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上海投親
這個兩歲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國女子的託付，送到上海交給從未謀面的外婆。
對於Teresa的未來，他們心中並不樂觀。在登船前，他們就知道那個中國女子並不在乎她的兩歲女兒，只想儘早甩脫這個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還會留在戰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孫女，他們更沒有把握。
船到碼頭。終於，在混亂的人群中，他們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著這個滿頭捲髮的小外孫女。她看起來是位極有教養又很沉穩的女士。那對美國夫婦放了心。
直到上中學後，Teresa韓秀才從外婆那裡知道，自己出生在紐約，父親韓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國外交武官。 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駐重慶，協助中國抗日。母親是留美的中國學生。父親只在紐約的醫院中匆匆看過她一眼，之後母親便和他離異。而在中共即將取得大陸政權之前，韓秀外婆原本要隨國民政府去台灣，卻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於是一生再不能離開……
“此生不宜錄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臉與滿頭捲髮，可是無論韓秀多麼清秀可愛，多麼懂事有禮，多麼出類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個社會所接受。韓秀說，在那個年代、那種環境，她一直是一個“外人”。還好，有外婆的細心呵護，讓這個被視為敵人的小孩兒，在可能的範圍裡健康的長大。出身大家閨秀、在日本帝國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的外婆，也給了她最早的傳統文化啟蒙，《三字經》、《千字文》，並教導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韓秀的外婆是位特別的女子。她三十幾歲時先生就去世了，獨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銀行和國民政府裡做事，1949年以後定居在北京。當時當局人員就跟她講：“你還可以出來做事呀！”可她說：“我是舊式的女人，一輩子只嫁一個男人，只給一個政府做事。”於是後來，她就靠祖傳的修訂善本書手藝為中國書店修書。
韓秀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北京度過的。從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陰影也一直伴隨著她。外婆告訴她說：“好好唸書，誰也拿你沒辦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對了，別人說什麼，就只當沒聽見。”她牢牢地記住了。
轉眼，她已經十七歲，即將高中畢業。優異的成績，讓她得到了北京市銀質畢業獎章。報考志願表上，她一口氣填了八個志願都是清華大學。老師覺得她瘋了，特別是她的家庭出身並不好，能有大學上就不錯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華？她覺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願表，加上了幾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學校。可是，錄取單下來，卻根本沒有她的名字。一向寵愛她的數學老師特別到招生辦公室去問，只見卷子被封著，上面蓋著“此生不宜錄取”的印章。原來，她的考試卷連被批改的機會都沒有。
真的沒有希望了嗎？校黨委書記把她叫去，問她能否寫一個聲明，表示和她父親斷絕一切關係，劃清界限，只要一、兩百字就行，寫了就可以讓她上大學，不寫就要馬上去山西插隊。
十七歲的她，看了看書記，淡淡地說：“既然這樣，我要早點回家了。我還沒收拾行李。”說完便轉身走了。於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的中學生。那是1964年。
談到當年她為何能夠有如此毅然決然的態度，韓秀說：“當時想的只是絕對不能背叛父親。我很清楚地知道，父親在中國的時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時候是美軍在幫助中國，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
“絕對不能背叛”，多麼簡單的幾個字。可是，在那個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面對一個不對的，但是非常強大、非常殘暴，要來決定你一生命運的這麼一個政權，那樣柔弱的十七歲女孩子，到底要什麼？那時候我覺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則，可以送我到鄉下去，要怎麼苦、受什麼樣的罪都不要緊，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裡頭那塊淨土都丟出去了。”韓秀這樣說道。
