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3年進入華爾街，我那年賺的錢是前一年收入的14倍，是我父親最好年份收入的3倍。為了賺到那些錢，我幫助公司設計了許多金融產品，把它們包裝得看起來很簡單，但實際上需要很複雜的數學知識才能弄明白。於是我第一年就受到了老闆們的熱情讚賞，他們稱讚我很聰明並額外給了我2萬美元獎金，這讓我驚喜不已。
我們將這些產品賣給許多投資者，但他們並不完全明白自己買的是什麼。我們稱他們為“無知的日本人”。我們公司的利潤極為可觀，高達數億美元。 5年來我們最賺錢的產品是一個行話稱為“YIF”的產品（Yield Indexed Forward）。
但後來，投資者越來越聰明，他們意識到他們買的東西很複雜，充滿了隱藏的槓桿，這些槓桿在市場承壓的時候變得極為危險。
我從來沒有和買家見過面，這是別人的事。我只是待在幕後。我的工作是通過和數學和巧妙的交易來挖掘更多的價值。但日本人會將我們競爭者的文件傳真給我們。文件顯示，許多競爭者的產品比我們更加大膽，而且賣得比我們更多。我們和日本客戶的會談結束時，他們總是敦促我們說：“我們不能落後啊。”
我曾經天真地問，這樣做合適嗎？然後我就會不斷收到律師和經理們的確認，表明他們同意這樣做。
一個高級交易員告訴我：“你現在是在一個大的市場中競爭。如果客戶想要一套紅色的西裝，你就賣給他們紅色西裝。如果這個客戶是日本人，你就向他收取兩倍費用。”
我意識到，我們公司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遵守華爾街的規則，努力不觸犯法律條文。我們盡力遵守一條不成文的“五點原則”：永遠不要試圖在一個客戶身上獲取超過5%利潤。
但一些競爭者才不管這些規矩。他們從每位投資者身上賺取7%-10%的利潤，將充滿各種隱藏陷阱的奇怪的產品賣給客戶。我一直覺得他們最終會面臨法律的製裁，至少也應該受到公眾的責難。
但他們沒有。相反，他們賺得更多。他們是真正的冒險家，嚐到甜頭後又推出更多的同類產品。
產品的持續暢銷逐漸打消了我的擔心。我會感到羞愧嗎？省省吧。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我的數學技巧感到自豪。從小到大，我一直都都藏著掖著，生怕被人們貼上“怪胎”的標籤。自尊和金錢是治療內疚感的靈丹妙藥。
在華爾街浸淫了幾年之後，我清楚地認識到：為了賺錢，你可以玩弄任何人和任何事。你越聰明，你就越有可能發現並利用監管或法律的漏洞，你就越聲名卓著。
沒有人會停下來，沒有什麼是不敢做的。這就好像你一直把車速限制在79公里/小時，但你卻一直看到別人加速到100、110，輕鬆把你超越，而你卻從來沒機會超趕其他人。
華爾街確實對那些試圖把速度降下來的監管者點頭致意，禮貌的揮手。每年，所有員工都要完成一個年度的合規培訓，在培訓中他們會學到遠離洗錢、內部勾結、內幕交易，以及如何將合適的產品賣給客戶。
在2000年初期的幾年，這種合規培訓已經淪為一年一度的形式主義。培訓變得只有一個小時，而且在一個很大的會議大廳進行。每個人都必須去一次，聽完演示文稿，然後簽到離開。
到了2007年，這種倫理教育已經形同虛設。你甚至不需要到場，只需要在網上就可以完成課程。面對長達一個小時的演示文稿，你只要不斷的點擊“下一頁”按鈕就行，哪怕你的注意力在其他地方。一些忙得不可開交的經理無暇處理這種“瑣事”，只需要付錢讓年輕的僱員代他們完成。
一種無需核實風險的文化充斥著華爾街，交易員變得越來越大膽，腐敗在整個系統中蔓延開來。到了2006年，只要你查看一下幾乎任何一樁大型交易過程，一定能找到一些違規之處。
2008年危機之後，監管者終於開始動手整頓。查出了一大批諸如LIBOR fixing、FX、ISDA Fix等醜聞。
在外人看來，這些名字複雜而奇怪的醜聞像是來自華爾街最不易察覺的陰暗角落。但其實不是，LIBOR、FX、ISDA都是金融最核心的要素，每天有數万億美元的交易都與它們相關。這些駭人的醜聞中揭露的都是華爾街日常的慣例性業務操作。
我猜那些在醜聞中被揭發出來的人會真心覺得冤枉：為什麼是他們呢？他們做的正是其他人也在做的，只是可能更加激進，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只是在做一直被灌輸的事情：繞過規則，盡最大的可能打敗競爭者。毫無疑問，他們過去這麼做都會受到褒獎，但這次，他們成了替罪羊。
這就到了問題的核心：誰應該為此負責呢？一定有人承擔責任，但真正應該承擔責任的人卻逍遙法外。這些人是老闆，是經理，是CEO們。是他們設立了標準，培育了這樣的文化；是他們愉快地管理這華爾街，並從華爾街的失控中大賺特賺。
為了震懾華爾街的瘋狂行為，我們應該懲一儆百。監管者的條例應該被遵守，而不是被利用。經理們明白在發生什麼，隨便問一個在銀行工作的人，他都會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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