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業化與金融化：兩條發展道路的激辯與抉擇
金融化與工業化對立統一於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金融化與工業化兩條發展道路的激辯與不同國家的選擇，是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關鍵。金融資本越來越脫離產業資本循環而具有獨立化的傾向，並憑藉其強大的資本實力與特殊的組織形式，逐步使工業資本從屬於金融資本。金融資本的強勢擴張，代表金融資本的勢力開始逐步控制西方社會與政府，甚至利用大眾輿論與國家政權，用金融化的邏輯來刷新經濟、刷新世界，是謂經濟金融化與金融全球化，由此逐漸形成了“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核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心—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外圍”這樣一個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廣大發展中國家客觀上面臨成為國際金融資產階級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的危險境地。
1.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
資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潤，哪裡的利潤率高就流向哪裡，從流通領域、生產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與之相對應，資本主義具有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三種主要形態。
商業資本主義，從15世紀初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工業革命，為期約300年。威尼斯人、熱那亞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等都曾熱衷於商業貿易，但這種貿易主要是面向落後地區。在商業貿易乃至整個經濟形態中，“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 369商業資本是具有高利貸性質的生息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676侵占和欺詐是商業資本獲取利潤的典型手段與特徵。
工業資本主義，從18世紀中葉的英國工業革命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的經濟滯脹，為期約200年。工業資本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生產力，社會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被空前地創造出來。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一z一在追求利潤的動機下，經濟生活中的各類商品應有盡有，與工業資本主義相適應的各種規則與秩序紛紛呈現，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各類非政府組織成為社會基礎。
工業資本主義的偉大成就是使生息資本從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和要求”。 I30一但是，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的“滯脹”的危機，對利潤的追逐驅使資本不斷向金融領域集中，生息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脹，成為現代金融資本。金融資本以其自己的標準對生產過程進行了重組並主導著企業的兼併與收購，並以所謂市場的力量迅速向社會與政府滲透，在逐步控制社會(輿論、大眾)的同時，成功地把權力關進了由資本設計的製度籠子裡(集中體現於新自由主義理論、政策與機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被金融資本邏輯所刷新，是謂金融資本主義。
2.美國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鬥爭
在資本主義社會，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作為宗主國與殖民地，英、美資本主義的傳承與繼起，完整地演繹了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複雜鬥爭。從1775年獨立戰爭到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史始終貫穿著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工業化與金融化兩條發展道路的鬥爭。
美國建國伊始，就存在經濟自主與經濟依附、農業化、工業化與金融化的發展道路的分歧。由於受英國自由經濟思想的深刻影響，以及以倫敦城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的廣泛滲透，美國的政治精英對國家開辦銀行、節制金融資本一直持懷疑態度，這就使第一國民銀行(1791一1811年)以及第二國民銀行(1816一1836年)在到期後都沒有被延續。一直到1863年《國民銀行法》通過，美國一直處於所謂的自由銀行時代，也是金融資本發展的繁榮時期。在所謂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引領下，銀行象野草一樣瘋漲，出現了一大批“野貓銀行”。 ①但是，這一時期，美國的主要矛盾，並不直接表現為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矛盾，而是集中於北方工業領域的民族資本與集中於南方農業領域的附庸買辦資本之間的矛盾，走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發展道路還是走國際分工的農業化發展道路，成為美國社會政治鬥爭的主旋律。