亡命天涯
1964年，在赫魯曉夫下台與中國試爆第一顆原子彈的日子裡，作為第一批“集體插隊”試點人員的北京市中學生，韓秀和北京其他四十三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鳳城公社臨城（村）大隊插隊落戶。這裡是棉麥區，每天都有乾不完的農活。
韓秀每天和農民們一起下地，後來又當了廣播員及小學老師。她也趕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以及掃盲、送字上門這些活動。這段生活讓她開始了解中國的農民。他們是那麼純樸、善良，特別是農村的婦女，她們的生活又是那樣的艱難。鄉村的種種陋習依然存在，但她們默默地忍受著一切，還能夠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這讓她由衷地贊佩。
然而，文革開始了，這相對的一點點平靜也保不住了。北大聶元梓發表了攻擊政府的大字報，毛澤東隨後發表《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頭直指劉少奇。北京的紅衛兵要衝到山西，把彭真老家窩藏的狗崽子揪出來。縣裡不斷傳來誰已被抓、某位自殺的消息。韓秀的學校也出現大字報，隱晦的指出該校隱藏著一個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特嫌”。情況顯然不妙。聽說新疆的生產建設兵團正在招人，韓秀咬咬牙，決定亡命新疆，碰碰運氣，再苦也比坐以待斃要好。
如同一粒小小的種子，隨著時代的風雲，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邊建設的路條，她被納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四十八團五連，總部在接近塔克拉馬干沙漠中心的麥蓋提，而她的連隊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個異常偏遠、艱苦的地方。風沙大的時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樣。別說走路，大風來時，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濕的地窩子裡，每天吃著鹽水煮白菜，啃著窩頭，繁重不堪的體力勞動常讓她腰痛欲斷。但不論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著。她說：“我自己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著離開這個地方。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標。”
在那裡，她和當地的維族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他們說自己的祖先是從麥加以西來，而得知韓秀來自麥加以西更遠的地方，他們自然產生了好感，被當成“自己人”。對當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語，讓她贏得維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幾個來學漢語的維族學生。難以應付的倒是兵團內的人。文革開始後，運動一波接著一波，每個人都噤若寒蟬。雖然韓秀並沒有被揪出來，但做個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團召開批斗大會，台上血肉橫飛，台下口號聲聲，真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馬扎上的韓秀實在看不下去了，想找個藉口遛出去。她的身體剛離開馬扎，旁邊的人馬上大叫：“我可不會幫你拿凳子回去！”其實，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場的民兵有人要走。於是，就在她的身體還沒有完全站直的時候，一個槍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後腦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覺。等她甦醒過來，已經是三天以後了。她發現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灘上，大半個身體都被埋在沙子裡。忍著傷痛，她一點點地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營房。
衛生員給她塗了些紅藥水，就了事了。那一槍託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數十年後還一直折磨著她。
她說：“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氣有思想的人被發配到這大漠邊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灘上。”
