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9日 星期六

中華思想VS島國根性


真看不懂
昨天寫文章罵了某個記者,有人說風涼話,既然你那麼否定中國的對日外交,難道認為中國幾千萬官僚都是蠢豬嗎?他們是否是蠢豬我不知道,但是我認為中國足球出問題,絕對不是中國人的問題,問題出在中國的足球體制上。某領導在接待德國總理的時候,還好意思提到足球,這種心態在外國人來說是不太可以理解的,一般來說,你一個泱泱大國連世界杯都出現不了,人家是不太好意思主動跟你提足球的,就好像一個有教養的有錢人不會在窮人面前吃飯吧嗒嘴一樣。但是,中華思想的國家,邏輯思維有點混亂,它會覺得我跟你好,你的榮譽就是我的榮譽,所以你贏了,我替你高興,你輸了,我替你悲傷。而從當事國的人民來講,中國人這樣的思維方式實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這種錯亂實際上就是中華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中國人的精神是從家庭出發的,是從對於家庭成員的愛出發的,然後擴展到親屬,村,縣,​​地區,最後而至國家,所以中國人的社會基本組織形式是家庭。在中國最有效率的私營企業往往是家族企業,企業的家長用仁愛來保持家族的穩定和團結。而一旦這種仁愛的家長消失,中國的企業往往就會處於混亂之中,甚至出現派閥征戰,勾心鬥角的情況,組織效率就會迅速下降。用中國的老話講,這樣的狀況就是【失德】。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強調【以孝治天下】,就是要通過這種家庭成員之間的天然之愛,擴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這種由家庭之愛擴展出來的品德,中國人稱之為【仁】 。好了,我們來小結一下,中華思想的核心內涵。


1,【孝】是建立【德】的前提。
2,【仁】是【德】的展開。
3,遵從上述思想的行動被認為是【道】。
4,所以中華思想中的【道德】,就是以【孝】治【仁】,孝備而家齊,家齊而國安。

中國這2千多年來的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你不能一概的否定中國人的奴才精神,因為在一個家庭裡,對老人來說最大的【孝】就是【順】,順民多了國家反而安定團結。且中國人內心是非常希望有個家長的,當然中國人內心的這個家長不是秦始皇,而是一個和善的溫柔的家長,所謂父慈子孝嗎。從這點看胡溫這10年,我們從傳統中國的價值觀來說,是及格的。

但是父慈子孝有個難題。父親的慈愛需要一定的威權來平衡,否則會給野心家帶來機會,中國歷史上弱君而能保持國家穩定的情況幾乎沒有。這就帶來了一個要命的問題,如何保持君權的威儀?這個威儀的保持包括兩部分的內容。

1,對內的威儀。這就不得不提到中華文明的另外一個重要特徵【禮】,做什麼事都要從禮開始,然後又引申出了一個派生的概念【正名】。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在國家大事上,國家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慶典來彰顯這種威儀。在古代,比如皇帝的大婚,天地的祭祀,年號的更新等等;在今天,國家的威儀彰顯不僅是通過舉辦各種大型活動來展現,而且直接表現在了信息傳達過程當中,你看《新聞聯播》就會很清楚,各級領導的開會,視察,接見的真實意義就在於展現這種國家的威儀。在中國,順民的程度可以用看新聞聯播的頻度來猜測。

但是,這個看著很美的製度設計,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威權的建立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平等,比如順民們看到公僕的豪華轎車就會產生疑問,看到公僕們的二奶也難免不起色心。在中國古代,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唯一的辦法是建立各個層級之間的防火牆,這就是所謂的士農工商,三教九流階層的設立。你是哪個階層的,只能和你所在的階層之間去比較,而不能超越你所在的階層。如果你實在是有想法,中國古代的製度設計還給你留下了選擇出家的反抗形式,當然是要你去修來世了,而不是在現世進行反抗。以至於有現實精神的宗教在中國都逐漸式微衰落,只剩下今天滿大街修來世淨土的和尚。

2,對外的威儀。中國歷史上為什麼很少發生對外侵略戰爭呢?因為對外戰爭會破壞對內的秩序,只要打仗,就給了底層百姓建功立業翻身解放的機會。底層解放了,就會參與到對於財富的再分配過程當中,這就會從根本上破壞了上層階級的威儀,也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共產黨當年搞抗戰的動機可不是那麼單純。再比如近代中國,當面臨對外侵略的時候,中國人是不會把力量用在對外抵抗上的,統治者寧可在鴉片戰爭中賠款割地,也希望迅速收拾局面不給自己的底層屁民留下機會。所以在太平天國的鎮壓中,中國統治者的堅定和決絕和對待鴉片戰爭的態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即使在清末老佛爺衝動了一把,也是馬上將義和拳鎮壓下去了。最近的例子就是汪精衛的叛國投降,因為在汪看來,投降日本遠比做大中共的危害要小,連蔣介石不是也要喊攘外必先安內嗎?

