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決定與新加坡模式

            張庭賓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了，其做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中國改革和發展之路，深入分析該決定，筆者有一個相當清晰的印象：中國此次變革思路借鑒了新加坡的模式。

　 　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極少數躋身發達經濟體者。它的成功，除了作為馬六甲海峽咽喉的獨特地理優勢外，更重要的是由它基本發展模式所保障。其模式一句話可以概括：經濟上相對自由市場化，而政治上高度強勢集權。在經濟上，它是自由貿易港，無論各國資本都得到同等保護，按照統一市場規則競爭；在政治上是集權而強權的，長期一黨執政，李光耀作為總理執政新加坡達32年之久，其子李顯龍是現任總理，其吏治森嚴，對於官員貪腐毫不留情，使其成為全球華人主導地區中官員最清廉的。對於破壞社會公共秩序的，新加坡管理也極為嚴厲，隨地吐痰、塗鴉不僅將被罰重金，嚴重的要遭受鞭刑。

　　新加坡在政治上的集權，以及給予官員貪腐和不良社會風氣的嚴厲懲罰，雖然在全世界範圍內有著廣泛爭議，認為其不符合西方式的政治文明和社會範式，但歷史證明了它是成功而有效的。

　　本次三中全會的決定與新加坡模式有頗多相合之處。

　 　在經濟上，最重要的一個突破是市場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原來的“基礎性”作用；在強調公有製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的同時，也強調非公有製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在此指向下，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將被“加快”；以上海自貿區為代表，中國經濟將更加開放。土地流轉意味著中國最後最重要的一塊資源也將市場化。

　　不過，對於資本項目可兌換如何“加快”——是2015年前就全面放開，還是到2020年全面改革基本到位時？土地流轉租賃主體是誰——是種糧大戶還是城市資本乃至外資？則在實際操作中仍將繼續爭議。本人認同著名貨幣專家余永定先生的觀點——資本項目可兌換要在國內改革基本成功後才能全面開放，否則內患仍在，外部市場衝擊可能使國內改革失敗；對於土地租賃主體，本人認為應以種糧大戶為主，他們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誠意是經過時間考驗的。

　　某些人士對此次決定強調公有製為主體的表述不滿，認為沒有達到他們國有企業全部或大部分私有化的訴求。其實，在新加坡，國有資本長期起到重要作用，比如聞名於世的淡馬錫投資公司成立於1974​​年，是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專門經營和管理新加坡政府投入到各類國有企業資本的國家資產經營和管理公司；公司以控股方式直接管理著23家國有企業，間接管理或控制的企業達到2000多家，在金融、電信、傳媒、能源、公共事業、基礎設施與工程、運輸與物流等產業領域，都有較大的發展。其所控制公司的營業額佔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13%，成立30多年來，淡馬錫的經營業績是淨資產收益率年平均超過18%，給國家股東的年分紅平均超過6.7%。

　　在經濟上更加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同時，此次決定強化了黨中央對政治經濟決策的常規性領導，強化了對地方政府和官員的體系性監督。

　 　官員貪腐歷來是一個政權、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心腹大患，官員既得利益擴張不能受到有效遏制和懲罰，勢必不斷侵犯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對公眾和社會進行涸澤而漁；同時會向外部勢力出賣國民和國家利益以牟取私利。官員的貪腐墮落勢必導致社會價值觀的畸變，進而引發社會風氣每況愈下。最終會造成政權、國家和社會的災難。

　　而在當今中國現狀下，通過建立和保障對官員的體系監督，是最現實有效的方法。決定就此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表現在三個方面：

　 　——推出了兩個特別重要的機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前者使得改革有了一個最高層次的決策機構，形成推動改革的絕對權威，這比某些人士呼籲恢復的體改委更高了一個層次，如此方可以破解阻礙改革的各種條條塊塊的既得利益；後者成為捍衛國家全方位安全的最高機構，可以統籌指揮國家機器的各種力量，在當今日益複雜的國內外諸多挑戰中保衛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過去政治體系中有一個缺陷，即常常一些部門成為法規的起草人，難免首先保護和擴張部門既得利益，增加種種審批權。此次《決定》要求:“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提高立法質量，防止地方保護和部門利益法制化。”這為今後取消部門草擬法規權，人大成為法規起草者，人大的獨立立法權得到增強埋下伏筆。

　 　——紀檢、司法將更加獨立和強大。《決定》要求：“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 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這將使司法得以較大程度避免地方的掣肘；決定要求“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從而更加明確了紀委工作由上級紀委主導的原則，使紀委的工作能較少受到地方的影響。

　　以上思路如果能夠得到落實執行，將使執政黨最高決策者統一領導下的更加獨立的多條線相互監督的體制得以形成，將使對官員的監督更有力度更有製度保障，有利於中國向新加坡式的清廉政治環境進步。不過，鑑於中國比新加坡要大很多，官員層級更多，僅自上而下的強力監管是不夠的。本人建議適時擴大基層人民民主，可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將村級民主直選擴大到鄉鎮級，直接選舉縣鎮人大代表，鄉鎮人大直接選舉鄉鎮長，並給鄉鎮政府定職能、定編制和定開支。

　　總而言之，三中全會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政治上，強化對官員的體系性監督；在經濟上更加自由和市場化，有利於社會各方面的活力充分釋放。

　　誠然，現實的挑戰仍然是非常嚴峻的，既有的發展模式在動力充分釋放後，其弊端在過去30年來不斷積累；當今人類社會對地球有限資源的爭奪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激烈的程度。故此，三中全會的決定讓國人看到了希望，但未來仍將任重道遠。