南北戰爭解決了美國獨立自主與殖民依附的選擇問題，為其工業化掃清了經濟、社會與政治障礙，美國工業化迅速推進。到19世紀70年代，美國就已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電力的廣泛應用、內燃機和新交通工具的創制、新通訊手段的發明以及化學工業的建立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美國進展得如火如茶，工業資本及其意識形態在國民經濟與國家意誌中佔據主導地位，強調用關稅保護市場藉以保護工業資本成長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英國鼓吹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在世界體系內形成鮮明對立。這段時期，美國經濟上的保護主義與外交上的孤立主義是一致的。
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的產業併購浪潮，使得以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P Morgan)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快速提升，在對政府權力操控、國家意志、經濟發展以及對外交往等一系列政策上，與以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1835一1919)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一1947年)為代表的工業資本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終，金融資本製造並利用金融危機(" 1907年恐慌”)，成功將金融資本的意誌上升為國家意志，進而把國家力量擅變為金融資本的力量，其重要標誌就是1913年美國聯邦儲備局成立，貨幣(美元)發行權由財政部移交給美聯儲，而美聯儲實質上是華爾街的代理機構，由此，金融資產階級竊取了美國的貨幣主權。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掌握貨幣的人也就是最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金融資本再次取得了對工業資本的競爭優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大發橫財，美國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比翼齊飛，相安無事。戰爭結束時，美國已經從資本輸人國變為資本輸出國，從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而且還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 “大蕭條”出現前10年，美國工業生產增長近一倍，美國工業的標誌性行業—汽車製造業實際生產量從1919年到1929年增長了255 %，汽車保有量從1921年的1050萬輛增至1929年的2600多萬輛,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使用的汽車81%是美國製造。一一由此出現了所謂“柯立芝繁榮”(1923一 1929年)。但是，經濟繁榮背後潛藏著日益嚴重的結構失調:金融資本勢力擴張導致虛擬經濟—股票市場的日益膨脹。金融寡頭操縱證券交易，操控輿論，把社會各個階層都吸進了證券市場，使其漸趨瘋狂地追逐股票價值上漲，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然而，色彩斑斕的肥皂泡終究要破滅，經濟學家鼓吹的“永久繁榮時代”在1929年10月23日迎來了終結，股票市場坍塌，猶如攔洪堤壩決口，衝跨了沉浸在泡沫中的各類金融機構，然後危機席捲了各個經濟部門，整個美國經濟瀕臨崩潰。
金融資本、金融寡頭是“大危機”的主要始作俑者，“大危機”引致“大蕭條”，產生的“大衝擊”終結了“鍍金時期”( Gilded Age )。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 D. Roosevelt)上台後，基本上終結了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自由經濟政策，代之以凱恩斯主義與乾預經濟政策，通過系列政策手段打擊金融資本。 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簡稱GS法案)，嚴格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尤其是證券承銷和自營買賣業務，嚴禁商業銀行和從事證券業務的機構聯營或人員相互兼職。羅斯福政府在對金融資本實行抑制與打壓的同時，積極鼓勵和支持工業資本的發展，把福特及其所代表的汽車業樹立為美國社會發展乃至國家振興的典範。 “羅斯福新政”為美國工業資本的發展拓展了空間，也為美國經濟社會迎來新的繁榮開啟了一個所謂的“偉大社會”的時代。然而，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爭鬥並未因此而畫上句號。
