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7日 星期六
囚徒
沒有人能夠預料到做企業會這樣悲催。
或者說沒有多少人能夠比我更了解企業家的悲哀。
我做了十年的企業,如果把我現在做的事情也算企業的話,我做了十六年企業。所以當年我離開外企管理層去創業時,並沒有想到買房子的收益會遠遠超過做企業。
這就是許多人問的,當年你會知道房子漲的比做企業還凶悍嗎?
其實是有人群足夠聰明的。七八年前,我給一些浙江人做工程,他們在上海大量買房,我因談吐不像普通的包工頭,因此有更多的交流。在那時起,他們就把工廠當做融資工具,貸款大量買房。
所以,很簡單的道理,生意場總有大多數人失敗,無論理由如何;總有人成功,道理卻只有一個。
在貨幣資源錯配的時間段裡,很多企業家飛快的發現做實業的收益遠低於炒房,另一些企業家飛快的發現可以內外做匯差和利率套利。
貧富差距在貨幣的氾濫和潮汐中,在資產市場的潮汐中,逐漸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家變得窮困潦倒,他們甚至不如職場的中產階級,因為職場的中產階層打一份工,家裡催著買房結婚,銀行因其工作穩定,給一份按揭貸款,於是伴隨著房價的攀升,每個人都有了安身立命的紙上財富。
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主們了解這些東西,再沒有人去甘心做一份實業,整個商業環境就脫實入虛。
我說的是我自己,sb一個,曾經在十年的生意生涯裡被收智商稅,甚至賣了房子去填補生意的現金流,窮困潦倒,背負巨債,被黑社會追討,被拘留進牢獄。幾年前,我遇見同樣被收智商稅的一桌人,保稅區的一個飯局中,十二個人無意中因為一個話題,了解到有7個人因生意進過牢獄。這是我們這些兢兢業業做實業的蠢蛋的結局。
而你買兩間房子,賣掉一套,已經可以沐浴著太平洋的海岸陽光,施施然退休了。
我絲毫沒有憤怒,這是我們應付的代價,為智商,為選擇支付。
至於有沒有人繼續做實業,這是未來這個國家要付的代價,也是為智商,為選擇支付。
我能夠關心的,只是個人的命運,世界與我何關係呢?
聰明些,再聰明些,你並沒有資格選擇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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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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