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談起經濟改革來頭頭是道。今年1月，他在瑞士達沃斯為國際貿易辯護，令企業高管們讚歎不已。上個月，他敦促官員們要“帶頭抓改革”。週日開始的中國立法機構年度會議看來肯定會重複這個主題。
但是，批評人士說，隨著習近平作為共產黨領導人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即將結束，他的記錄並不與這些大膽的聲明相符。
現在的問題是，他對真正採取改革經濟所必須的痛苦措施是否認真過，或者他只不過是口頭上談改革，把其作為緊緊抓住權力的理由。
習近平的捍衛者認為，他必須首先鞏固自己的權威，然後才能為開放市場、縮小臃腫的國有工業部門做出那些可能是十分艱難的決定。他們聲稱，由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增長乏力，對中國出口的需求疲軟，幾乎沒有犯錯誤的餘地，因此有必要小心謹慎。
他們說，這種說法將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內得到證明，那時習近平將終於擁有推動艱難的經濟調整的權力。
習近平已經是中國幾十年來權力最大的領導人。然而，他一再使用他的權力來削弱他稱為必要的改革，比如，下令在股票市場使用強力干預，以及限制貨幣向國外流動，限制房地產價格。
批評者說，問題是，習近平對中央控制、穩定和政治一致性的要求常常壓住了經濟自由化猶豫不決的步驟。他們說，他的第二個任期可能只會是更多相同的做法。
“我非常懷疑會有不同，因為我不覺得迄今為止阻止他朝改革方向轉移的原因是缺乏權威、或特殊利益集團的反對，”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商業和政治經濟項目主任甘思德( Scott Kennedy )說。“相反，他在經濟挑戰面前，一直在根據自己的直覺操作。我不指望他的直覺或那些挑戰會有多大改變。”
北京的許多經濟學家、高管和政策顧問並不掩飾他們對習近平承諾的大膽經濟改革沒有付現的失望。
2013年，他和總理李克強制定了給市場和企業家更多發展空間的大計劃。習近平宣布，市場將在分配資源方面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吳敬璉最近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說，“這些文件規定的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是執行上。”
他接下來說，“比較婉轉地說，還不夠得力。”
國外的經濟學家措辭卻不這麼得體。
經濟研究公司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創始合夥人榮大聶( Daniel H. Rosen )說，“幾乎在所有方面，中國都沒有達到自己為自己設置的改革目標。就連我們看到的GDP增長也越來越依賴於債務，這是改革不到位的結果。”
可以肯定的是，習近平的這些年並非沒有變化。
中國放鬆了對國內債券市場的控制，允許了更多的國外參與。曾經限制大多數城市家庭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被廢除了，由“兩個孩子”的政策取代，甚至出台了鼓勵夫婦生兩個孩子的措施。李克強總理一直把減少給小企業帶來沉重負擔的文書工作和法規作為自己的使命。
瑞穗證券香港辦事處的中國經濟學家沈建光說，“我覺得實際上發生了很多變化。人們期望（今年晚些時候的）黨代會之後，將有更快、更徹底的改革，”屆時，習近平將開始其作為黨領導人的第二個任期。
一些專家認為，那時，習近平將在政治上更有把握，更願意讓他的新團隊推動有爭議的改革，包括減少更多的行業過剩產能，減少不景氣國有企業的就業人數，並讓私營企業得到更大的銀行貸款份額。
因為去年的經濟增長率仍保持在驚人的6.7%，官員們說，政府在變化和穩定之間找到了適當的平衡。
“風平浪靜好行船，”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餘上週日在記者會上說。“沒有穩定的市場環境，任何改革都無法推進，甚至已經邁出的改革步子可能要倒回來。”
但是，即使許多接受漸進的、政府引導的中國改革模式的人仍說，在習近平領導下，承諾的改革或停滯不前、或出現逆轉。習近平不僅主導經濟政策，而且主導許多方面的事情，他在長期繁榮所需的更艱難的改革面前退縮了，還沒有找到不讓債務的規模變得更大來保持經濟增長的方法。
雖然包括習近平的一些頂級顧問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仍在為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繼續公開遊說，但政府對那些直接公開批評其做得不夠的人卻變得不那麼寬容了，包括不讓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說話。
經濟一直在穩步下滑，每年都需要注入越來越多的債務，以避免發生更嚴重的經濟衰退。
不過，習近平自己的政策才是讓人們對他的改革承諾有最大疑問的東西。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逃離中國，政府已經恢復了對資金向國外轉移的限制。
雖然服務業的稅收有所增長，但是，引入財產稅和其他金融改革的措施卻沒有取得多大進展。這種停滯不前讓許多依賴製造業的城市的政府財政，陷入了依賴於土地出售收入的危險。
習近平還曾承諾要精簡國有企業，讓它們更著重於在自己的核心業務上實現良好財務狀況。但他還要求黨委在公司決策中有更大的發言權，這給黨的官員在削弱公司重組上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一方面說要加強改革。另一方面，所有的部門都在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主張市場自由化的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家李維森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
“我們可能已經發布了100多份改革文件，”他接下來說。“但哪些得到了真正的實施，包括財政改革？”
商業領導說，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來減輕他們的負擔。中國西南地區城市成都的太陽能組件製造商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用了一個中國諺語來描述中國企業面臨的法規、稅收和地方性收費的負擔：
“ 稅費能不收盡量不收，能收盡量收，應收盡收是錯誤的觀念。我們應該'放水養魚'。”
人們對習近平可能會讓市場自由化的最初希望中的一些可能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國政府的改革思想從來不是一些經濟學家倡導的自由市場機制。
即使是在1980年代首次將資本主義元素注入中國經濟的鄧小平也強調，政府必須保持控制。他的改革方式已經給中國帶來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提高了數億人的生活水平，同時創造了數百個億萬富翁。
20世紀90年代，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時推動的改革，關閉了數千個國有工廠，鼓勵了私營企業家加入共產黨，並為中國在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做了準備。但江澤民仍然堅持了國家所有權，事實證明，他的繼任者胡錦濤更加致力於通過國家計劃來指導發展。
大多數專家預計習近平仍將保持他這五年的領導方式，除非增長放緩和債務上升給經濟帶來衝擊。然而，不作為的代價可能是日益沉重的債務和低下的經濟效率。
“如果政府繼續對市場進行干預，以確保增長，那麼這條道路會變得走不通，”上海的李維森說。“問題不會得到解決，只會變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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