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今天下午舉辦的朗潤·格政論壇上，對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到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做出了他的解讀。林毅夫認為，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利用后發優勢，來加速他的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現代化，是能夠縮小跟發達國家差距的。但是二戰之后，多數發展中國家卻陷入了低收入陷井和中等收入陷井，他表示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國家的關係。
林毅夫稱，發展中國家必須要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但是也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主要原因有兩點：一，發展中國家如果一下子把各種原來存在的扭曲保護取消掉，那些產業就全部要垮臺，造成很大的失業帶來社會不穩定政治部穩定，所以需要有政府在。第二，如果沒有政府的協調支援，那基礎設施的完善很難由單獨的企業自己來進行。
以下為其發言實錄：
林毅夫：各位老師、同學們大家下午好，很高興有機會參加朗潤格政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我想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當中提到的政府跟市場的關係談我一點新的體會。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當中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我們知道在我們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的認識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不斷深化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當中，當時主要的體現還是計劃經濟的一個特點，由政府來調各種比例關係。后來就進步到以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當時對政府跟市場的關係定位是這樣的，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設定起基礎性的作用。
那么這一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提法是使市場在資源設定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固然這只是幾個字的位置的擺放，從基礎到決定作用，我相信這是我們改革開放進程當中充分體現我們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對我們進一步的持續地健康的發展我們的經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打下一個非常堅強的基礎。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當中，再一次強調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我相信這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保證。其實不僅是對中國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最重要的關鍵，其實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同樣發展是解決問題實現國家現代化提高人民物質的一個最重要的發展。
但是我們從經驗事實來看的話，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全殖民地國家或者半殖民地國家擺脫了殖民半殖民的地位以后開始追求他們國家的現代化，希望能夠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但絕大多數的國家並不能夠實現這個愿望。從統計數字上我們看得到，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只有兩個發展經濟體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然后進入到高收入，一個是我們台灣，一個是韓國。那么只有十三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在西歐周邊的原來跟西歐差距不大的國家，另外是日本與亞洲四條小龍。全世界18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這個數字來看可以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是長期陷在低收入陷井和中等收入陷井。那么為什么會是這樣子？從我研究發展經濟學來看，最主要是沒有處理好政府跟市場的關係。
我們知道發展從本質來講的話其實不難理解，所謂發展也就是平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就是物質不斷提高的基礎。勞動生產力水平必須不斷提高，它不斷提高的載體又是什么？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如果一個國家技術不斷創新產業能夠不斷升級，那么它生產的規模市場的范圍、對資本的需求會不斷加深，在這種情況之下，它的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那么作為上層建筑的各種制度安排也必須跟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也必須不斷完善。
在這個過程當中，從工業革命有很多發現，發達國家由於它的技術、它的產業是在世界前沿的，那么它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必須自己發明，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大。從實際表現來看，我們知道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平均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每年2%，加上人口增長1%左右，發達國家平均增長速度每年就是3%，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既然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發展中國家當然也必須這么做，不過我們知道發展中國家有后發優勢，可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作為他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那么他的成本跟風險比發達國家低的多。那么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這個優勢的話，它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兩倍三倍於發達國家，也就可以8%、9%、10%的增長。
但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不能夠利用這個后發優勢來加速他的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現代化，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最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當時的發展理論、發展思路是所謂的結構主義。西方以政府主導的方式來克服當時市場失明，推進重工業發展的戰略，也就是高度強調政府在資源設定上面的作用，忽視了市場作用，結果是用意非常好，也建立了一批重工業，但是經濟發展績效非常差，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那么倒回來，七八十年代我們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開放，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也都在改革開放。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當時主流思潮是所謂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的作用，忽視了政府的作用，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讓市場設定資源政府退出。結果導致的結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所倡導方式的國家經濟是崩潰，從它的經濟增長速度跟六七十年代相比更慢，危機發生頻率還更高，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只重視市場忽略政府。
