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的上海火車站,春寒尚未散盡,宋教仁剛結束國民黨議會競選的奔波,西裝口袋裡還揣著擬好的政黨內閣方案。一聲槍響驟然劃破人群的嘈雜,他踉蹌著扶住站台立柱,鮮血迅速浸透了衣料——這一槍,不僅擊中了他的身體,更擊中了民國初年剛萌芽的議會政治。
被緊急送往醫院時,宋教仁的意識仍清醒,見著趕來的於右任,這位素來沉穩的革命志士,終於難掩劇痛與不甘,輕聲說「我很痛,估計是活不成了」。他沒提兇手是誰,沒怨命運不公,先惦記的是南京、北京、東京三地的存書,那些陪伴他走過反清歲月的典籍,是他留給這個國家的精神火種,故而鄭重託付「捐給南京圖書館」;而後才說起家貧無依的老母與年幼的孩子,字句裡滿是牽掛,“希望你和黃興老兄,還有其他朋友能照料”,寥寥數語,盡是革命者的家國大義與為人子、為人父的柔情。
被緊急送往醫院時,宋教仁的意識仍清醒,見著趕來的於右任,這位素來沉穩的革命志士,終於難掩劇痛與不甘,輕聲說「我很痛,估計是活不成了」。他沒提兇手是誰,沒怨命運不公,先惦記的是南京、北京、東京三地的存書,那些陪伴他走過反清歲月的典籍,是他留給這個國家的精神火種,故而鄭重託付「捐給南京圖書館」;而後才說起家貧無依的老母與年幼的孩子,字句裡滿是牽掛,“希望你和黃興老兄,還有其他朋友能照料”,寥寥數語,盡是革命者的家國大義與為人子、為人父的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