對外的威儀還通過了另外一種方式獲得了表達。中國在和鄰國交往的過程中,使用了懷柔的技巧,即通過朝貢制度來撫慰四夷心中的不平。對於強大的敵人通過輸出公主,對於弱小的敵人施以金銀。

這種對內對外的威儀,可以用中國老百姓的一句話來概括【面子】,中國人做什麼事都要講面子,一個人有面子就是他在所屬的群體中得到了認可,這個面子,從吃,穿,住,行的各個方面決定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在中國官場,絕對的順從就是最大的面子,因為還有什麼可以讓【我來當你乾兒子】更大的面子呢?

小結:中華思想,從儒家的孝理論出發,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為了這種制度的長治久安,派生出了一個新的自我約束概念【廉】。廉的目的是要防止對於各個階級平衡之間的過度侵害。從而保障社會秩序的整體穩定,但是大家這裡註意一下,【廉】的目的絕非【平等】。所以,一方面,中華思想表現出【重面子】的威權特質,其表為仁義道德,其里為利益分配和人身依附。如此,我們就可以看清中國夢的本質,是追求國家面子的過程中(中華崛起),對於屁民利益讓渡的要求。


島國根性。日本人的家庭聯繫要遠遠低於中國人,日本人老了以後進養老院而不是依靠子女的比例也要遠遠高於中國人,日本家庭之間的關係,重禮而不重孝,幾乎看不到日本的老人替孩子照顧孫子輩的,相對於中國人的重視家庭,日本人更依附於【組織】,組織的利益高於家庭及個人。組織的領導近似於中國的家長,所以日本人最重視的德行是【忠】,以【忠】的名義去做的事情就沒有不對的事情,所以在日本,東條英機等戰犯是可以被寬恕的,因為他們為了組織而奉獻了生命,如果東條英機不被寬恕,那麼日本的社會組織形態將從整體上被否定,個人的人生價值也會被徹底否定。我舉個有意思的例子,在日本有很多商社職員的子女因父母的工作而會到海外上學,但是一旦他們回到日本,得到的不是羨慕(比如英語好),而是很容易受到欺負。日本社會對於“異類”首先是排斥的,因為他們本能的要保持組織的“純潔性”。再舉個例子,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電影《忠犬八公》,也體現出了日本人在價值操守方面的側重,日本人是非常喜歡人的“忠誠”的,也非常喜歡狗的“忠誠”,以至於韓國人吃狗肉這件事,在日本人的道德情操裡是完全無法接受的。

加一段:本文是寫中國和日本的文化比較,既然提到了韓國狗肉,也提一下韓國人的民族特性。唯【利】是圖。在韓國人看來,無論是中國人的【仁】還是日本人的【忠】都沒有【利】來的實在和痛快。和韓國人打過交道的人應該會有這樣的印象,在利益面前,韓國人比誰來的都熱情。而一旦無利可圖了,韓國人比誰都絕情。

回到日本。為什麼日本人會對【忠】這麼重視,歷史上,日本早期的封建社會和中國是有區別的,領主領有土地,而對於土地的管理,往往交給“地頭”來做,這個“地頭”不是中國的地主,是有武裝能力的,依靠為領主和農民提供安全服務的“武士集團”。領主依附於官位(天皇制度),“地頭”依附於“幕府將軍”。所以在日本古代發展出了兩套平行的政治制度,即以天皇為中心的官僚集體和以將軍幕府為中心的武士集體。武士集團最終勝出左右了日本中近代歷史,你很難指望手裡拿刀的人去講愛,去追求仁的社會,在武士集團中秩序的建立唯有【忠】而已,而所謂的【忠】就是絕對的服從。但是不能否定日本人心中就是完全沒有“仁愛”的民族,只是“仁愛”和“忠義”發生衝突時,日本人會選擇後者,為了集團的利益而泯滅人性。舉個例子,在日本歷史上有一個很淒美的故事,《源義經》,源義經為了哥哥源義賴打下了半壁江山,開創了日本最早的鎌倉幕府政治,但是最後卻由於沒能取信於哥哥,而被殺。可見,在武士集團中,【忠】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人性的範疇,所以我們在會看到在戰場上,那麼多的神​​風特攻隊員喊著“天皇陛下萬歲”而死去,那麼多鬼子為了“聖戰”而殺人。他們不僅僅是被洗腦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將所有的生命價值依附於了組織。