　　（作者為本報主筆，中華元智庫創辦人，聯繫郵箱ztb6006@sina.com）

    筆者新書《美元復興十年or中國痛苦十年》已正式出版 

 推薦詞：

     那些為人類的不幸充滿哀傷並且敢於吶喊的人，他的靈魂是最高尚的。庭賓就是這個時代的一位憂傷而智慧的吶喊者。內心的憂傷源於愛，對未來的警示和吶喊則源於責任。也許，只有當危機降臨，吶喊者的血與淚，睿智和果敢，才能被這個時代理解並深深銘記。

  —— 知名財經評論家   時寒冰

庭賓十幾年如一日獨立思考中國命運，此書凝聚其智慧心血，警示中國未來3年走到最關鍵時刻：民族文明生存面臨空前國際挑戰；國家高消耗發展模式難以維繫；國民西化生活方式無法持續，痛苦的再平衡在所難免。未來興亡將取決於——精英面對危難能否喚醒責任；民眾面對苦難是否放棄希望！

            ——上海東方傳媒集團副總裁、《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於中國與世界未來宏觀大勢的準確預判，已經成為企業家正確決策的基礎，企業在全球化競爭時代的重要能力。張庭賓曾在2001年預測中國迎來世界工廠機遇，2006年初預測美國金融危機，如今他又以此書論證了未來幾年中國經濟探大底和美元復興的趨勢，值得企業家重視。

                        —— 福耀集團董事長、中國慈善第一人曹德旺 

庭賓團隊對於中國經濟未來幾年的嚴峻預測，對一些習慣於繁榮增長的企業家來說，有些聳人聽聞。但他們把握了未來演變的清晰邏輯，進行了兩年多的嚴謹論證，就不能一笑置之了。 

           ——中國企業傢俱樂部創始人、正和島創始人兼首席架構師  劉東華

 

本書前瞻性地揭示了未來十年中美經濟發展趨勢，尤其是對新興市場面臨的危機模式做了深度剖析，提出了中國如何擺脫危機的真知灼見，很具操作性。

                             —— 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李迅雷

  

 自序繁榮到危機轉變在人心
                          
       從樂觀到悲觀的時間是4年。
    2008年10月底，當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中國世界工廠陷入休克狀態時，不少人悲觀驚恐。筆者卻相當平靜樂觀，平靜是因為這場危機本來就在預測之中—— 2005年底本人就預測了美國金融危機；2007年初預測了中國奧運後的股災；2008年4月預測了中國世界工廠休克。樂觀是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實際是過度虛擬金融的危機，美國金融業價值向下低估，與此同時，中國製造的價值向上重估，中美戰略天平第一次向中國傾斜，中國國際地位將顯著提高。
    當時，本人建議藉此戰略機遇，中國應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推出創業版大力扶持高新科技、新能源、環保和循環經濟；扶持產業龍頭企業；金融業中下層向民間開放；建立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等等……倘若如此，中國經濟社會將邁上一個新台階，將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
    遺憾的是，在一場鋪天蓋地的4萬億帶動18萬億元的大興土木救市後；在一場轟轟烈烈的“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國際主義大戲後，這些建議要么被冷落，要么被扭曲。中國放棄了一次痛苦的經濟結構調整的機遇，而人為刺激延長了5年的經濟繁榮，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5年來，中國民力被嚴重透支，數十萬億元人民幣的民間財富被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透支；中國國力被嚴重透支，上萬億美元的國民財富被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國民享用。家庭、企業、政府和國家的財務槓桿——負債率不斷提高，如今已經位居全球前列。與此同時，美國經過痛苦的去槓桿後，不斷再造競爭力，如今已恢復為全球無可爭議的領跑者地位。
    一個國家就像一個人，當一個人被不斷的興奮期激發和透 ​​支身體的最後潛能，身體勢必越來越虛弱，乃至病重，甚至病危。對一個國家來講，就是危機、危難和危亡。在2010年10月的時候，我就判斷中國經濟未來難免探大底，這個底比2008年深，比1997年深；2013年初更進一步判斷：中國經濟金融危機已經在所難免。
    做出這個判斷的理性依據是，本人領導創辦的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從2011年開始，歷時兩年，對中國和美國的競爭力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戰略的平衡已經由向中國傾斜轉為向美國傾斜，而倘若中國危機，美國肯定會落井下石。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也的確按照我們擔心的方向惡化。
    從繁榮到危機的轉變，表面上是國力和民力被透支，本質上是這個國家的很多掌握權力和資源的精英自私而貪婪，當他們喪失了信仰，道德和責任難免被棄如敝屣，只追求物質肉慾享受，只為個人、家庭和既得利益集團謀福利，勢必犧牲國家和公眾的正當權益——在當今全世界最大的資產泡沫——中國樓市泡沫背後，是80後90後的億萬房奴，是他們被斷送的青春和被毀滅的希望！
    危機其實可以是轉機。如今看來，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經濟結構調整，實現制度與文明的升級，必需一場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危難。只有當所有的繁華虛榮均破滅；當所有的自欺欺人都破產，當物質享受的“海市蜃樓”徹底幻滅，國人都必鬚麵對赤裸裸痛苦現實，只能靠重建信仰找到精神自我救贖之路。
    中國人過去 ​​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未來或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美元復興十年？or 中國痛苦十年？》 目錄

  張庭賓等著中華元智庫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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