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120週年誕辰。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紀念是為了緬懷他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更是為了啟迪當下和麵向未來，針對性解決我們現實中遇到的諸多棘手難題，從而使我們有智慧有力量，能夠為我們的子孫後代、中華民族乃至人類贏得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毛澤東，而不是糾纏於昔日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
早在2009年8月16日，本人寫下瞭如下文章，認為毛澤東的偉大功績，除了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獨立自強的新中國外，另一個客觀的重要貢獻是，他用一種奇特的方式，擊碎了封建“鐵三角”—— 封建君王的個人神話崇拜、官僚精英犬儒的官僚性和社會大眾的奴性。使中國人普遍地實現了自我獨立意識的覺醒，啟迪了人民民主，而今已經演化為公眾對貪腐官員和主流精英的廣泛監督。
過去5年來的中國社會演變，特別是某些官僚和主流精英們，因他們的特權意識和貪婪自私，越來越走到社會公眾的對立面，社會公眾利用因特網等工具，與他們進行了持續的博弈和鬥爭——比如在轉基因主糧、虧欠社保基金大買美國國債、瘋狂膨脹的樓市泡沫等問題上。人民大眾越來越表現出越來越廣泛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民主監督意識。在全球範圍內，中國民眾實現了可以與美國民眾相提並論的公民意識的覺醒，在封建文化遺留甚深的東亞更是絕無僅有的。
這種難得的局面是怎麼來的呢？歸根朔源，源於毛澤東。這是毛澤東遺留下的客觀結果，還是他當年的就深思並設計好的路徑。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終結了一個中國2000年封建歷史上無人可以解決的難題——破除了“封建鐵三角”。由此，當今中國人民大眾才能對官僚精英進行普遍監督；未來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落實才有基礎，中國社會文明製度升級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這才是我們紀念毛澤東能夠獲得的最大重要的意義和最寶貴的價值。
毛澤東歸來：60年大典只欠強大中華魂
(2009年8月17日原標題）
張庭賓
毛澤東正從曼哈頓歸來
8月14日，高娓娓女士的博文——“毛主席天天都在曼哈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75bf700100eufu.html，在網絡掀起一個巨大的波瀾，短短一天多的時間，點擊率高達21.6萬，跟帖近2000，絕大部分都表達了對毛澤東的崇敬和理解。
比如下列網友的留言：
“毛主席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他的思想，才華，情感，都是中國最珍貴的財富。一門英烈，兩袖清風。現今的干部裡如果有百分之一這樣的境界，咱們中國還擔心什麼啊！”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如果是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人,我想大部分會懷念毛主席的.那些貶低毛主席的人才是真正無知的人.或是根據國外那些仇視我國的人的言論,或是根據那些本來就是站在人民對立面的人的言論.希望這些人好好學學歷史(當然不是別有用心的人編的歷史)。”
“文華大革命就是想讓小人物監督大人物。可惜毛沒辦成，可惜。現在誰能管錢大人。”
“原來說雷鋒出國了，現在連毛主席也出國了，心裡不是滋味。”，
“關於網上對毛澤東的評價反映出兩種不同階層的人，就是正義與邪惡的對峙，是一場新生沒有槍林彈雨的鬥爭，是一場維護中華利益與不惜掏空中華利益達到個人利益的鬥爭。 ”
當然也有攻擊毛澤東的，這些攻擊者往往連同維護毛澤東的網友一起攻擊，比如：
“腦殘們，在美國，希特勒的照片也隨處可見”
“其實美國人將老毛當猴子耍，我們的腦殘們還為之歡呼，真實腦殘何其多也
“幾個無知的美國人一忽悠，一幫小丑跟風上，可悲成這樣呢”
“是他愚昧的領導使中國發展的如此落後，中國歷代歷朝的當權者都是愚弄人民的好手，不是搞焚收坑儒，就是沒完沒了的搞運動，最後又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一篇博文會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和激烈的爭論，可能是高娓娓所沒有想到的，一天21萬的點擊率即使在新浪首頁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客觀地講，這是一篇更多帶有獵奇性的遊歷文字，作者顯然對毛澤東所知有限，她顯然不是某些人定義的“民族主義者”——這從她的博客的設計可見一斑——博客命名為“高看美國”——對美國的仰視或崇拜是顯而易見的，照片用的是博主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合影。她更多的是對一些美國人如此崇拜毛澤東感到驚訝。