下決心返回美國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國十分罕見的波音707飛機從新疆的天空掠過。在這架從西往東飛行的飛機上，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正在籌劃如何與中國關係解凍。他當然不知道，在他飛機之下一萬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國的孤兒正在苦苦掙扎。
自從上初中時，韓秀就從外婆那裡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紐約，是美國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證明和她的護照交給她自己保管，還有父親的一張小照片。從那時起，她就想辦法用一切機會了解美國──她的“祖國”。因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來的都是些文藝界、知識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國的留美學者。從他們那裡，她漸漸認識了西方文明，對於美國這個培養了大批中國科學家的國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艱苦日子裡，她利用做廣播員的機會，也常常偷聽“美國之音”。她隱約感覺到，回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了。
從1974年開始，各地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開始陸續返城。 1976年的一天，忽然從鄧小平辦公室傳來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此人不宜留在新疆”。這張紙條讓韓秀的命運再次發生了變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車。當時她並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只曉得中美關係已經開始解凍，情況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體工廠。這又給了她了解中國工人的機會，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們生活在北京的社會底層，工資很少，家庭負擔很重，住房條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發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沒啥問題，工人朋友的家中卻都房倒屋塌。於是她主動替廠裡年長的師傅們加班，讓他們能回家照顧家人，收拾破瓦殘垣。
書記對她的表現很滿意，就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說，想要回文革時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證明和美國護照。書記二話沒說，幫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順利要回了這些在保險櫃裡躺了十年的檔案。
緊接著，她又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確認自己的美國公民身份，要求返國。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華沙談判中，中國再三強調：“沒有一個美國人非自願地留在中國大陸。”一段時間後，答復下來了，結論是“無論是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認為，你的檔案已經過期、無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證明和美國護照後，她不死心--美國是在戰爭中陣亡的美軍屍體他們都非要不可，何況她這麼個大活人呢？騎著自行車，她直奔北京建國門使館區。當時中美還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訪華後有一個美聯處（美國駐京聯絡處），她要自己去闖闖看。
果然，在日壇公園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風中飄揚的美國國旗，也看清周圍的武裝警察、以及周圍的各國大使館。於是，她默默地回到家，開始她的“行動計劃”。
闖關：“我是美國人！”
1977年2月21日，一個她永生難忘的日子。她身著自己專門做的時髦喇叭褲和緊身夾克，散開一頭長發，迳自來到友誼商店西門。存了車，她像沒事人一樣，慢慢走向不遠處的美聯處。快接近時，她故意走向美聯處對面的非洲某國大使館。守門武警看著她笑，以為是哪個國家的使館秘書走錯了路。還沒等武警開口，她猛然轉身，向另外一側的美聯處衝過去。
她的腳剛踏上美聯處的白線，一名武警已經端著槍向她衝過來。 “你幹什麼？你快出來！”
“我是美國人！”手握自己的護照和出生證明，韓秀一動也不敢動。 “我護照過期了，來申請延期或換一本新護照。”
