然他在1995 年就涅槃了，我無福親眼見到他的慈悲之面。不過，儘管佛教是我內心堅固的信仰，但我迄今沒有舉行任何形式去皈依某位上師，也從未試圖去獲得居士證等。因為你如果真的懂了佛法，你就會知道：佛法身隨時與你同在；經書就是法師；“自淨其意”就是修行；甚至一花一葉都可以是老師。
就這樣，《楞嚴經》成為本人開啟智慧之書，由此深入佛學智慧大海，當我能理解釋迦摩尼佛所講的無量無數的世界海、世界種的時候；能明白帝釋天（俗稱玉皇大帝）大殿前的摩尼寶珠網——無數顆璀璨寶珠，發出無量無數五彩寶光，但這些光都絲毫不相互障礙，而形成光光相照、相互輝映的殊勝境界——圓融無礙的境界，由此本人借佛智慧，倡導“全息立體思維方式”，再回到世俗社會，面對種種人性複雜局面，種種社會疑難課題，甚至面對人類創造的最複雜社會系統— —國際貨幣金融體係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無獨有偶，知名學者盧麒元先生曾親口對我說，他早年讀了兩遍《資本論》都沒怎麼讀懂，後來在讀了《楞嚴經》後，於是很快徹底讀懂並融會貫通了。據本人所知，著名學者何新先生、知名貨幣專家向松祚先生、都深入研究過佛學，而《楞嚴經》是他們必讀之書的，因而擁有目光如炬的透視力。
以源於佛教和道家的智慧，我就可以輕易地破解了第二個難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源於西方，為什麼如此水火不容？
1989 年的那場社會動盪，至少表面上是西方的兩種思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場角斗。這種較量，從最初英國“羊吃人”與勞工罷工開始，到馬克思（德國哲學家 1818-1883 ）與亞當· 斯密（英國經濟學家 1723-1790 ）的理論較量；到馬克思組織了共產國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開始有組織的階級對抗；到蘇聯與中國先後誕生，兩種意識形態附加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競爭；到前蘇聯與美國的相互核威懾將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邊緣……直到今天，都一直沒有停止過。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理論都源於西歐，都是白種人所創，都屬於基督教文明，都是文藝復興的結果，卻為什麼如此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呢？其實，這並非僅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鬥爭的特殊性，即便是資本主義現代強國之間，西方也發生了慘烈二次世界大戰——無所不用其極地消滅同種同宗教的對方。事實上，西方現代文明就是一種矛盾鬥爭永不休止的文明。
其實，它貌似源於資本家與勞工的階級利益對立，根源卻在於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其文明的淵源是猶太教、基督教“人與神（上帝：猶太上帝是無形無相的；基督教上帝是人格化的）”的對立，“人”無法自證為“神”，正如斯賓格勒所言——“人的精神小宇宙”與“大宇宙精神”是割裂的，無法融合為一。因此人就成為了自然和宇宙的孤兒，“我”是孤立的，“我思故我在”（英國哲學家笛卡爾 1596-1650 ），必須獨立求存，“他人即地獄”（法國哲學家薩特1905-1980 ）。
由此，“我”與“他”變成了截然相對的“二元沖突”。即“二元對立衝突”成為西方文明的核心“源代碼”。如果用中華《易經》的語言，就是水火不容，即火（離）在上水（澤）在下的“睽卦”——相互乖離，水火不容，相互矛盾，諸事難成。
在“姓資姓社”的二元對立中，資本主義源於是資本家自我意識的自私自利——資本獲得利潤是天經地義的，即理應按資本分配；社會主義貌似是大公無私，是建立在“勞動是人的第一需求”人性假設基礎上的，但它卻實際符合了勞工階層的自我自私需求——按勞分配乃至按需分配。由此西方社會分裂為兩個階級，以符合各自利益的理論為旗幟，相互鬥爭不已。
中華傳統文明的思維方式不是這樣的，它與西方文明有兩個根本區別：1 、無論是道家，還是佛教，個人的小靈魂與自然宇宙精神是可通的，個人是可以通過修行達標而成聖、成神的，因此中國人追求“內聖外王”（個人層面）、“天下大同”（社會層面）、“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層面），追求個人身心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2 、在中華文明的“太極思維”中，“私”與“公”不是簡單割裂對立的，而是私中有公，公中有私，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可以相互轉化、互為因果的。《禮記· 大學》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就是以“一人之私”最後不斷升級為“天下之公”；《道德經》也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即聖人的私心，也是天下的公心；佛教“菩薩道”——它以菩薩修行者的高級私心（放下物慾成佛），而來滿足大眾較低級的物質需求和精神依託的“私”，菩薩在大眾看來是“公”，而在他自己卻是有“私”的，而當他最後這一點成佛的“私”也放下了，完全沒有絲毫公與私之念、我和他之別，他就是佛了。