儘管它是以近年來最常見的“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呈現，帶有一點反諷的意味和自卑的心態——高看美國的人，當看到一些美國人如此崇拜毛澤東，才想起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但是歷史並不在意這些細節，時代呼喚毛澤東的回歸，人民呼喚毛澤東的回歸，社會發展呼喚毛澤東的回歸，因此，這個女孩的曼哈頓的遊歷，並不影響它點擊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又一個最重要的敏感點上，並將引發一場重新認識毛澤東價值，重新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前誕生意義的思想風暴。
60年大慶只缺一個強大的中華魂
在看到這篇博文和網友留言之前，我在思考一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共和國離60年大慶僅僅一個半月了，為什麼整個國家，整個社會似乎沒什麼喜慶的氛圍，很多人都似乎有著一肚子的怨憤，甚至不排除不少人盼望60大慶出點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現象。
這個60大慶對於中華民族有著特別重大的意義。回顧中華5000年的文明史（必須強調的是這是人類唯一連續綿延數千年的文明，美國文明與之相比只是小孩子），也唯有西漢漢武中興和盛唐的開元盛世可以比擬。當今中國綜合國力之強大、文化之多元，社會之繁榮，文明之開放，大有跨越歷史高點之大格局。
中國歷朝歷代中，開國即為強大的漢民族全國統一政權的，也就是漢代、唐代，且漢唐在早期也未能統一漠北，而在60年前共和國一成立，中國除台灣以外就已一舉實現了多民族的統一。
從中國歷史經驗來看，一個政權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第一代之後的幾代，主要的危險來自於新的統治階層的貪婪享樂，放縱官僚對人民的掠奪。
漢朝幸運的是，經高祖、惠、呂后、文、景帝，61年後迎來漢武帝， 漢武帝劉徹英明神武，遇事決斷，善於用人，執法嚴厲，毫不容情，一掃漢早期精神羸弱，扭轉對內患安撫放縱之策，對外強曲意和逢之風，勵精圖治，犯強漢者， 雖遠必誅，遂樹我大漢之雄風，使“漢”成為民族永久榮耀之稱號。
唐亦如此，經太宗、代，再經武則天、睿、隆，59年後迎來了中興之王，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聰明精幹，勵精圖治，遂開創開元盛世。
漢唐所不同的是，李隆基從前代得到的基礎比劉徹更好。主要是武則天採取嚴酷吏治，嚴懲貪官污吏，令貪腐官僚聞風喪膽，這也使得她在官僚犬儒筆下得到了與雍正一般最惡劣的批評。武則天留下的良好吏治使李隆基的中興來的太容易，而李隆基在後期缺乏目標自我放縱，貪圖享樂，致釀安史之亂。
從盛世崛起的文明基因而言，大漢的昌盛源於道家與儒家衝突而融合，遂成為中華主流文化；盛唐源於中土的儒道中興與天竺來的佛家的衝撞和融會貫通，遂使中華文明達成了人類中世紀以前的極峰。
而今，中國不僅儒釋道正從民間中興、加上來自於德國的馬克思社會大同理想，來自於西方美國的民主、透明和程序公正的法制……當下中國文化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各種文明基因全都匯聚於此的超級繁盛之時，如經交戰而交融，完全可以冶煉出中華前所未有之偉大文明，世界前所未有的偉大文明。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我們很多國人對中國現在的良好的基礎，難得的機遇，難逢盛世之兆，看不見，聽不到，乃至不相信，沒興趣，甚至一邊吃肉，一變罵娘。經過了60年共和國中國人的奮鬥和努力，當今中國終於被世界各方有識之士寄予21世紀領導性國家的厚望時，而我們的很多人卻似乎連60年大慶的興趣都提不起來，這是為什麼？
在過去幾年中迅速現代化的人民解放軍三軍陣容已經準備好，天安門的舞台已經搭建好，鞭炮和煙花已經就緒，可是為什麼我們找不到舉國準備歡慶的感覺呢？
原因很簡單——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在這個60年的大典中，中國人尚沒有準備好給它安放一個共同的強大凝聚力之魂。
與此相反，在這個60年的大典之際，這個國家的某些“主流”精英們仍然在繼續妖魔化這個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在過去二、三十年中，他們動用他們的所有輿論力量，把毛澤東塑造成了一個固執、暴虐、貪婪、好色的獨裁者。在這個由毛澤東領導締造的共和國的土地上，自發擁戴推崇毛澤東的人被譏諷和侮辱為“毛賊”。以至於毛澤東的名字出現在主流媒體上都成為一大忌諱。
這個邏輯是很清楚的，由這樣一個“獨夫”領導的一個黨，由這樣的一個黨領導建立的共和國，由這樣的一個人宣布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麼，如果這個人是妖魔，那麼這個“黨”、這個“國”，這裡的“人民”的意志都失去了合法性。
