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三十年的全球經濟發展軌跡,若要用一個核心特徵來概括,那便是史無前例的資產證券化與金融資產泡沫化的過程。
最直觀、也最令人震撼的體現,莫過於全球可投資資產規模相對於經濟產出(GDP)的爆炸性成長。在1990年代,這一比例尚維持在75%左右的相對合理區間;而時至今日,它已飆升至驚人的200%。
在這股全球性浪潮中,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金融中心,無疑地貢獻了其中的大頭。美國股市的總市值與GDP之比,已達到了約220%的歷史高點。
無獨有偶,歐洲市場也呈現相似的趨勢,其股市市值佔GDP的比例同樣高漲。
資產規模的膨脹離不開貨幣的支撐。回顧過去三十年,全球主要央行開啟了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實驗。透過連續降息至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區間,以及實施大規模量化寬鬆(QE),央行向市場注入了天量的流動性。
這些廉價的資金並未全部流入實體經濟進行生產性投資,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湧入了金融市場,不斷推高股票、債券、房地產等各類資產的價格,形成了「水漲船高」的效應。
資產證券化和金融深化在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分散風險方面曾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當這個過程走向極端,其負面影響就開始顯現。
首先,它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金融資產的持有者(通常是富裕階層)在這過程中財富急劇增值,而主要依賴勞動收入的族群則相對受損。這導致了「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財富鴻溝的擴大,埋下了社會矛盾的種子。
其次,它使得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變得更加脆弱。資產價格與實體經濟基本面的脫節,意味著市場建立在樂觀預期與充裕流動性的沙堆之上。一旦貨幣政策轉向緊縮(如昇息、縮表),或出現重大的負面衝擊,信心可能瞬間逆轉,引發資產價格的劇烈調整,甚至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最後,它扭曲了資源配置。過度的金融活動可能吸引本應投入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的資本與人才,導致經濟的“脫實向虛”,長遠來看削弱了經濟成長的根本動力。
這現象早已觸動了市場的敏感神經,尤其是當它超越了投資界巨擘沃倫·巴菲特所推崇的「泡沫指標」——他多次強調,當股市總市值與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值升至極端水平時,便是市場發出危險信號之時。
面對此情此景,巴菲特及其執掌的波克夏‧哈撒韋公司的行動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們已經連續十個月淨減持美國股票,並且其投資組合的表現顯著跑輸了同期高歌猛進的美股大盤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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