“你肯定不是美國人。”武警的嘴角有一絲嘲諷的笑意，“因為美國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這裡根本沒人上班。”
韓秀的心一下涼了半截。冒著生命危險來闖關，卻趕上人家假日，還有比這更倒楣的嗎？她站在那裡發呆，心裡默默琢磨該怎麼辦。就在這時，一輛小汽車忽然直駛過來，跳下一個身穿運動服的年輕美國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韓秀手中綠色的40年代美國護照，跑過來問道：“這是你的護照嗎？”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當然可以。”
“請你千萬不要離開這條白線，我馬上找人來！”後來知道，他就是在美聯處里工作的萬樂山。他手拿韓秀的文件，大叫著衝進了樓裡。很快，一位年齡較大的美國領事和萬樂山一起走了出來。他就是美國資深外交官滕祖龍。雖然是假日，裡面幾位主要負責人卻都在。
萬樂山與滕祖龍來到門口，看過了她的出生證和護照，便要求武警放韓秀進去，“她確實是美國人，只是進去辦個手續。”武警當然不敢作主，只好用電話叫來了他的領導。核對了韓秀的所有證件，最後那位領導想想說：“根據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精神，我們不反對美國人進入美聯處。”
萬樂山與滕祖龍一聽都樂了，忙說：“我們都認為她是美國人。”
那位領導做了個手勢，“請吧！”於是，韓秀就這樣被“請”進了美聯處。
蓋茨主任、丁大衛副主任等主要負責人都在。在辦公室裡，滕祖龍撥通了美國國務院的電話，國務院又聯絡紐約。根據韓秀的護照號碼和出生證明，五分鐘內，她的美國公民身份就被確認了！
不過，這只是第一步，滕祖龍告訴她，她需要重新申請護照，因為舊的那本早已過期。機警的韓秀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幾張二寸脫帽照。但丁大衛說，這裡只是聯絡處，不能簽發護照。她必須要等一個月，才能再到這裡來領新護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經鬧大了，走出這裡，等待韓秀的會是什麼，誰也不知道。他估計回去後，她的所有東西都可能被抄走，於是他讓韓秀馬上背下五個電話號碼，以備聯絡。那是美聯處五位領事、包括他自己的辦公室電話。
半小時後，韓秀走出了美聯處。
再闖美聯處
回去後，倒是風平浪靜。可是，當臨近她回美聯處取新護照的日子，她被警告她犯了“私闖美聯處的錯誤”，並向她宣布了兩條紀律：“第一、不許去美聯處，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聯處官員聯絡；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們，也不許以任何方式接觸。”如果違反，後果當然可想而知。隨後，每天都有人在廠裡看著她，比她到得早，並每天“護送”她回家。
一個月到了。可是下一步怎麼辦呢？
眼看該回去取護照的日子已經過了。韓秀開始利用各種機會，到公用電話處去撥那五個背得滾瓜爛熟的電話號碼。可結果卻令人絕望，因為聽筒里永遠是忙音。原來，北京普通的市內電話與使館區的是兩個系統，根本不相連。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讓她到西單去買只醬鴨。韓秀排在長長的隊伍裡，一抬眼，忽然看到廚房的牆上有個老式的分體式電話。心裡一動，她跑了過去。
“四分！”看電話的老太太大喝一聲。她毫不猶豫地付了錢，拿起聽筒，撥了電話號碼。通了！不但通了，而且傳來滕祖龍先生的聲音
“你的護照已經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點會出現在美聯處附近。”她簡短地說。
第二天清晨四點，韓秀就爬起來，穿著普通的工裝，登上了開往密雲的火車。到了密雲，又轉上從密雲直達日壇醫院的一趟長途車。到了日壇醫院，她隨著來看病的人在醫院轉了一圈，美聯處就在五十米遠的地方。
於是，她緊隨著一批來看病的人出了醫院，穿過馬路。遠處，她已經看到了滕祖龍的身影，手裡舉著她的護照。看到她，滕祖龍大步走過來。
“她是來取護照的。就在這兒！”他手指著護照。
看門的武警看了看，還沒有反應過來，她已經大步走進了美聯處。
“我們一早上就在盯著監視器，只要你一出現，我們就出去接應你。”滕祖龍非常得意。的確，上天護佑，她又順利地闖了進來。
“快簽字，簽了字，這本護照才真正生效！”韓秀簽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現在就是持有合法護照的美國公民了。我們要全力以赴，為爭取你的返國而努力。”此時，滕祖龍又顯得憂心重重了。韓秀當然沒有想到，未來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難的返國之旅。
絕不妥協
回到工廠，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護照和出生證明放到枕頭底下。但是護照和出生證明再次被抄走。
在隨後長達八個月的時間，她早就橫下心，她要把事情盡量變小。
與此同時，滕祖龍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許韓秀返國。那時，滕祖龍說，他們甚至做了最壞的打算，聲明對韓秀“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1977年夏天，美國國務卿範欽訪華，中美建交被提上議事日程。對於被迫滯留在中國的美國人，中美之間進行了一場非常複雜的從戰略到戰術的談判。結果是“我被放在一個蛋糕盒子裡，送給了美國。”韓秀幽默地說。