不僅如此，連“中華民族”這個詞都在被妖魔化，人們不能談愛國主義，因為你談愛國主義，一定有人會給你戴上“民族主義”的帽子，甚至辱罵你為“愛國賊” 。這與美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這些人的眼中，美國人的愛國就是愛國主義，中國人的愛國就是民族主義，是狹隘民族主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連中華民族的合法性都被某些人士給取締了，那還有必要慶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呢？
一言以蔽之，我們之所以沒有慶賀60週年大典的強烈願望，是因為儘管我們在物質上萬事俱備，但是我們缺乏一個獨立、自信、自尊、自強的偉大的共同靈魂，因為某些主流精英的思維已經習慣曲膝於美國意誌之下，他們的精神已經習慣於長期跪倒在美國的“愛國主義”之下。他們已經習慣於羞辱中華民族的每一位民族英雄，他們已經習慣於美化歷史上每一個賣國賊。
作為中華核心靈魂的目標可以是“中國的和平崛起”、可以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以是中國是為人類做出重大貢獻”。但它們都離不開一個起點，這就是毛澤東——一個近百年來中華最偉大的英雄，甚至是中華文明史上最偉大的英雄。
簡言之，如果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不能給一個最偉大的英靈安魂，我們的國魂、黨魂、軍魂、民魂、民族魂將是永遠失魂落魄，最終難免淪落為肥大無魂的國家，乃至國將不國，族將不族，甚至重新淪落到亡國滅種的境地。
這是這一篇博文能夠激起萬千應和的博大歷史背景。
一個文化革命，東西方的兩種反思
直到今日，中國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毛澤東？
1935年10月，毛澤東寫下《念奴嬌崑崙》一詞，其中有云：“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好大的氣魄!誰人能懂。或許在毛澤東辭世33年之後，或者高娓娓的這一篇博文能讓我們頓悟——原來毛澤東精神“贈美”的那一截，美國人一直在珍視著，現在正要“還東國” ——中國。
我對毛澤東的理解和尊崇也是源於那一截贈美的“斷劍”。
直到7年前，在對毛澤東的認識上，我也是一度部分被某些“主流”精英洗腦的人。認為毛澤東是一個自私、暴虐的獨裁者；也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曾一度對其所謂的好色隱私頗感興趣。現在想來，那時的境界真低，真是很慚愧。
讓我開始產生轉變的契機也是來自曼哈頓，來自於曼哈頓上紐約證券交易所執行的美國證券交易法的兩個制度。
2001年8月，我採訪了郎咸平教授，郎教授向我介紹了美國資本市場中兩個非常重要的製度。一個是舉證責任在辯方，一個是集體訴訟。
“舉證責任在辯方”又稱“有罪辯護”。比如杭蕭鋼構這樣的案子，在它的一個虛構假造的非洲大訂單公佈之前，它的股價已經連續多個漲停了，它明顯涉嫌內外部勾結操縱股價，但是，如果按照中國目前的法律，必須由被損害的股民或者檢方掏錢請律師，並提供證據證明公司管理層洩露消息，操縱股價。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公司管理層和莊家聯合操縱股價的圖謀是非常隱秘的，散戶和檢方根本不可能獲得證據，也就是說，按照中國現行法律，我們根本不可能有力地打擊市場操縱，因為你根本沒有有效的工具，實質上構成了對市場操縱的放任。
那麼，美國怎麼做的呢？它實施了舉證責任在辯方，即如果杭蕭鋼構的股價提前異動的情況發生，杭蕭鋼構的經營者必須證明此事與自己無關，否則就是有罪的。這立刻將舉證責任完全逆轉了，因為這樣一來，經營者變成了無從提供證據，因此他們必須殫精竭慮地避免消息提前洩露，否則他們就是有罪的。
為進一步震懾經營者和莊家聯手操縱，美國還為舉證責任在辯方匹配了集體訴訟制度，即只要一個股民告杭蕭鋼構，他可以得到預支的律師服務，如果官司打贏了（而這樣的官司由於被告方舉證，贏起來很容易），被告需要賠償所有受損害的股民，律師費從賠償金中支出。
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制度是美國資本市場建設中非常卓越的製度，它從根本上消滅了內部人操縱坐莊的製度土壤。此舉將美國證券市場奠定為全世界最好的市場。
後來讓我感到深為意外的是，這麼好的製度，而且是從“民主、自由、人權”的示范美國引進的，重新顯示了公眾的民主與人權的力量，在中國某些主流精英言必稱西方，言必稱國際慣例，言必稱與世界接軌的環境中， 他們勢必夾道歡迎，迅速引進並開花結果。但現實讓我深感意外和遺憾。
面對這兩個非常好的製度，某些主流精英們一下子變成聾的，盲的—— 它們完全被屏蔽在主流話語之外。即使有人偶爾提出，也絕大多數是詆毀它的。與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被某些主流們極為冷遇的同時，股指期貨則被某些西化主流精英們大力吹捧，竭盡所能地推動。因而，筆者在網上搜索時，“股指期貨”高達上千萬條，而“舉證責任在辯方”僅僅2萬多條，而且大部分是詆毀的。
這就使我產生了極大的好奇。為什麼同是生於美國的製度，為什麼會有如此冰火兩重天的中國待遇呢？
