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10日捷克利迪村88位兒童被納粹德國殘忍屠殺，這事成了驚天大案，7年後，1949年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開會，為保障兒童權利，反對虐待或殺害兒童，設立了6月1日國際兒童節，中國人丁玲參加並作報告。時間恰好又過去了7年，即“從1958年開始，來自四川的數千名'小勞教'陸續出現在峨邊縣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九歲。這裡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國營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
“峨邊縣屬於四川小涼山地帶，地廣人稀，人稱'中國百慕大'，'死亡谷'的黑竹溝就在這裡。1957年四川省監獄系統派出兩名幹部，去勘察適合設立勞改農場的具體地點前有大渡河，後有八百里原始森林的峨邊縣中選。”
以上摘自2013年5月30日的《南方周末》登載的《媽媽，我要回家》中的兩段文字。這是紀錄片《大堡小勞教》尋訪的一段歷史。
偶然讀到這篇文章，我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越讀越叫我感到恐懼，這些孩子許多還沒有鋤頭高，“一舉起鋤頭，人就仰過去了，罰站也無濟於事，開荒定額只好作罷。”
這個地方不適合農業發展，成年“右派”在這裡勞作苦乾一年的結果是收穫的玉米，一個月不到就吃光了。因為小涼山地區海拔近2000米風大霧大日照少，土壤貧瘠，不適合發展農業生產。
小勞教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才九歲，他們有些人一直在叫喊“媽媽，我要回家!”這么小的娃娃，這麼貧瘠不堪的土地，按理說，這樣的勞教農場，根本不應該存在，更不應該繼續堅持辦下去，但問題恰恰是這些人民的解放者，存心要把幾千人徹底“解放”到底，連同他們的性命，他們有家也回不了。
1959年的大饑荒，大堡小勞教不能倖免遇難，甚至可以說，這些孩子更是絕對的不能逃脫被餓死的人為惡運。
“李世元回憶，有些同伴在地裡翻的時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嘴還吱吱直叫，而蟋蟀就不那麼甘心被吃掉，它會咬人的舌頭。陳同均吃蚯蚓。當地蚯蚓特別大，都有四五十厘米長，我兩頭一掐，中間泥巴用水一抹就吃。”
孩子們吃過種子，“挖出來就吃掉，甚至包括用福爾馬林泡過，糞水澆過的蘿蔔，最好吃的是推屎粑(屎殼郎)。”
吃一切不可以吃的東西，但還是逃不過死神的手。 “林憲君現在還記得一個名叫蕭復新的孩子，餓得奄奄一息，管教幹部怕這個孩子死在隊裡，叫他背到十幾里外的醫務室去，一路上，蕭復新和他講自己的身世： 3歲父親去世，母親靠撿垃圾養他到17歲。餓得難受，偷了農民幾塊紅薯，就勞教了。這輩子唯一的願望就是再見媽媽一眼......說得林憲君也掉起了眼淚。剛掉了沒幾滴，感覺自己後勃頸的呼吸沒有了。怎麼辦?背回隊不行，而醫務室也不收死人，我只好說'蕭復新，原諒我!沒辦法，鋤頭也沒有，不能埋你，只好把你水葬了。'他把蕭復新扔到了一旁的河裡。”
也有倖存者，王玉鳳14歲被母親送到大堡農場勞教，因為長得漂亮被選進農場的京劇團學戲，她偷了劇團一鍋豬蹄燉花生，藏在山洞裡，餓了就去吃。熬到了大堡作業區被撤銷，她和一個“小勞教”結了婚。
還有一些小人兒也熬到了1961年被解放軍“解放”的一天。但這些倖存的孩子已不能回家，背負著“勞教人員”的惡名，也得不到社會的接納，只好作為“工人”留在農場工作，有的被安排到鐵廠工作。
究竟有多少孩子被共和國之手送進“勞改”農場，是五千?還是六千?倖存的“半拉子人”又有多少?根本沒有數字。劫後餘生的“勞教”者去尋訪祭奠當年死去的“難友”，沒有墳塋，只好用布條拴在樹上代替，兩年後，這些樹也消失了。
共和國成功的抹掉了這頁歷史。如果不是當年被勞教的人追尋這曠世苦難的舊跡拍了個《大堡小勞教》紀錄片，這段歷史，恐怕將永無見天日的機會了。
我想，當年德國法西斯屠殺了88名兒童，成為驚動全球大案，被全世界同聲譴責，主其事者也可能受到了懲罰。我們這個共和國，單在大堡這個地方，這三年的時光，就以另外一種方式，殺害了幾千名兒童，是不是又會悄沒聲息的以中國特色方式不了了之?
我三四遍的讀《南方周末》這篇文章，我的一個感想是，大堡事件體現的歹毒、邪惡是人們無法想像的，但偏偏發生了，那麼，在這片土地上，共和國之手又營造了多少更大更無法想像的事件呢?
就在同一天的報紙上，登載了一篇《紅校守望》的文章，河南周口市的夏祖海，他主持的民主中學堅持毛澤東思想教育十八載，他在學校裡打出一個紅色橫幅，宣布“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
使我不理解的是，德國法西斯殺害88名兒童，成了歷史大事件，法西斯在全世界在德國遭到了譴責和有效的禁止，在我們中國殺害或以其它方式毀滅了不知其數的兒童，但我們還有人在公開打出“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古怪?
“媽媽，我要回家”媽媽聽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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