簡單而言，中華傳統文明的內核源代碼是“公私轉化”、“和諧統一”，因此，中華文明演化5000 年，中華精英對靈魂精神“道境”的追求可以駕馭物質技術的破壞力，對於自然破壞得很少，是一種低成本、慢速度的循環生態文明；西方現代文明的源代碼則是“對立鬥爭”——人與自然鬥；人與人、組織與組織、階層與階層、不同國家與意識形態不斷地鬥爭或競爭，這極大地刺激了競爭技術的創新，以加速度的方式透支人的精力和自然資源，僅僅三四百年的時間就對地球涸澤而漁了。
從國家文明角度，這種急速刺激科學技術軍事裝備升級的西方現代文明，這種內部通過民主制衡緩和矛盾，對外侵略掠奪以滿足內部日益增長物質需求的政治經濟體制，以超強大的競爭力在19 世紀中期以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裡，以壓倒性優勢戰勝了其它諸種文明，迫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文明轉向學習西方現代文明式的生存競爭方式，以“師夷制夷”，也必然有人以前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為楷模，有人以美國資本主義的成功為樣板，這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也必然演變為中國內部意識形態和利益之爭，從1921 年開始，這種鬥爭就從未間斷，一時東風壓倒西風，一時西方壓倒東方，那一年的社會動盪只是這種較量歷史中的一次波瀾。
西方現代文明的對立鬥爭演變至今，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一則對自然資源的消耗透支已經達到了地球承受力的極限，文明和國家間爭奪有限的地球資源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而主要大國間擁有的核武器完全可以相互毀滅；二來，由於人工智能、機器人革命迅猛推進，勞工的勞動價值正被機器人大規模替代，正被資本所加速拋棄，勞工階層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勞資衝突將迎來其最後的“終極火併”。
最可怕的是，由於西方現代文明不承認人的“神性”，不承認人作為“宇宙萬物靈長”，可以將個人“精神小宇宙”與“大宇宙精神”融合的獨特價值，只知鼓吹推崇物質技術創新，最終必然導致“人工智能”超過人“意識”的邏輯推算能力極限，就像現在人工智能Master 橫掃人類圍棋精英一樣；也必然導致機器人超過人的體能極限，最後引發人類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恐懼，乃至崇拜，最後自我否定人類存在的意義——這也是人類文明最終極的“異化”和自我毀滅之路——不能排除在未來某個時間某個技術瘋子，在自己肉體即將死亡前，將大腦與人工智能連接，控制機器人而最終消滅了人類。在很多好萊塢電影中，比如《黑客帝國》，已經N 多次預演了類似的未來，而人類早已淪為待宰（待拯救）羔羊。
而在這個末路狂奔之中，唯一能夠阻止乃至逆轉它的是——中華文明的精華——人的“神性”，能被中國人乃至人類所重新發現和認同。而要達成這一目的，必須阻止西方現代文明徹底完胜中國，阻止西方文明徹底驅逐摧毀中華文明精華。針對於此，中國人必須至少在西方現代文明最擅長的領域：1 、軍事技術和戰爭能力；2 、國際貨幣金融競爭力，能夠與西方打個平手，甚至戰而勝之，方能令西方精英重新認識中華文明智慧精華對當今人類至關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才可能合全人類精英之力去拯救人類的未來。
由此，捍衛“中華文明智慧精華之元氣”就成了本人認定自己在世俗社會的使命。這就是2010 年初本人創辦智庫命名“中華元”的第一個淵源。
這種使命感是本人讀了《道德經》、《楞嚴經》後開始萌芽，在讀了《華嚴經》和《金剛經》後，大約在2003 年前後得以成熟。而 我捍衛“中華智慧之元”——的努力也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自發的潛意識階段（1995-2003 年）；其後是自覺的主動意識階段。
1990 年代中期，中國開始了經濟體制全面改革，一方面加快對外開放，一方面探索國企的股份合作制改造。當時作為《工人日報》安徽站記者的我，直覺感受到中國將在經濟領域遭遇來自於西方跨國公司的巨大挑戰，中國經濟未來潛伏著遭受西方資本寡頭衝擊而崩潰的危險。於是在這個方向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精力。