為什麼人會將自己和組織捆綁在一起呢?因為,在組織內部,每一個成員都有相對的平等。比如說,我們發現,日本傳統的經營特色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製度設計:“年功序列制”,在這個制度下,組織成員的收入差距非常小,收入的取得和能力無關而合年齡有關,在組織內部時間越長的人收入越高(服務的時間長可以被認為是忠誠度高)。還有我以前提到過的“護送船團制度”,也無處不體現了組織內部的平等和關愛。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日本社會中,貧富的差距遠比中國小,正是這種組織製度造成的,在日本,有組織無階級。

忠的過頭了,就會產生愚忠,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所以在日本,制約【忠】的概念是【義】,【義】的德性是超越了【忠】的局限於組織內部的範疇的,所以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出現的“下克上”的行為,“叛軍”必須藉助“尊王攘夷”的義舉才能成事。

小結:中國政治文化製度,2000餘年來都是建立在【孝廉】之上的;日本的政治文化製度,近千年來,都是建立在【忠義】之上的。中國人重家庭,日本人重組織。中國人好面子,日本人好實力。唯在【禮,智,信】上,兩個國家的側重點都是一樣的,這也反映出了東亞文明知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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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危機意識和釣魚島問題。

日本近20年的對外資本輸出導致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危機,就是日本積蓄了龐大的債務。而同時,更為深刻的矛盾是,日本在向海外輸出資本的過程中,導致了其實體產業的空心化,實體的空心化直接損害了日本的組織結構。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個人對組織的依賴,由於組織自身的國際化潮流,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人成為了失敗一族。而日本企業國際化的重心正是中國,失敗者對中國產生了敵對情緒。所謂的政冷經熱​​正是這樣一種矛盾的體現。而中國呢?中國也正走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這個關鍵時期是什麼呢?就是中國歷史上一直很難解決的貧富分化持續擴大問題,而同時這種快速擴大的貧富差距,沒有了“大義名分”的遮掩,導致社會矛盾突出,這種矛盾雖然不至於中國社會的解體,但是卻會大大鈍化中國生產能力的提升。而經濟增長潛能的下降,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刺激貧富分化的程度,給中國經濟帶來潛在的崩潰風險。

中國堅持了2000多年的社會制度,很難從存量上做文章,搞再分配,打土豪是會天下大亂的。中國經濟的出路只能從增量上做文章,就是快速的完成產業升級,提升國民整體財富水平。但是中國產業升級的完成必然導致,日本經濟在亞洲的邊緣化,一個被邊緣化的日本是無法承擔那麼高的債務泡沫的。客觀的說,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中國一直在挖日本人的牆角,中國近10餘年來快速積累的技術,正是通過日本加工製造業的海外轉移和日本本土的產業空心化完成的。如果中日兩國不能像德法在歐洲那樣達成政治合作,中國崛起幾乎就是日本滅亡的代名詞。而很遺憾,我們並沒有看到過雙方在這方面擁有了足夠的智慧。

對於日本的政治家和民眾來說,中國【不義】。而中國的政治家們只能拿“靖國神社”來敲打日本,來說日本【不仁】,釣魚島問題,只是一個面子問題。日本人不給中國面子,是為了推動其國內的危機意識,只有借助這樣的危機意識,日本國民才有動力進行犧牲和改變,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回到組織內的幸福是無法取代的。安倍的自民黨非常成功的扭轉了日本資產價格,也同時推動和完成了修憲。中國人如果找不回面子,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產業升級將面臨挫折。因為面子就是中國政府的威權,沒有了威權而又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後果是很嚴重的。最近中國政府的反腐敗力度是很大的,正是出於這種維護威權的考慮,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小強不斷強調的經濟增長率也是出於為了維護這種威權的考慮。但是,我們將要面對的是什麼呢?一個延續了2000餘年的中華思想,我們能從根本上改變它嗎?

擊敗日本這個國家,無非是瓦解它的組織結構,有眼光的中國政治家和外交家應該放棄對“靖國神社”問題的糾纏,重啟中日邦交,盡快吸收日本產業資本的對華轉移。這樣,不出10年,日本國內的組織和社會結構必然發生巨大改變。中國也會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

而從歷史上我們得知,中華思想主導下,中國官僚階層防止內部的不穩需求遠遠大於對外政策失敗的恐懼。如果按照慣例,我們相信中國外交對外妥協的概率遠遠大於對外擴張。也許,作為文明,中華思想的魅力在世界文明史上不會滅亡,而作為國家,失敗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先寫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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