思考觀察的結論是，這是某些主流精英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有意選擇的結果。因為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是社會公眾和弱勢者制衡和監督強勢者內部人操縱股市掠奪他人財富的製度，它必然為既得利益者，被權貴資本主義所不喜不容；而股指期貨呢？如果沒有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的製衡，它必然會成為更加放大股市強者和主力操縱市場的力量，加速剝奪中小散戶和公眾投資者的財富，即使股市成為財富從公眾向少數強勢者轉移的加速器。
這使人不難看明白某些主流精英們的真實動機，即他們崇拜的是錢大人，擺脫不了向利益，向金錢看齊的本質，為達利益最大化，財富增長最暴利化的本性。
隨著對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追踪的深入，我竟然發現，這兩個制度的源頭竟然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末，正是美國遭遇了來自社會主義陣營最大壓力的時候， 越南戰爭剛剛失敗，蘇聯人的衛星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上天，中國的文化革命在全世界範圍內產生巨大影響。美國國內的反戰風起雲湧，社會主義思潮一時非常時髦， 毛澤東當時也成為不少美國年輕人的偶像。美國當局對國內的紅色運動進行了血腥鎮壓。
面對如此強大的競爭壓力，美國和西方不得不圖變，即改變了原始資本主義的自由掠奪，開始引入福利主義，提高勞工待遇，研究如何遏制自私精英的貪慾和掠奪。這其中，美國精英階層特別關注的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美國的精英們對“文化大革命”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文革時毛澤東發起的一場針對官僚腐敗分子和自私精英的群眾運動。毛希望是通過這種群眾運動實現社會大眾對官僚腐敗分子的遏制和改造，以圖實現人民民主的烏托邦。但它顯然失敗了，因為這場運動是以群眾對他的個人崇拜而發動的，當時的群眾們把毛當成了神，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他，而當神不在了，群眾們必然變成一盤散沙。
不過，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美國政治精英們獲取了寶貴的啟發， 即群眾的街頭運動是戰勝一個既有政權的最佳方式。過去像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那樣的武力征服代價太大，勝算不大。由此它們將之總結提煉，成為後來“顏色革命”的重要形式——通過收買賄賂或洗腦競爭對手國家的精英，遙控對方的公共媒體，最後通過街頭的群眾運動，兵不血刃地瓦解了不少它們看不順眼的政權。
美國政治精英對毛澤東的尊崇是真誠的。美國最卓越的國務卿，最長青政治家基辛格（有趣的是，在最近一次的中美戰略對話上，中國的某位高官表達了對基辛格的崇拜）曾經說過兩段話，幾乎崇拜地極高評價了毛澤東，一是：“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的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第二是“ 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係，中國在人權等方面處於攻勢，美國處於守勢；後來倒了過來，中國變成了守勢，美國變成了攻勢。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時代中國在人權等問題上領先於美國。不僅領先於美國，甚至領先於世界，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
美國的金融精英們獲得的寶貴啟發是，借用文革中對於嫌疑者要求其自己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無罪的方法，總結提煉出了“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制度為己所用。一舉解決了美國資本市場300多年的市場坐莊操縱痼疾。
這也讓我首次對“文化大革命”的客觀作用產生了新認識，而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不能完全否定的，至少它的客觀影響中，有一條是推動了美國資本市場製度建設的重大進步。
而在毛澤東一手締造的中國人民共和國，這位開國領袖蒙受了長時間的羞辱和詆毀，他的精神一度只能寄身於邊緣農村的牆上、司機的儀錶盤旁、高原雪山上被解放的昔日農奴的供台上。公眾媒體平台上誰敢提毛澤東就是落後、愚昧和荒唐。真是匪夷所思！
與此相反，在他曾經猛烈抨擊的美國，他的作品卻被收藏敬仰在曼哈頓的書店裡，他的像章被作為寶貴的禮物被贈送，他的精神融入了美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製度建設中。
這種天差地別是為什麼呢？我們中國人真的理解毛澤東呢？
中國人真的理解毛澤東嗎？
我對毛澤東的進一步理解不是起源於主觀認同文化大革命，而是先認識到文化革命的客觀效果對中國社會進步產生的重大作用。
由曼哈頓傳到中國的“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的源頭是毛澤東。而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和公民意思的覺醒的源頭也是毛澤東，只不過它是一種物極必反的大破大立。