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滯漲”使凱恩斯主義日漸式微，新古典自由主義即新自由主義在重構中復闢。 1980年，作為金融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羅納德·威爾遜·裡根(R. W. Reagan)贏得了美國大選。在1981年就職典禮上，裡根急切地表白:“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裡根政府的整個施政理念集中體現在所謂“裡根經濟學”，實際是以哈耶克的思想為基礎，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的理論。供給學派極力鼓吹“資本優先”，主張國家的收人分配、稅收財政政策向資本傾斜，並以刺激資本投資、增加供給的名義，主張降低資本所得的邊際稅率。裡根擔任美國總統時期，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減稅、去監管和削減政府開支的“三大”標誌性政策，削減了食物券、住房補助、教育津貼、醫療救濟等一般社會福利的支出，努力使政府變小，把政府權力關進所謂的製度籠子。美國政府也相應地放鬆了金融監管，增加金融壟斷資本的自由。 “美國真正開始放鬆行業監管是在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裡根執政期間。從那時放鬆對交通業的管理法規開始，美國政府對銀行、電信、能源和媒體的監管在接下來幾十年發生了巨大變化。
工會是社會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裡根政府在削弱政府權力的同時，以鐵腕手段鎮壓工人運動(如1981年對美國職業航空交通管制工會發起罷工運動的鎮壓)，打擊、肢解、改造各種有組織的社會力量。由此開啟了用“鐵掃帚”——休克方式——積極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先河，鞏固金融資本在美國的政治統治。金融資本借助政權力量，全面而深人地向經濟領域滲透，企業管理由多年來的“企業利潤最大化”向“股東利益最大化”轉變，如此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更像一個金融公司而不是生產實體，企業利潤越來越倚重於金融資產運營。
美國企業—國民經濟的微觀基礎—紛紛走向金融化，導致國家產業空心化，利潤的源泉愈發枯竭，國家債務迅速攀升，財政懸崖日趨逼近。為持續獲取利潤，金融資本積極推動經濟金融化由生產者轉向消費者，各類消費信貸層出不窮，家庭金融化的結果是家庭負債迅速攀升，房奴、卡奴紛紛湧現。華爾街金融化不僅通過資產證券化廣泛影響了中產階級，而且還通過債務證券化廣泛滲透了無產階級，由此出現了日趨龐大的次級債券產品，最終引爆了2007年“次貸危機”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
2 經濟金融化：經濟殖民化與後進國家附庸化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幹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週期性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一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掌握最先進金融工具與最強大金融機構的國家—就可以省去“必須幹的倒霉事”而“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為了輕鬆賺取更多的利益，就必須用金融資本的邏輯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格式化，這就是所謂的經濟金融化，通過金融遊戲，將秩序與規則直接兌換為利潤與金錢。
1.現代金融的“藝術性”遠大於“科學性”
金融化是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業精英們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制度的重要性的不斷提升，金融資本對實體經濟持續滲透、融合與操縱和金融資產階級用金融資本的邏輯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格式化的過程。隨著經濟金融化的推進，“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產業部門(甚而從諸多正在擴大中的服務業部門)轉向金融部門”。 IS0一約翰·福斯特將金融化定義為資本主義經濟重心從生產向金融的長期轉變，其轉變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指標：其一，金融利潤佔總利潤比重的不斷上升；其二，不斷上升的債務/GDP比例；其三，FIRES(即金融、保險與房地產)佔國民收人份額不斷增長；其四，舶來的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不斷擴散；其五，金融泡沫的不斷膨脹。
早在17世紀，威尼斯金融家就首創了泡沫經濟騙局，就是把相關資產價格拼命炒高，誘騙當地市場投資者跟風追漲，金融家獲利後突然撤資，使泡沫破滅，迫使套牢者恐慌拋售，等相關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後，金融家再殺個回馬槍，實施廉價收購。這就是著名的“威尼斯騙局”。後世的各類金融騙局，都可溯源到威尼斯金融家的“垂範”。因此，金融化進而泡沫化不是金融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有金融資本抑或有金融家就會有金融化、泡沫化，只是在金融資本主義下倫敦城、華爾街的銀行家將金融化玩到了極致—將一個個主權國家玩於鼓掌之間，將整個國際經濟體系玩到近乎崩潰的邊緣。
經濟金融化首先損害的是金融資本的宿主—金融資本發育成長的母國。美國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孕育成長的福特主義，代表著工業資本，本質上必須形成資本家與工人—誰也離不開誰的利益共同體，勞資間鬥爭與合作構成經濟社會的主旋律。在這一矛盾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中，工業資本的社會責任感(如福特T型車的大獲成功)推動著企業創造出使用價值與價值，進而推進國民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然而，與工業資本不同的是，生息資本而後金融資本無視乃至蔑視社會責任，過去的銀行家以及而今的金融家在經營與投機時並無甚麼道德羈絆，所謂無德一身輕。著名金融投機大師喬治·索羅斯曾經反復強調，“我絕沒什麼錯。人們很難理解這一點，因為我在金融市場進行投機，是按照通行的規則來做的，如果禁止投機，我也不會投機。如果允許投機，那我就會投機，所以我實際上是參與者，一個金融市場的合法參與者。我的行動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這裡沒有所謂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整個經濟金融化程序，就是一整套遊戲規則，正是金融資產階級自己或通過政權代理人制定了這些遊戲規則。
