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9日凌晨兩點，北京西郊機場燈火通明，一架從伊斯蘭堡起飛的專機悄悄落地。機艙門打開，基辛格裹著風衣下機，他還不知道，稍後那場會見裡會聽到毛澤東一句既輕描淡寫又意味深長的話——“台灣的事嘛，不急，等上百年也成。”
周恩來陪同基辛格穿過幽暗的西花廳長廊，只見毛主席半躺在藤椅上，神情顯得輕鬆。 「飛機還順利吧？」一句寒暄之後，話鋒立刻轉向台灣。基辛格按預案試圖把台海問題與中美關係“拆開談”，毛卻擺擺手：“拆不開。”緊接著那句“願意等100年”，把來客徹底聽愣了——這不是妥協，而是戰略耐心的示範。
要讀懂這番話，需要把時間往前撥回二十多年。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後，解放軍在福建集結舟師，登陸計畫已寫到細節，甚至連風向潮汐都一一計算。蔣介石退守台灣，部隊士氣低落，華東野戰軍連夜轉訓搶灘，戰機似乎成熟。
1950年6月北韓炮聲驟起，局勢急轉直下。美國第七艦隊闖進台灣海峽，杜魯門把原本允諾的「袖手旁觀」改成「武裝庇護」。對岸的蔣軍驟得龐大外援，解放台灣被迫擱淺，數個軍跨省北上增援志願軍。許多老兵後來回憶：行軍到鴨綠江邊時，心裡最惦記的仍是那片海峽。
此後十年，台海時而平靜，時而槍砲齊鳴。 1954年的「大陳演習」與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尤其刺眼。艾森豪威爾揚言“不排除核打擊”，杜勒斯更揮舞起“核保護傘”。毛主席則在中南海佈局座談，輕吐一句：「紙老虎。」1958年「精打慢停」的密集砲擊，讓美國人意識到，只要大陸握有主動權，台灣永遠不會成為西太的穩定錨。
有趣的是，毛對武力並不盲信。外界常把「砲擊金門」視為好戰證據，卻忽略了另一個事實：從1959年起，金門上空幾乎聽不到重砲，大陸主動控制火力，週期性地以「單日打、雙日停」示意對岸「局部控溫」。這種亦打亦收的手法裡，藏著一條清晰邏輯──不讓美國有藉口全面介入，卻要讓蔣介石始終睡不安。
1960年代末，中蘇矛盾激化。莫斯科一度在外蒙古、黑龍江陳兵百萬。華盛頓看準機會，透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兩條暗線與北京互遞紙條。雖然雙方都需要對方，但台灣問題像一把鎖死的閘，怎麼也繞不過去。美國人最擔心對岸動武，毛主席卻用「可以等」的說法將壓力拋回給對方：既然你們擔心戰爭，就先撤掉政治障礙。
1971年那場密談裡，周恩來詳細列舉三個最低要求：承認一個中國、斷絕與台灣的官方關係、撤走軍事力量。基辛格試探：「倘若先走文化、貿易等步驟呢？」毛笑了：「你們要是非賣麵粉和可口可樂不可，也沒人攔著；可在法律上仍得承認那是一省，而不是國。」對話不到一百字，卻定下中美建交的主旋律。
試想一下，一位在革命戰爭裡九死一生的領袖，為何對攸關主權的問題提出「百年」這種跨度？毛主席深知，當時大陸經濟基礎薄弱，工業化尚未完成；更重要的是，冷戰結構仍以軍事同盟為紐帶。若硬闖險灘，不僅會與美國直接碰撞，也會打亂國內恢復國民經濟的節奏。長線佈局，才是現實選項。
同時，武力選項從未被封存。 1974年南海自衛反擊戰，1976年東山島海訓，都是對解放台灣所需海空協同的「預演」。毛的思路其實很清楚：準備要充分，時間可以拉長；一旦條件成熟，刀可以很快落下。否則，就讓時間做磨刀石吧。
值得一提的是，毛對「和平過渡」三個字保持根本懷疑，並非因為不相信談判桌，而是對外部勢力插手保持警覺。他判斷，美方不會輕易放手，島內勢力也不具備自我消解的可能。從這一點看，「百年論」更像一句政治天秤上的砝碼——既給對手留窗口，也不給幻想留縫隙。
尼克森1972年訪華期間，再次觸及台灣議題。周恩來轉述毛的態度：「這個問題總要解決，不過先從兩國關係的大局推著走。」尼克森點頭稱是。會後，美方起草的《上海公報》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放入正式文本，並承諾逐步減少對台駐軍。公報字數不多，卻是中美圍繞主權概念展開的文字鏖戰，背後映照毛那句「不急」的耐心。
遺憾的是，毛主席晚年未能親見兩岸局勢本質性改觀。 1976年，他在游泳池邊同陪護人員談起舊事，還開著玩笑：「我在台灣還有地，還給我留著沒？」輕飄一句，卻道出畢生關懷。對岸仍在「反攻大陸」的廣播裡大聲放歌，海峽風浪依舊。
如果說百年是個象徵時間，那麼一代代領導人延續的仍是那條基本方程式：主權原則絕不動搖，和平方式優先爭取，武力選項永遠存在。毛主席的「百年論」不等於無期限拖延，而是一種頂層設計——用發展換籌碼，用實力保底線。
當下台海局勢複雜多變，島內政治生態亦幾度更替。回望1971年的那間客廳，毛澤東與基辛格短短數句，像一枚楔子釘進歷史。它既是冷戰後期地緣格局的大轉向，也是對後世處理台海問題的警示：強大是前提，耐心是藝術，戰略定力則是二者之間的橋樑。
一百年尚未過去，但九十年代的“汪辜負會談”、本世紀初的“通郵通航”，都側面印證了那份耐心正在產生連鎖反應。對未來，外界有種種猜測，然而毛主席當年那番話依舊是解析台海方程的鑰匙：和平不靠幻想，時間從不浪費——只要籌劃得當，它反而成為最鋒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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