當時恰逢中國改革兩條主要思路在安徽的激烈較量。一條是當時國家主要領導人倡導的對國企實施股份合作制改造，其在安徽省試點；另一條是主要經濟領導人力推的國企對外資“靚女先嫁”，對外資實行超國民待遇，當時安徽省會合肥市也是先行者。故而這者形成了激烈的衝撞，形成了兩個典型案例：一是滁州揚子集團的股份合作改制，宣中光父子及經營管理層獲得了企業股份控制權，結果受到了國務院三部委的調查和否定。二是合肥市的開元輪胎廠因上了國內第一條全鋼子午胎生產線，因資金短缺經營困難，企業試圖通過股份合作制改革自救，卻被市委書記主導將控股權轉讓外資，而省委書記試圖阻止。
在這場改革開放經濟領域中的第一輪重大博弈中，本人適逢其會，全身心投入。我先對安徽省多地市的股份合作者探索進行了深入調研，發表了系列調研文章，認為，這是符合中國國情，改革國企痼疾，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正確方向。然而，當揚子這樣的知名大企業也開始股份合作制改革後，風雲突變，“一賣了之”、“一股就靈”的輿論壓力四起，國務院三部委到滁州調查要否定該改制，但我仍頂著壓力客觀報導了揚子改制，並認為不能以揚子改制技術上的爭論而否定股份合作制改革方向。後來《工人日報》不敢報導，最終該報導在《南方周末》刊發。
而對於開元輪胎廠的爭議，調查表明，開元輪胎廠的困難是因為上了國內第一條全鋼子午胎生產線，受一時資金短缺所困，如果政府能夠給與資金及時扶持，再通過股份合作制改革激發職工積極性，它完全可能成長為國內輪胎業龍頭企業的。但當時的市委書記卻強行主導讓一家外資公司收購控股。於是，我撰寫了《頂住跨國資本衝擊》一文發表在《工人日報》上，在安徽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的省委書記親自前往調研，試圖阻止外資收購，推動開元輪胎上改制自救。但最終還是在中國積極加入WTO 的氛圍中，對外資“靚女先嫁”逐漸成為主流，開元輪胎廠最終還是被外資併購。這家民族企業永遠地消失在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長河中。
試圖通過保衛“股份合作制”而捍衛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元氣，本人在湖南瀏陽再次全力以赴。湖南瀏陽這個“煙花之都”進行了全面的股份合作制改造，也遭到了國務院四部委的調查。我與駐湖南記者方大豐一道，調查了一個多月，採訪數十家企業、數百人，寫成了1.8 萬字的《潮動瀏陽河》為之鼓與呼，當時的《工人日報》總編輯張宏遵鼎力支持，予以發表。由於瀏陽改制很規範——以淨資產價格轉讓，不逃廢銀行債務，再加上輿論的支持，最後調查不了了之，其改製成果才得以保留下來。
儘管我們已經竭盡所能，雖然不能說是一敗塗地，但是在當時的主流氛圍和跨國資本的強大攻勢面前，我們的確猶如螳臂當車。其後不久，支持我們的《工人日報》總編輯張宏遵被免職，藉口雖然是一次新聞事故（他並無直接責任），但我認為他是因為力挺股份合作製而得罪了某位領導。而我通過調查和思考，寫出第一本書《平衡木上的中國》——認為中國是大國經濟，不能師從新加坡、香港那些彈丸之地的外向型經濟，應該通過鼓勵股份合作制，提高內部競爭水平，進而擴大內需，走獨立自強的發展道路，然後再逐步適度開放。不能以“開放促改革”為藉口，使開放越來越超前於改革，否則，走在平衡木上的中國，最終會因為手中平衡桿的“開放”一端太重，“改革”的一端太輕，而人最終會失去平衡掉下平衡木。遺憾的是，在某位領導的霸道禁言令下，這本書轉輾北京、廣州、深圳多地，甚至有書商都付了2 萬元訂金，但最終還是難見天日。
誠然，現在回過頭來客觀地看，中國當時選擇了“靚女先嫁”、“超國民待遇”，實際以美國的標準加入了WTO ，有其歷史必然性。一方面是主流精英由毛時代的自尊自強不斷逆轉為鄧時代對美國的崇拜和迷信；另一方面，從權力尋租的角度而言，向外資出讓牌照的利益顯然比給內部員工要大額集中。而最重要的是，美國借李登輝製造“台海危機”，兩個航母戰鬥群兵臨台海，對中國和平發展施加巨大的軍事威脅，隨時能中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即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選擇。
儘管如此，包括本人在內的“自我改革派”的努力並非一無所獲，像華為、華立等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成果還是保留了下來，為中國自主產業競爭力保留了一些元氣，不至於產業經濟全面潰敗，被外資全面控制產業鏈。
如果說1995-2000 年本人試圖捍衛股份合作制只是一種自發的努力話，那麼從2004 年-2010年，本人不惜代價地捍衛“中華貨幣金融安全”的奮鬥，則是自覺地服從捍衛“中華文明精華之元氣”的行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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