事實上，索羅斯這位喜歡哲學思考的金融投機家對金融有著不同一般的深刻理解，“理性預期理論認為，按照定義，市場總是正確的;但我認為，金融市場幾乎總是錯誤的，只不過在一定的限度內它有自我驗證的能力罷了”。很顯然，投機大師否定了新自由主義者所一貫鼓吹的市場正確性，實際上從根本上否定了金融資本乃至於現代經濟學的固有邏輯。現代經濟學中貌似科學的理論，最終也未能將現代金融(學)打造成一門真正的科學，而是改造成為一門實在的藝術，即一門賭博的藝術、投機的藝術。最起碼，現代金融的藝術性要遠大於其科學性。經濟金融化就是金融資本試圖把整個經濟物品(各類商品與服務)變為藝術品，其價值與價格可以嚴重分離，如今已經分離到十分離譜的境地。因此，現代金融遠遠背離了傳統金融的存在與發展宗旨，即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創造價值服務而嚴重異化—獨立並控制實體經濟，週顧實際價值而直接作用於資產價格，將以錢生錢的遊戲發展到極致，甚至成為金融資產階級實行新殖民主義統治的工具。
2、金融化使美國成為“半殖民地”
從美英等國的金融化實踐來看，經濟金融化的結果必然導致一國的國民經濟“去工業化”以及產業空心化，整個經濟基礎愈加脆弱，從而使資本主義危機呈現常態化，從時有發生到隨時發生。在不時發生的危機中，美國這個當今不可一世的霸權國家，竟然也淪落為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半殖民地”。
經濟金融化導緻美國經濟日趨泡沫化。依照不同口徑計算，美國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的數倍，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GDP不到14萬億美元，而各類金融資產最高達到GDP的440倍。美國經濟出現嚴重泡沫化。企業、機構等各類市場主體日益依賴金融遊戲，以錢生錢，投機逐漸取代了投資，成為日益顯著的經濟活動，資本拜物教在美國社會各個社會階層愈演愈烈。金融投機一方面由單一化趨於立體化，如外匯投機就有即期外匯、遠期外匯、外匯互換、外匯期貨、外匯期權等等;另一方面愈發嚴重的槓桿化，以小博大、以少博多的金融賭博掀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的投機熱潮，從而放大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經濟金融化、金融賭場化、賭場社會化，使金融資本主義由此蛻變為“賭場資本主義”。
產業空心化，經濟泡沫化。經濟金融化既廣且深地改變了美國的經濟結構，虛擬經濟膨脹，實體經濟萎縮。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統計資料，自1950年以來，金融、保險、房地產業(FIRE)部門在美國GDP中所佔份額由1950年的約10%持續上升到1990年的約18%，首次超過製造業，2005年達到約25 %，到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更是達到約30%的歷史高點。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在美國GDP中所佔份額不斷下降，1950年為61. 78% ,2007年則為33. 99%，其中同期的製造業由27%下降為11. 7% o日趨嚴重的產業空心化使得經濟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不斷增加。普遍的金融投機以及家庭、企業與政府的過度負債，推動國民經濟尤其是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走向“非理性繁榮”，由此製造出一個又一個而且一個比一個更大的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滅，經濟衰退就不可避免。
中產階級坍塌，社會兩極分化。經濟金融化導致國民收人分配越發有利於金融機構和金融寡頭、高層經理。與此同時，隨著工會組織的削弱和集體談判工資合同能力的下降，工人的工資和大眾福利被不斷削減，兩極分化日趨嚴重。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人不平等開始快速度擴大。 “前10%人群”(對應“資產階級”)的收人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的30%一35%，上漲到21世紀伊始的45%一50%，提升了15個百分點。一一在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前10%人群”的收人略超過美國國民收人的50%，而90%人群分享另外不到50%的國民收人。 2007年，美國福布斯400人的財富幾乎等於美國社會最底層50%人群(對應“無產階級”，大約1. 5億人口)的財富總量(1. 6萬億美元)。
3.金融化使後進國家成為先進國家的附庸
今日美國儼然成為金融資本的天堂，華爾街的銀行家儼然成為立在針尖上的天使。在工業資本統治下，美國創造了諸多的世界輝煌，贏得了世界的尊敬，美國夢風靡天下。金融資本統治下，美國不斷喪失過去的榮耀，美國夢斷，美國由昔日的資本主義世界燈塔，逐步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弊端的櫥窗。