這么少數幾個，我前面講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十三個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經濟體有共同特點，是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是有有效市場，但是政府在發展過程當中還是積極有為的。那么為什么有效的市場跟有為的政府這么重要呢？因為如果經濟要發展好必須有競爭力，我們知道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是一個國家形成競爭優勢的前提。那么要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是經濟學家的語言，企業家怎么發展，如果價格能夠成功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勞動力多了的時候勞動力相對便宜，資本多了資本相對便宜，那么企業家不管在選擇技術選擇產業的時候就能夠按照這個國家這個經濟體當時的要求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選擇技術，這樣的經濟當然就會非常具有競爭力。所以有效的價格信號是前提。
這樣的價格信號怎么能夠形成？只有在充分競爭完善的有效市場體制之下才能夠形成，這是一個國家真正有競爭力的制度的前提保證。那么市場為什么要政府，因為經濟發展過程本身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隨著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完善，作為上層制度也必須跟基礎設施相對應不斷改進，而基礎設施的完善跟政府制度的改進不是一個單獨的企業家能做的，必須由政府上層設計或者政府尋找私營部門來進行。另外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是創新就有外部風險，也必須由政府來平衡。這也就是說一個發展中國家必然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但還要加上一個有為的政府。
有為的政府在轉型中國家尤其重要，為什么？
第一，轉型中國家在轉型的時候有一個特點，首先他對過去的收入戰略建立了一批違反比較優勢沒有支撐能力的企業，如果說一下子把各種原來存在的扭曲保護取消掉，那些產業就全部要垮臺，造成很大的失業帶來社會不穩定政治部穩定，所以需要有政府在。
第二，轉型中國家還有一個特性，本來資金資源非常差，全部用去發展那些看來很先進資本密集的產業，導致轉型中國家基礎設施一般非常差，如果沒有政府的協調支援，那基礎設施的完善很難由單獨的企業自己來進行。再加上也有很多制度的不完善，必須有上層頂層的設計。所以對一個轉型中國家來講，固然是要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去轉型，但是轉型當中並不是政府甩手不管，就會自然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那么經濟會快速發展。
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概念，隨著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推行的是所謂的雙軌制，一方面對原來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資本密集技術相當先進的國有企業必要的保護跟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對原來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力比較密集小型傳統產業的準入，讓市場發揮作用，靠這種方式我們維持了穩定跟快速發展。那么在穩定跟快速發展過程當中政府積累很多資源改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上層建筑的制度安排。這種維持了過去34年來平均每年9.8%的經濟增長，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這樣一個轉型的方式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這個代價最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斷分化，在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腐敗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為什么是這樣子？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這些大型企業，我們就保留了一些價格信號的扭曲，比如說金融上面是有抑制的，資金的價格人為壓低，資金被大型銀行跟股票市場，主要是被大型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給予補貼，他們比較富裕。通過這種金融抑制的方式就對這些所謂先進大型企業保護補貼，把錢放到金融體系里面，那些中小企業一般家庭相對比較窮，相對比較窮的人保護補貼相互比較富裕的大型企業，這是我們發展過程當中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完善。還有資源是稀缺的，但是資源稅費基本免費，誰能拿到資源開展權馬上就能致富，還有金融行業的壟斷等等，這些扭曲是在轉型過程當中為了讓那些原來符合比較優勢的企業能夠生存的必要措施，但是這讓收入分配越來越惡化。而且那些扭曲實際上創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會有尋租行為，尋租是一個經濟學的中性描述，實際上也是腐敗貪污現象越來越普遍的催化。
我們改革必須與時俱進，為什么？因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是極端貧窮的國家，1978年的時候我們人均收入只有155美元，比當時撒哈拉沙漠以南世界最窮的非洲國家平均1/3還不到，所以是極端貧窮的國家。那些大型資源密集產業如果不保護補貼就會破產倒閉，帶來大量失業。所以當時保留一些保護扭曲，讓這些大型企業能夠繼續生存，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經過34年的快速發展，2012年人均收入達到6100美元，我們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金已經不是那么短缺。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大型重工業現在很多符合比較優勢，可以在國內國際市場上競爭，像汽車產業、重型裝備業，這種情況之下如果繼續保留那些扭曲已經變成雪中送炭錦上添花。所以我們這一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讓市場在資源設定上起決定性的作用，消除各種扭曲保護補貼，讓市場設定資源。我覺得可以讓我們的經濟一方面更好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二一方面也可以解決改革開放遺留下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經濟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還要繼續發揮好的作用，因勢利導，一方面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環境、解決外部性的問題。如果能這樣做的話，我相信我們的經濟還可以持續的穩定的健康的而且比較快速地發展。我相信中國還有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長潛力，如果能夠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充分發揮后發優勢，這個潛力就能比較好地發揮出來，這樣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在2010年基礎之上翻一番，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基礎之上翻一番，這個目標能達到。2011年的時候我們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翻一番8800美元，加上人民幣升值我相信在2020年可以達到12700美元，如果2020年沒達到，我相信2021年能達到，2021年沒達到，2022年也一定會達到，也就是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之下，我們可以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因為12700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邁出非常堅強的一步。
鉅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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