當今中國人獨立、自主、自我維護合法權力的公民意識是非常普遍的，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普遍的自私自利。在沒有經歷過西方文藝復興的情況下，這種普遍和深入的程度在整個東亞是不可思議的，絕無僅有的。
在東亞，即使是日本和韓國，仍然殘存著大量的封建主義的東西，比如日本自民黨的太子政治就是典型，國家隔三差五地換首相確實挺悲哀的，年輕人幾乎沒有反抗老人政治的任何可能，所以難免墮落，連一度日本活力像徵的酒井法子都難以倖免，淪落吸毒的可悲命運。
中國對封建主義的清掃在東亞是最徹底的，當下中國人的自私與自立，即使與美國相比也不遑多讓，人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奮鬥，盡力爭取——這其實就是現代公民意識的理念核心。
中國人的這種普遍的自私，普遍的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好聽點說就是現代公民意識的普遍建立，是怎麼實現的呢？這仍然繞不開毛澤東，繞不開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一生追求獨立、自主、自強，他最痛恨卑躬屈膝的奴才性，這種不長自己大腦，甘願接受別人奴役之性；它的另一面是稍微掌握點權力，就擺出一副父母大人的架子，不允許他人的獨立思想存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下者的奴性和上者的官僚性，同出一元——典型的封建性。
換言之，封建主義是由封建君王的個人神話崇拜、官僚精英犬儒的官僚性和社會大眾的奴性所共同形成的。即使封建王朝的崩潰和重建，也只是完成了一次三者之間的內部循環，並沒有改變乃至打碎這個“鐵三角”的穩定結構。
毛澤東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客觀上徹底有力地擊碎了這個“鐵三角”中的至少兩環。儘管它是以與西方文藝復興的道路截然相悖，但客觀效果卻殊途同歸。
毛澤東先是徹底擊碎了除他個人以外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山頭（以林彪為主要代表），大大、中中、小小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偶像，而任由借托者將自己的個人崇拜推上了歷史的最高峰，成為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唯一崇拜的偶像。
而隨著他的去世，毛澤東不在了，一個現實活生生的偶像幻滅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領域一下子出現了巨大的真空，即個人神話崇拜被徹底終結了，因為中國不可能再出現第二個毛澤東，中國歷史上也不會出現第二個毛澤東。
當國人一度無限崇拜，寄託了全部精神的毛澤東消失後，同時再也沒有其他的偶像可以替代寄託的時候，大多數中國人世世代代習慣性惡習——將精神寄託在他人之處，也不得不由此接受他人精神奴役——無處皈依。當然，曾經有一部分人寄託在崇拜美國，但現在美國的偶像也坍塌了；也有娛樂明星吸引了空虛的年輕人追星，但這些明星偶像生命週期比露水也長不了多少。
由此，個人的思想、主見、責任不得不回到我們自己的肩膀上的腦袋裡，我們被迫還原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還原為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但無論如何，或許直到今天，我們才突然發現，我們竟然已經成為現代公民，我們已經是獨立、自主的真正擁有自己大腦的人。
這是怎樣的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呀！毛澤東晚年評價自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奪取了全國政權；另一件事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毛澤東是主觀上就要通過物極必反達到今天的結果，那就不僅僅是大智慧了，更有勇於犧牲自己身後榮譽的超凡勇氣，如果他知道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仍要發動，那無異於把自己當作靶子，讓未來世人的砲火瞄準自己，並預設了“向我開砲”的指令。
毛澤東用將個人崇拜放大到極致的方法，徹底摧毀了中國個人神話崇拜；解放了習慣於被奴役的社會大眾的自由精神；當人人都理智氣壯地爭取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的時候，由此，數千年來，中國封建文明極為強大的另一環——自私精英、官僚權貴也喪失了對社會大眾輕而易舉的統治和剝奪的基礎。
知識精英的神話是如何被摧毀的
文化大革命的另外一個客觀效果是擊碎了知識精英的神話。