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羅莎·盧森堡認為，資本主義總是以非資本主義存在為前提，剝削掠奪落後地區內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因此殖民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然而，到了金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因為產業空心化，資本喪失了利潤的源泉，因此，資本主義發展客觀上更需要非資本主義的存在。集中於華爾街的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以美國為平台和工具，借助美元、美軍、美諜，不斷向世界擴張，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變為金融資本盤剝的對象，變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於是便有了在經濟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基礎上的金融國際化—“新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的實質是，在金融資本的控制下，發展中國家從理論上說是獨立的，而且具有國際主權的一切外表。但實際上，它的經濟制度，從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新殖民主義是以大財團控制名義上取得獨立的國家作為基礎的”。
新殖民主義一開始用貿易、投資把發展中國家納人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在該國際分工中，發達國家處於設計、專利、核心製造、營銷的“微笑曲線”高端，而發展中國家則處於代工製造的“微笑曲線”的低端。隨著金融資本在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佔據主導地位，在完成國內經濟金融化—所謂“去工業化”與“後工業社會”之後，金融壟斷資本操控國家政權以及國際組織，以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施壓於一個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使其致力於金融開放，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資本賬戶開放與貨幣自由兌換。
自由主義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現了工業資產階級(集團)的意志。工業資產階級借助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推進國際分工與貿易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現了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意志;金融資產階級借助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推進金融自由化。新殖民主義推銷員，他們手中拿的是計算器而不是槍枝;他們穿的是上班時的服裝，而不是戰鬥服裝;他們宣傳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福音，而不是傳教的福音。新殖民主義者是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捐贈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國大使館、商業銀行和新興的非政府組織人員。他們並不大肆聲張，也不使用槍砲，便在發展中國家裡擴展了勢力，這種勢力要比任何武力所達到的大得多和陰險得多。在新殖民主義推銷員推銷的一攬子“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中，經濟金融化是核心內容，是金融資本主義的主導經濟政策。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金融化、金融自由化能增進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的海妖歌聲的誘惑下，相信並接受新自由主義。這樣新自由主義便在相關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發芽成長、開花結果。 “當發展中國家向全球資本的動物本性敞開胸懷的時候，它們與魔鬼達成了一筆交易”。如此，繼發達國家之後，國際金融資本邏輯開始刷新相關發展中國家的理論與政策，金融資本開始滲透到相關發展中國家的每一個領域，如此，經濟金融化便在世界範圍內浩浩蕩盪近乎成為一種潮流。西方發達國家“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
3 持續推進工業化是中國的戰略抉擇
自階級國家形成以來，國家之間的競爭一直存在。近代以來，尤其是西方開啟資本主義文明以來，民族國家之間競爭日趨激烈，由此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區域與次區域戰爭更是不計其數。落後國家在國際競爭中通常處於被動挨打地位。因此，爭取或保持先進性成為國家治理的主要目標。從世界發展史來看，國家先進性就是要實現現代化。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實現現代化是毋庸置疑的國家戰略，而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參與國際分工的思想指導下，中國的工業化走上了並非完全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近些年來，受新自由主義的誤導，在工業化遠沒有完成的情形下，中國開啟了金融化的魔瓶，國民經濟出現了“虛熱實冷”的跡象。
1.工業化是實現國家富強的關鍵