她終於被允許“返國探親”，也就是要拿著中國護照離開大陸，返回美國。不管怎樣，只要能夠離開中國，美國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護照，只要入關用美國護照就好了。
她順利地抵達香港，然後在美國駐港領事葛睿毅的協助下，她當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飛往西雅圖再轉華盛頓的航班。
“我是個記性很好的人”
這裡是韓秀出國前後的一個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共已經決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從北京到廣州的火車票費，然後從香港到美國的費用由美國來付。在公安局辦理最後的手續時，一位領導模樣的人遞給韓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幣。那是她的火車票費。
“這可是中國政府給你的。你領這些錢，不怕美國政府追究嗎？”他不懷好意地說。
韓秀再也無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發了。 “我在中國住了28年，還沒成年就開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這130元人民幣不是太少了嗎？還有什麼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個記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時離開北京！”對方已經氣急敗壞了。
“沒問題，我馬上就走！”
“別忘了，你的外婆還在北京！”
“我才不擔心外婆。她是個最不怕死的人。”對方無話可說了。
通過羅湖口岸抵達香港，她馬上見到了美國駐香港的葛睿毅領事。他帶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櫃檯，拿出450美元，對服務人員說，要訂一張當天飛往華盛頓的機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須今天把她送回去）
韓秀很過意不去地說：“為什麼美國政府這麼好，要用這麼多錢幫我的忙？”
葛睿毅領事笑著說：“這是你借的錢。如果你願意，將來可以還給美國政府。沒有關係的，不要想這些！你趕快回國，這比什麼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發生意外，葛睿毅還細心地為她準備了五封信，讓她收好，一封交給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給機長，一封給入境處海關官員，一封抵達華盛頓後給計程車司機，一封在發生意外時給警察。每封信裡都叮囑他們要好好照顧她，因為她不懂英文。
韓秀說：“……在出國前後非常短的時間內，我也對美國這個以人權立國的政府有了清楚的了解。”在丁大衛、滕祖龍、葛睿毅這些領事們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美國政府對於在本國外僑民的重視與關切。
意外的重逢
終於踏上了美國的土地。美國也張開雙臂，歡迎她這個歷盡磨難的孤兒回到故國的懷抱。憑著手上的幾封信，她順利抵達美國國務院中國科。他們用流利的中文對她說：“從現在開始，你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確實如此，每個遇到的人都盡心盡力地幫助她。國務院為她安排了學校學英文，阿靈頓政府給她三個月的生活費。不久，她又被介紹到國務院下屬的外交學院教授中文。國務院官員特別給外交學校的校長打電話，要他務必錄用韓秀。
不過，沒想到校長很不高興，因為從來沒人敢說要他“務必錄用”某某人。他堅持要親自面試這位特別的中文老師。
一早，韓秀穿著整潔，準時出現在校長室的門口，用剛學會的英語問候道：“Good morning, Mr.Sweft。”
老校長帶著金絲邊眼鏡，白色的西服，銀色領帶，頭髮銀白，一副學者風範。他抬頭打量了一番韓秀，忽然摘下眼鏡，熱淚盈眶。韓秀嚇壞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讓老人很生氣。
“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韓秀又被嚇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還有兒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國的。”校長激動地說。 “我的天！原來就是您！”韓秀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時光，一切彷彿又回到了原點，他們再次重逢在美國。校長告訴韓秀，當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經決定，如果見不到韓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領養。