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官僚權貴和知識精英、儒家士子們從來都是榮辱與共，首尾相護，甚至是穿一條褲子的——犬儒士子祭出先聖禮儀，知識精英通過繁體不斷句文字壟斷知識信息，官僚權貴通過科舉制與前兩者結成利益共謀同盟。他們往往祭出祖宗之法，聖人之禮，乃至於令君王都不得不低頭順從。更以“勞心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的倫理理所當然地統治社會大眾——這也是毛澤東為什麼說“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原因。
這種同盟是極為強大的，不消說勞力者無力反抗。自宋朝以來，只有三個人是敢於直接挑戰他們，一個是朱元璋、第二個是張居正、第三個是雍正。但是他們最多實現的是短暫成功，朱元璋、雍正身後被官僚犬儒們書寫的歷史定位為“陰險暴君”，張居正死後家族淒慘，長子被逼死，他的屍骨差點被掘墓鞭屍——官僚犬儒對這個“叛徒”異常痛恨。
他們最終失敗的道理並不復雜，因為在封建“鐵三角”仍然頑固的情況下，社會大眾仍被愚民的情況下，朱元璋們只能做到殺雞儆猴，不可能把官僚犬儒們都殺光，還必須使用他們以維繫統治。而只要這些強者一死，天下還是官僚精英犬儒的天下。
這種強大的官僚精英犬儒集團令勵精圖治的王者恨多於愛，卻欲罷不能；而意志力薄弱的王者，往往選擇逃避，最典型的是明嘉靖皇帝，本來剛即位時也是滿有想法的，可是他想做的事，每每被官僚犬儒所阻，後來他惱羞成怒，索性來了個長期罷工——30年不上朝，以示抗議，他也不怕官僚犬儒們造反，他深知這些人也離不開他。
這些官僚權貴和知識精英、儒家士子的既得利益同盟，他們將佛和道的自律自修的真諦驅逐到了深山老林中，廟堂之上的儒學也背離孔子真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湧現了越來越多的犬儒偽君子，弄出了一套套虛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精神枷鎖，弱者大眾不可越雷池一步。皇權掩蓋之下是絕對的官權、父權、夫權，婦女和子孫變成私產，根本沒有自己的基本自由和人權，女人到清朝甚至普遍遭到“三寸金蓮”的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虐待，夫方的一紙修書隨時可以拋棄妻子。更談不到人民對官員的監督，偶爾能冒出幾個清官就是百姓的萬幸。
對這種封建官僚犬儒的明君子規則暗小人的系統規則，自古至今，最徹底鬥爭和摧毀的人，唯有毛澤東。毛澤東採用了簡化字，廢除了繁體字，徹底拆除了犬儒們設立的知識門檻，還社會大眾以學習權和知情權；毛澤東的一句“婦女能頂半邊天”，將中國婦女從父權夫權壓迫中，從裹小腳的虐待中解放出來，儘管近年來有所反彈——笑貧不笑娼之風一度盛行。但是，今天的中國婦女的解放程度在全世界仍名列前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將官僚系統的壇壇罐罐全部打破，讓官員們普遍嚐試了直接對人民大眾交代負責的滋味，也是讓人民大眾嘗試了當家作主的滋味。儘管當時的人民大眾並不具備這種能力，甚至不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最後被別有用心的人所濫用，造成了社會動蕩之劫。
但是，毛澤東還為中國社會發展做了一次試驗，探索了一種可能，做出了一種努力。儘管失敗了，但他的精華卻被美國人所吸納了，並在今天將要“還東國”，不能不讓人驚嘆於歷史的邏輯之美。
對自私精英的文化改良主義
至今仍有很多人會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太殘酷了，太不人道了。對官員約束的太嚴厲了，太沒人性了。
在歷史上，武則天、朱元璋和雍正都曾經受到過類似的評價，其實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希望能夠遏制官僚精英們太過貪婪，如果他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所在的王朝的統治會比較長久些，否則他們的子孫將“死無葬身之地”的日子將更快到來。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最終統治者——包括封建帝王和官僚精英和犬儒總會走到社會大眾的反面。社會大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究會用血和暴利推翻前者的統治。
每一次暴力革命都是對既得利益者的殘酷清洗，即使在國外資本主義革命也是如此，法國大革命羅伯斯庇爾的斷頭台迄今仍然令後人生畏。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80多年前的斷言：“能夠推翻和廢棄金錢的只有血”。
這是一個人類共同的悲劇，迄今沒有人能夠有效打破它。
人類社會的矛盾主線始終是兩個：一個是大眾和精英的鬥爭，二是社會精英與自私精英的鬥爭。其居於最核心的是社會精英與自私精英的較量，所謂自私精英是為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者，為實現物質、金錢、享樂的最大化而無所不用其極者，他們的價值觀的核心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官則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社會精英是以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為皈依，為實現這一目標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獻出最寶貴的生命，他們價值觀的核心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代開太平”，從政則是“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
