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2日 星期五

甘迺迪 上一秒談事 下一秒調情

難蓋棺論定
對當代史學家而言,約翰甘迺迪最令人難解之謎,不是誰殺了他,而是如何對他蓋棺論定。著有《甘迺迪最後百日》(暫譯)的名作家克拉克(Thurston Clarke)日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透露他動筆時,已閱讀40本相關書籍,但最後累積到300多本,加上無數文件、甘迺迪最後百日每天的談話紀錄等,只因他執迷於描繪出這位史上最複雜、神秘、難以捉摸的美國總統之確切輪廓。


不同人露不同面向

克拉克稱甘迺迪嚴格劃分和家人、幕僚、朋友的相處模式,親友對他的印象和回憶常互相牴觸。與他在智識上最接近的文膽索羅森,從未獲邀參加他的家庭聚會;《華郵》前總編輯布萊德利常和他家人聚餐,卻對他性好漁色一無所知。他的女秘書林肯對他和女人幽會知之甚詳。
甘迺迪死後數月,其內閣成員李比科夫和其弟羅伯出遊,訝異發現很多甘迺迪的事,羅伯都不知情,確認甘迺迪「向不同的人展現不同面向」。女史家柯伊特1953年和甘迺迪會面。她在口述歷史中透露,甘迺迪可以「機械式」轉換面貌,上一分鐘還在談知識,下一分鐘就「像14歲高中美式足球員般」勾引她。
甘迺迪在祖國的評價褒貶互見,但在歐洲的明星光芒仍閃耀至今。50年前蘇聯在柏林豎起圍牆,區隔共產鐵幕與自由世界後的2年,他在西柏林演講時用德語說出的「我是柏林人」,展現民主世界領袖對抗蘇聯的決心,歐洲人迄今難忘。編譯李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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