工業化給國民經濟帶來的不僅是量的增長，而且還有質的改善。著名經濟學家、“德國經濟民族主義之父”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給工業化的神奇功效作了鮮明註解，“工廠和製造業是催生國內自由、智慧、藝術與科學、國內外貿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衝破農業的枷鎖使其重獲自由並提升其商業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農業利潤和工資大獲增長，使土地財產大量增值。“製造業對國內貿易、對國家的文明和實力、對國家獨立自主地位的維護以及對由此取得的物質財富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影響。
在歐洲，英國原本是一個不起眼的豪爾小國，長期受到歐洲大陸強國的欺凌，甚至還有北歐海盜的不時騷擾。有鑑於此，後來的英國統治階級勵精圖治，以發展工業來富強國家。 “每一個歐洲大陸國家都是這個島國的老師，它的每一種工業技術都是向這些國家模仿得來的，它學會了以後就把這些工業建立在自己的國土上，然後在關稅制度下加以保護，促使它們發展。威尼斯在玻璃製造技術上(還有其他許多奢侈品製造業)不得不甘拜下風;波斯對於地毯織造與染色的技術終於不得不告放棄。”
英國以工業實現富強的同時，全力遏制潛在對手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 1815年英國國會議員亨利·布魯阿姆勳爵公開宣稱，“為了將外國工業扼殺在搖籃裡，英國工業品出口就是有些損失也是值得的”。另一位國會議員休漠則叫嚷，“大陸工業應趁其蓓蕾之時加以剪除”。英王明令，在北美殖民地區就是一隻馬蹄釘也不准製造，北美殖民地的一切工業都壟斷在英國手裡。
在美國獨立並建國後，英國的著名理論家亞當·斯密和薩伊都斷言，美國“就像波蘭一樣”，注定應當經營農業的。兩位理論家認定，“在美國以極低代價可以獲得最豐饒的耕地，情況既然是這樣，美國人民就生來被老天指定專門從事農業的。美國人民就能這樣老老實實地服從造物主的安排，在這一點上誠然是對他們作了很大的讚揚，事態若果是如此演變，自由貿易原則在這裡就可以獲得極其圓滿的應用，就可以為這些理論家提供一個理想的範例。“據說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還有著無限廣闊的膏腆之地沒有開墾，工資又這樣高昂，要充分利用國家的物質財富與增加了的人口，再沒有比發展農業更好的方法;而且農業有了充分發展，工業到那時自然會跟著興盛起來，更無需用人為方法督促;如果美國使工業作不自然的發展，不僅將損及久已享有文明的那些國家，而且受害最大的就是美國自己。可以想見，原宗主國英國對新生美國的發展道路是如何關切。然而，美國後來的工業立國戰略及取得的成就，毫不客氣地否定了兩位“先賢”。
2.中國的工業化仍未完成
多年來，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想指導下，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內陸，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迅速把GDP搞上去。當然，不容否認，在“唯GDP主義”下，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這一成就美國用了100多年，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也用了100多年，而新中國祇用了60年的時間就坐二望一。如今，世界都在關注中國赶超美國的時點。華爾街機構高盛最初認為是2027年，後來修正到2019年。 2014年4月30日，世界銀行更新數據，認為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由於存在很多重複建設，產品低端同質惡性競爭，國內外市場需求很快就一個接一個趨於飽和，由此導致中國產能嚴重過剩。有鑑於中國GDP的快速提升以及產能嚴重過剩，一些學者專家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完成，未來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產業轉型升級。在產業發展佈局上，應大力發展服務經濟，尤其是著力於發展城鎮化與金融化。
新中國建立後，雖然在工業化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由於受多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工業化並不均衡。事實上，我們的工業化還存在諸如工業化時間延續不夠長、地域展開不夠廣、行業推進不夠深人、定價權與關鍵技術掌握在國際資本手中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因此，中國的工業化仍在路上。歷史上，英國、美國與日本都曾因為成功的工業化而形成強大的製造能力，先後扮演了“世界工廠”的角色，源源不絕地生產出各色產品、各種機器與各類設備，成為“全球經濟和貿易的核心國”。從英國、美國、日本的成功工業化的硬指標來看，倘若中國完成了工業化，中國為世界貢獻了什麼?是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小米手機真假難辨的模仿?是用廉價資源、廉價環境、廉價貨幣、廉價勞力製造出廉價商品的比較優勢?我們不用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妄自尊大，我們應當老老實實承認，中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
3.持續推進工業化的戰略選擇
工業化對於一國現代化—繁榮富強如此重要，怎麼強調似乎也不過分。那麼，如何實現工業化?對德國、日本等國的成功工業化有著顯著影響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對英國的經驗以及他國的教訓作了細緻而深人的總結。
(1)工業化應在適度保護中成長。李斯特執著地堅持“在保護中成長”主要源於他所認定的常識以及對英國成功經驗的觀察。 “固然，經驗告訴我們，風力會把種子從這個地方帶到那個地方，因此荒蕪原野會變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靜等著風力作用，讓它在若干世紀的過程中來完成這樣的轉變，世上豈有這樣愚蠢的辦法?”
