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中產的困境和民粹主義政客的崛起

奧地利極右黨派在總統選舉第一輪獲得36.7%的選票，整個政局一片混亂。

    歐洲的難民問題已經演變成席捲整個歐洲的政治動盪，民粹和民族主義分子崛起，極右政客登上舞台，包括法國的勒龐家族在內，西歐和東歐都成為重災區。

    何以如此？

    這又不僅僅是難民問題。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歐洲的高福利政策全面覆蓋老人和底層，而支付這些代價的就是中產階級。處於對自己也會年老和失業的考慮，中產階級認同這種壓榨，沉默不語的工作了幾十年。

    即使如此，也讓老歐洲心力憔悴。南歐在連年不斷的經濟危機中，失業率高企，這些年輕人的失業救濟又成為中產階級的新增負擔。而南歐的危機又通過金融鏈條和貨幣政策傳導到西歐諸國。

    難民危機之後，對於德國奧地利等國來說，難民政策對整個財政體系的負擔，等同於每一個難民相當於同樣德國人的待遇，一瞬間就增加上百萬不工作的群體。

    這一切都要中產階級來負擔。

    在歐美的文化融合和政治正確要求之下，中產階級不能發聲，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媒體中。比如說底層各類窮人難民可以謾罵，說資本家對我們不好，白人欺負了穆斯林，所以他們要給我們錢，這是我們應該得的。中產不能隨便對自己孩子或者鄰居或者同事，發出各種不滿，說穆斯林如何，底層窮人如何。他們會被自己的孩子鄙視，因為孩子在校園裡學的是美好世界，需要照顧弱者；會被自己的鄰居歧視，認為你這人是種族主義者；會被公司開除，因為公司不想要有麻煩。

     更甚至與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也因多年的意識形態認知，許多人對政治正確認同，對世界平等認同，對照顧弱者認同，對文化融合認同。否則他們就不能自我認同，只能被媒體的左翼知識分子嘲諷和侮辱。因為媒體掌握了話語權。

     政客更是從底層拿到選票，從而讓一個個底層社區把握住國家政策導向。

     在資本通過公司規避來自權力的壓榨時，底層各路人馬的免費收益就必須要有人來支付，於是中產階級就成了群羊。

     這一切的發生，終有結局，最後憤怒集聚，打著公平正義的政治正確成了新的不公平和壓榨之後，中產開始以選票選擇，矯枉必須過正，把民粹主義分子選上了舞台。

    法國選擇了勒龐家族，美國人選擇了特朗普，奧地利人選擇了自由黨，德國人正在把默克爾趕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