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我是拉賓的學生

本文編自《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故事、哲學與華為的興衰邏輯》，經出版方獨家授權發佈

2001年3月，任正非在《華為的冬天》一文中這樣評說以色列總理大選：「什麼叫領導？ 什麼叫政客？ 這次以色列的選舉，讓我們看到了猶太人的短視。 拉賓意識到以色列一個小國，處在幾億阿拉伯人的包圍中，儘管幾次中東戰爭以色列都勝了，但不能說50 年、100 年以後阿拉伯人不會發展起來。 今天不以土地換和平、劃定邊界，與周邊國家和平相處，那麼一旦阿拉伯人強大起來，他們又會重新流離失所。 要是這樣，猶太人再過兩千年還回不回得來，就不一定了。 而大多數人，只看重眼前的利益，沙龍是強硬派，會為猶太人爭得近期利益，人們擁護了他。 我終於看到一次猶太人也像我們一樣短視......」

什麼叫領導？ 就是在面對危機的尖峰時刻，不盲從大眾，胸懷未來，並且善於因勢而變，將國家或組織領出危機的卓越人物。 拉賓就是。 拉賓做出了妥協：以土地換和平。 猶太複國主義者的後裔拉賓，思考的是以色列的持久安寧，而不是著眼于一城一地之得失。 拉賓被殺害了，短視和善於取悅大眾的鷹派人物沙龍上臺了。 政客沙龍被稱作「戰爭屠夫」。 但在一系列強硬政策連續受挫後，沙龍在後期也選擇了妥協，承認中東和平路線圖，承認「以色列不可能永遠佔據巴勒斯坦領土」。 沙龍雖不像拉賓富有遠見，但本質上是一個務實派，一個機會主義者。

任正非說：「我是拉賓的學生。 」有一位著名的企業家說過：「為了公司，讓我給別人下跪都行。 」任正非在華為僅占1.4% 的股權，但華為是他的事業，某種意義上華為是任正非管理思想的實驗場，所以從古今中外任何思想寶庫和組織實踐的範例中，吸收對華為有用的成果，成為他基本的思維范式。 向拉賓學習遠見，向沙龍學習務實。 但不論是富有遠見還是務實的政治家與企業領袖，妥協都是其必不可少的。

兩軍對壘，非戰即和。 或戰或和，皆取決於目標實現的方略與路徑。 市場前沿的銷售隊伍，從將到士，無疑要有十足的狼性、戰鬥性、韌性，甚至匪性，容不得絲毫的搖擺與含混。 但在統帥部裡，在公司決策層，謀士們與領導者們則可能在醞釀著另一種棋局—以戰場或商場的戰績業績為標的，去尋求終結對方的廝殺：妥協，利弊權衡再三再四之後的妥協，以共贏共諧為結果的妥協。

妥協也是為了人力犧牲最小化，資源消耗最小化，目標實現相對最大化的明智之舉。 同樣，每一次的妥協以致結盟都只是暫時的、鬆散的，到了新的戰場，也許又是對壘與拼殺，又是一輪戰與和的較量。 可能的是，對手也許變了，新對手的戰術也完全不同，但戰略上的規律則是相似的：戰以和為目的，妥協無處不在，妥協意在雙贏，妥協是為了長遠......

在管理學家王育琨的一篇千余字的評論《華為的中庸密碼》中，有顛覆了媒體關於任正非和華為的許多概念性標籤。 標籤之一即是：任正非絕不中庸，絕不「和稀泥」，而且堅決反對下屬幹部無原則地「和稀泥」。 抱怨與中庸，是中國文化之中類似基因似的負面因素，其涉及面之廣、影響度之深，幾乎無所不至。 不抱怨、不中庸、完全按事理來處理事情，由任正非傳播開並堅持了下來。

任正非的身上充滿了堅定與靈活、鐵腕與柔性、理性與感性、強悍與軟弱、攻擊性與妥協精神等多重矛盾，華為的文化圖譜也混雜著亦中亦西、傳統與現代、保守與創新的多種基因。 雜交的物種更具活力和頑強性，這是生命科學所揭示的真理。

任正非在《從「哲學」到實踐》一文中講道：「中國長期受中庸之道的影響，雖然在要求穩定上有很大貢獻，但也壓抑了許多英雄人物的成長，使他們的個性不能充分發揮，形不成對社會的牽引和貢獻，或者沒有共性的個性也會對社會形成破壞......」

但他卻又在多個場合講：華為的成功在於不走極端。 老祖宗的「中庸之道」保證了公司沒有垮掉。 華為前員工梁國世在《土狼突圍》一書中曾寫道：1996 年，有一次，他陪同任正非在保加利亞雪山腳下散步，任正非問梁國世：「你知道華為為什麼能成功嗎？ 」梁國世答不上來。 任正非脫口而出：「中庸之道。 」王育琨由此評論道：「常人只看到任正非火暴的性格，偏執狂似的顛覆，刻骨銘心的超越，卻不知道，偏離只是表像。 真正活在他內心的，是一刻接一刻的回歸，一刻接一刻的平衡。 做人、辦企業，絕不會是沿著一條既定的坦途走大道就行的。 ”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 理論也是豐富的、變化的，因時因勢而對立或統一的，不能以僵化的、固定的範本去看待思想的流變，任何的變化都必須圍繞著確保「生命之樹常青」。

任正非宣導妥協精神，但他又講：「在奮鬥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容妥協，不奮鬥的人、明哲保身的人，該淘汰就堅決淘汰，否則無法保證公司的長治久安。 」也即是說，在價值觀方面無商量的餘地，企業的價值觀就是企業的靈魂，必須純粹到極致。

任正非在另一篇講話中指出：「開放、妥協、灰度這些內容，我們高層人員要堅持學這些內容，就是我們在內部要達成團結和統一......」「開放、妥協、灰度」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對內，是一種良性企業政治文化，運用得當，有利於高級幹部的互相包容，開闊心胸換位思考，合作共事，不至於形成「諸侯政治」：互相封閉，各自為政，情緒對立，山頭主義。

將「開放、妥協、大度」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則是一種戰略設定：多方押注，多邊合作，亦敵亦友，有戰有和，互相利用，實現共贏。 戰與和，進攻或妥協，都是基於是否對華為短期或長遠有利的實用主義立場，而非某種一成不變的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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