“你終於回來了！對，我當然'務必'要聘用你！”校長興奮地說。
生命的歸宿
1982年春天，韓秀和自己的學生、一位美國外交官結婚了。婚後，韓秀隨先生曾在台北派駐一年、北京又派駐了三年、又到南台灣的高雄派駐三年，也派駐過希臘等國家。在先生派駐北京時，她終於又見到了外婆，可以盡心地照顧老人家了。 1986年夏天，就在韓秀和先生正準備返回美國前，給她無限呵護的外婆平靜安詳地走了。
從1982年開始，韓秀開始寫作，發表了自傳體小說《折射》，一發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華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書籍、主持了數個專欄，發表了無數文章。如今，韓秀對中國文化中的正體字（繁體字）仍充滿了感情。 1980年代，韓秀隨著外交官的先生派駐台灣。一下飛機，韓秀的眼睛一亮，因為到處都是正體字。 “哈，我再也不用寫'錯別字'（簡體字）了！”對於正體字，韓秀的心中始終有著一份特別的感情。
1949年，韓秀的外婆搬到北京，為了生活，開始給中國書店修善本書。這是外曾祖母傳下來的一種技能，可以通讀古文，將零散的文頁聚集成篇，然後裝訂成書。 4歲時，外婆便給韓秀啟蒙，教她念《三字經》、《千字文》。自幼在這樣耳濡目染的環境下，韓秀打下了很好的漢學基礎。 1956年大陸開始推廣簡體字，外婆對韓秀說：“簡體字這東西啊，它有一個很大的敗壞作用，我們可以稱之為是'欺世滅祖'的行為。它讓將來的中國人不認識中國字。”於是外婆就教她一個辦法，在學校裡寫簡體字，在家裡就寫正體字。
韓秀說：“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世界上並沒有繁體字與簡體字，而只有正體字，中國傳統的字就應該是這樣。簡化字的推廣實際上是文化的沒落。”韓秀還說：“到了今天，很多大陸學者還是沒有辦法面對《漢書》，中國大陸的中華書局想把24史變成簡體字還是辦不到，因為古漢字是不能變為簡體字的，因為每個字的涵義不一樣，把它變為同一個簡體字之後，上下文已經不通了。實際上到了現在，很多人說閱讀的時候有困難，不能好好地去領會古漢語裡所有的內涵，原因就在於此。 ”
對於現在的所謂“國學熱”，韓秀認為，那隻不過是“浮光掠影”，不是國學的精髓。 “想想看，連字都不識，你又如何去討論國學？”
韓秀對文字獄制度深惡痛絕，這與她看到一代中國文化精英的被摧毀很有關係。韓秀有位遠房阿姨叫“趙青閣”，是著名編輯、女作家，老舍先生早年的合作夥伴。因此，自幼韓秀就認識“舒公公”（老舍）等很多文化界的前輩。在共產黨的統治下，趙青閣因為不願遵照上級的意志寫劇本，曾被單位以停發工資來逼迫。老舍也不得不違心地寫起“遵命文學”，鬱鬱寡歡。文革初期，包括老舍、上官雲珠、舒繡文、餘心清、言慧珠、馬連良等韓秀熟識的文藝界前輩都相繼被逼自殺，還有更多人被游斗、蹲牛棚、掃廁所。親耳所聽、親眼所見的這一切，讓年輕的韓秀痛心不已。她說，“共產製度，造成了多少的悲劇、社會的分化、人間的不幸。最可怕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墮落和扭曲，把好端端的人變成非人的一種狀況。這樣一個沒有人性的製度你如何說它還是個合理的製度呢？”
對於中國的未來，韓秀坦白地說，她並不樂觀。她覺得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而在中國幾十年來，中共已經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文化、道德與信仰。幸好中華文化在台灣得以保存並承傳。韓秀認為，在中國大陸，這麼多年都是在批判所謂的“封、資、修”。批判“封建”，實際上就是把中華傳統文化里非常美的一部分全都否定掉。在“批林批孔”運動當中，“孔、孟、周公”都被批判得不成體統。從前，中國社會有父慈子孝的傳統，後來文革中“造反有理”，不但“造當權派的反”，也“造父母的反”，人與人之間變成一種鬥爭、反目的關係。當前，大陸道德淪喪到極點，也是因為傳統的文化、道德都被破壞了。
剛回到美國沒幾天，有人就跑來問韓秀，要不要入黨。韓秀嚇了一跳，“要入什麼黨？”來人忙解釋說：“我們有兩個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入黨手續也很簡單、沒什麼，只是發個小本子，投票的時候比較方便。”於是韓秀又請他簡單介紹一下這兩個黨的目標和宗旨。他就說共和黨的目標第一就是反對共產主義制度。於是從來到美國開始，韓秀就加入比較保守、右傾的共和黨。韓秀說：“我對'右邊'比較有好感。因為在中國，那些革命的、激進的都是左的，而我一直喜歡右，喜歡一種循序漸進的非暴力的改良。我在共和黨裡也是比較溫和派的。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但美國的製度是比較好的，相對接近完美。人在這個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有尊嚴，我就覺得可以接受。其實在美國不論哪個黨，都是人本主義的。我就希望生活在一個尊重人的社會裡。”
中國，何時能重拾尊重人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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