人不會天生成為“大我”的人，他的大我追求往往來自於信仰和理想，在於以人民的幸福為自己幸福，以人民的苦難為自己的苦難。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文明，其社會精英應當能有效地遏制自私精英，大漢和盛唐時期社會精英薈萃無一不體現出這樣的特點。
而一旦讓自私精英佔據上風，那些最聰明最有權力的精英很容易就能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方法，相互苟合共同算計弱者，威逼利誘欺瞞訛詐社會大眾的利益。在當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對當下中國，尤其突出的是國內自私權貴與國際上金融寡頭的苟合，最大程度最快速度將中國真實的資源和財富通過各種方式向西方特別是美國轉移。並進而試圖摧毀中國經濟和金融系統，徹底瓦解獨立自強的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因為只要中國越來越強大，他們必定噩夢難止。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當統治階層中的自私精英得不到有效制約，越來越貪婪暴斂，當社會大眾最後被掠奪剝奪到一無所有，當他們“失去的是枷鎖，得到的是整個世界的時候”，他們就會用血和火群起而顛覆自私精英的統治，將他們置於血腥暴力的報復之中。
在這個社會大眾與自私精英的鬥爭中，社會精英往往先對自私精英進行警告和教化，如果自私精英一意孤行，自絕後路，社會精英必然走向與社會大眾的結合之路。成為社會大眾推翻自私精英貪婪統治的領導力量。當然在成功之後，社會精英和社會大眾中的倖存成功者掌握了政權之後，他們中的不少人將會再被自私貪欲所侵蝕，又常常開始新一輪的循環。這一悲劇性的循環迄今沒有打破過。
毛澤東曾試圖打破這一悲劇性的歷史循環，他提出並嘗試了對自私精英進行勞動和文化改造，進而改造成社會精英的可能性，但這顯然遭受到了精英們的堅決反對乃至反彈——讓讀書的人勞動就是對讀書人的羞辱——這實在令孔子蒙羞，而孟子可以汗顏自省了。這個烏托邦的試驗失敗了。
但是今天的中國，隨著國人公民意識的普遍覺醒，社會公眾對於官員精英的監督能力大大加強了，而互聯網又為這種監督創造了條件。在來自於民眾監督的倒逼機制下，對自私精英的文化改良主義還有沒有機會實現，這是一個對全人類都很重大的問題，很有意義的問題，這也是毛澤東開題，而至今沒有得出答案的問題。
如果當代中國人能夠繼往開來，探索成功，則有機會為人類開闢一條新路；如果失敗，人類很可能面對毀滅性的危機。因為這個世界以自私精英為範例，人的慾望和需求急劇膨脹，而地球資源的供給已經達到頂峰，如此邏輯推論下去，人除了相互的消滅之外，難道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呢？
相對於改朝換代的清洗和屠殺，相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亡國滅種的危亡，相對於人類相互爭奪最後的生存空間的相互毀滅，毛澤東式的對自私精英進行文化改良是殘酷無情呢？還是大慈大悲呢？
毛澤東回歸中華主流已是大勢所趨
很多人可能尚未關注到，毛澤東精神正不以某些“主流精英”的意志為轉移的回歸。
就執政黨而言，胡錦濤同志就任總書記之初，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就帶領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前往西柏坡，重溫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砲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回顧毛澤東的講話，胡錦濤強調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2003年7月1日，胡錦濤再次重申和明確了黨的基本宗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強調回歸毛澤東倡導的“為人民服務”基本宗旨和立場。此後，中國執政者對貪污腐敗堅決打擊，毫不留情，特別對黃光裕案而牽涉的鄭少東、陳紹基、王華元等一批原廣東高幹的嚴肅查處，更令國人相信，反腐敗絕不是執政黨黨內博弈的一時一刻的政治需求，而是長期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是黨自我清理門戶，向世界昭示“錢不能指揮槍，更不能指揮黨”的堅強決心，再次向世界宣誓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大我黨”，其堅決與自私精英的“金錢拜物教”劃清界限的意志。
2009年1月25日，胡總來到井岡山與當地民眾一起過春節，人民網強國論壇上的一篇文章寫道：“這就是胡錦濤總書記到了井岡山一走，就讓人民添了幾份信心了。他已經給人民帶了個頭，也更希望胡錦濤總書記把毛澤東這個旗幟舉得更高些，因為這是人民群眾的期盼。”