英國的工業革命由紡織業開啟，第一桶金主要是由紡織業積累的。但是，英國的紡織業原本無任何競爭優勢可言，完全是在高額關稅與強權政治保護下逐漸成長的。為了鼓勵本國紡織品的發展，同時抑制殖民地印度紡織品的壯大，英國採取嚴重失衡的關稅政策。 1814年英國對來自印度紡織品的進口關稅是70 } 80 %，而英國向印度出口的紡織品關稅只有3. 5 %。英國控制伊朗後，在伊朗大肆開採石油，但是為了抑制伊朗能源工業的發展，老奸巨猾的英國在開採石油時的用電，竟然用進口煤炭、燃煤發電提供，而白白浪費掉採油過程中冒出的油層氣。在最大也是收益最豐厚的殖民地印度，英國統治的一切努力，集中於一點，就是吸取在北美統治的教訓，不讓印度走向近代化、工業化，而是努力使之傳統化、農業化，為此英國不惜恢復印度王室以及消失已久的種姓制度。
“英國一旦掌握了任何一個工業部門就鍥而不捨，給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顧，經幾個世紀而不倦，就像保護幼苗那樣地小心周到。任何一種工業，靠了勤奮、技術和節約，不久總有所成就，總有利可圖的;任何一個在農業上、文化上已經有了發展的國家，其幼稚的工業如能加以適當的保護，不論開始時怎樣缺點累累，成本高昂，通過實踐、經驗與國內競爭，其產品一定能夠在任何方面與國外競爭者的老牌產品相匹比而毫無愧色;任何一種工業的成功總不是孤立的，總是與許多別的工業的成就相輔相依的;任何一個國家，對於工業工作如果能代代相傳，歷久不懈，把前一代留下的工作由後一代緊接著繼續下去，這個國家的生產力就必然會發展—如果還有人不相信這些，或者對於這些情況完全無知，那麼在他大膽建立自己的理論體係以前，或者在他向操著國家禍福之權的執政諸公獻策以前，我們敢請他先讀一讀英國工業發展的歷史。
基於英國的成功經驗，同樣還包括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失敗教訓，李斯特得出“在自由競爭下一個一無保護的國家要想成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國已經沒有可能的結論，並認為“事實上最大限度的國際貿易自由，它的結果甚至能使國家淪落於奴隸地位”。
(2)漸進地有重點地保護本國工業成長。李斯特極力倡導用關稅制度保護，並非是不加甄別地保護，而是適時地保護，階段性保護，為了未來更好地競爭而保護。李斯特強調，“第一個階段是，對比較先進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以此為手段，使自己脫離未開化狀態，在農業上求得發展;第二個階段是，用商業限制政策，促進工業、漁業、海運事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最後一個階段是，當財富和力量已經達到了最高度以後，再行逐步恢復到自由貿易原則，在國內外市場進行無所限制的競爭，…保持既得的優勢地位。
就第二個階段的商業限制政策，李斯特指出，“實行保護製度時也並不是沒有步驟的，如果一上來就完全排除國外競爭，使處於這樣制度下的國家同別的國家完全隔離，那麼這樣的製度…與正確理解下的國家本身利益相違背。如果要加以保護的那個工業國還處於發展初期，保護關稅在開始時就必須定得相當輕微，然後隨著國家的精神與物質資本以及技術能力與進取精神的增長而逐漸提高。工業的不同部門也並不是一定要在同等程度上受到保護的;應當予以特別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門。這裡所謂重要的工業部門，指的是建立與經營時需要大量資本、大規模機械設備、高度技術知識、豐富經驗以及為數眾多的工人，所生產的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他們的綜合價值來說，都有著頭等重要意義的工業。
當今世界，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來看，潛力最大、增長最快的市場當屬中國市場，單位資本收益率數倍於發達國家市場，國際資本包括世界500強企業都將進人、拓展中國市場當作戰略選擇。中國市場培育了眾多跨國企業，其中包括三星、現代等巨型韓國的跨國企業，成為眾多跨國公司成長的搖籃。然而，多年來，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跟隨世界銀行的指揮棒，拼命鼓譟“華盛頓共識”，推行經濟自由化，一方面在國內資本嚴重過剩的情勢下，依舊用諸多優惠政策積極引進外資進人高附加值行業，依靠外資來實行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積極鼓動中資企業“走出去”，“充分利用國際資源與國際市場”，到國際“紅海市場”去拼殺，而把國內的“藍海市場”讓給跨國公司。