與此同時，可能一些人沒太關注——這一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除了以往出現的幾代領導人慰問人民的形像出現外，首次出現了毛澤東。一個曾經在這個中國人新年歡慶的最重要舞台上長期被屏蔽的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首次歸來了，他的笑容讓人感到如此慈祥與自然，他的音容笑貌久違了！
而毛澤東在中國民間的回歸更早更加廣泛。每年毛澤東的誕辰，民間都會自發組織紀念活動。各種和毛澤東有關的像章和郵票等都成為寶貴的紀念品。儘管已經去世33年了，但“毛澤東”這三個字在今天（2009年8月16日）上的百度搜索仍高達2080萬條。
我們呼喚毛澤東，我們紀念毛澤東，我們重新理解毛澤東。不是要回到閉關鎖國，不是為了要回到計劃經濟，不是要為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更不是要搞封建個人崇拜。
我們需要明白，毛澤東是改良不成而被迫走行暴力革命的道路的。早年毛澤東對美國杜威實用的改良主義非常讚賞，並勉勵身行，但巴黎和會帝國主義的兇殘撕碎了包括他在內的中華志士的幻想，由此迎來來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並演化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非常歡迎如斯諾等一大批美國友人的交流；即使今天的改革開放，它的起點也是毛澤東會見基辛格和尼克鬆而破冰。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為之，就像當年孫中山勸諫李鴻章的官僚買辦集團而不果，才走上了與之堅決鬥爭暴力革命的道路，但終因對官僚買辦的幻想而痛失辛亥革命成果，人民落入更加水深火熱的列強推動的軍閥混戰之中；在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先武力鎮壓，再經濟封鎖的情況下，中國被迫閉關鎖國。計劃經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的必然選擇，也不能說它一無是處，它為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南方國家是絕無僅有的；他最後更是通過任人將個人崇拜極致化而徹底否定了個人崇拜，給整個封建結構的“鐵三角”以致命一擊。
我們呼喚毛澤東，我們紀念毛澤東，我們重新理解毛澤東。是為了理解追隨他強大自尊的靈魂，獨立自強的精神，毛澤東一生絕不向任何不公正的強權屈服，絕不把國家、人民和民族的命運自決權交與外族之手，在與強勢帝國的鬥爭中，智慧超群，善於利用其內部矛盾，戰略上藐視他們，戰術上重視他們，戰無不勝，並最終贏得了一切強悍國家的敬重；是為了理解追隨其大慈大愛，因為對於人民的大慈，對於子孫後代的大悲，對於國家種族的大愛，才能不惜犧牲個人和家庭，滿門忠烈，長子犧牲，幼子失踪，但誰人曾看過他淚流滿面，意志動搖；因為他的大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他在做一件沒有成功先例的大事，對官僚腐敗犬儒貪婪和蒙昧的鬥爭不屈不撓，敢於犧牲身後之名，寧願玉石俱焚；是為了理解追隨他代表了中華民族追求自我淨化的寶貴精神，代表了人類社會精英不斷超越自我，願為世界做出重大貢獻的精神氣質，是為了理解追隨毛澤東未竟的社會改革理想，找到一種社會大眾有效制衡自私精英的方法，打破自私官僚精英奴役逼迫大眾至山窮水盡，大眾再以暴力推翻官僚精英統治的悲劇循環，尋找到建立一條長期可持續平衡發展的和諧社會的可行出路，進而實現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的進一步偉大跨越。
毛澤東作為中華文明戰無不勝的象徵，作為近當代大智大勇的巔峰，作為自我超越自我犧牲的示範；毛澤東作為中國近百年來最偉大的英雄，作為領導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領袖，只要中國的國運仍在，只要中國人仍然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和理想，只要中國人仍要奮發圖強，追求獨立、自主、自強的大國公民的風範，那麼，我們必須主動盛意迎接毛澤東的回歸，即使我們不這麼做，毛澤東也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以另一種形式回歸。
高娓娓的這一篇博文，以及本人的這一篇博文，只是作為引子接踵升空的兩朵小小的禮花，讓我們中國人在共和國60年大慶的時刻，燃起漫天的煙花，舉國歡慶，隆重迎接我們共同的世紀偉人的回歸，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迎接回共同的強大靈魂。就像華盛頓之對美國，卑斯麥之對德國，彼得大帝之對俄羅斯，戴高樂之對法國。而毛澤東與這些偉人站在一起，絕對不會讓他的偉大有絲毫的遜色！
感謝高娓娓的這篇博文，儘管在我的新書《黃金保衛中國——共和國新60年攻略》一書中，本人五次推出“毛澤東”之名，但是能夠全面系統闡述我對毛澤東精神的理解，還是高娓娓的這本博文帶來了契機和激勵。
這是開放開明時代之幸，有幸生於這樣的偉大開明開放的時代。
2009年8月16日於上海
沒有留言 :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