(3 )規制金融，節制資本，推進工業化，避免落入系列陷阱。多年來，受到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蠱惑，利益集團的誘導與誤導，很多發展中國家認為，經濟金融化與金融自由化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民收人、追趕發達國家的捷徑。實際上，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對於後進國家而言，沒有捷徑可走，只有老老實實發展實體經濟，走農業現代化進而工業現代化道路。工業化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大國穩定增長、持續發展、不斷追趕、實現強大的不二選擇，任何試圖尋求發展捷徑—拋棄工業化而追尋城鎮化、金融化、信息化—都是機會主義，最終可能招致失敗。
新殖民主義的“核心—中心—外圍”的世界秩序，有利於“核心”—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也有利於“中心”—西方發達國家，因此為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所主導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讓發展中國家走上成功工業化進而實現富國強兵之路。於是，它們不斷通過變換馬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及以經濟金融化與金融自由化為內核的經濟政策，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培育買辦利益集團、跨國金融資產階級代理人，將經濟自由主義的工業化與金融化的發展思路兜售給發展中國家，企圖將發展中國家引向邪路，從而使之成為“核心”與“中心”的長期甚至永久的經濟附庸、低端商品的代工生產基地、環境污染的集中地，成為源源不絕的利潤來源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金融不僅獨立於實體經濟，而且越來越廣泛深人地控制實體經濟;金融資本實力與勢力得到空前提升，金融資本控制社會大眾與政府官員越來越突出。更為突出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資本並不必然地成為民族資本的一部分，而是越來越多成為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附庸與代理，由此使得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資本服從並服務於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為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利潤最大化而兢兢業業，從而陷人“過度金融化”的陷阱。
註釋
①美國俚語：指在偏遠地區(有野貓出入)開設的銀行。 1836年第二國民銀行的特許經營被終止，各州只能根據本州立法機關的專門法案來批准銀行。 1837年密歇根州率先採用自由銀行製度，任何人只要符合那些相當一般的條件就能開辦一家銀行，並可發行銀行券和接受存款。一些投機者有意將銀行開設在偏僻地區，使客戶難以將所持銀行券向其兌現鑄幣，賺取不正當利益，這就是所謂“野貓銀行”。
（作者是經濟學博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來源：網文，崑崙策研究院編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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