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這個討論是非常有價值的。這是一次對中國西方經濟學教條主義比較系統和理性的批判。我大體上認同陳平先生在下文中的看法。陳平先生對茅于軾先生的“邏輯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回答是有道理的。我想指出的是，邏輯仍舊屬於推理的範疇，用推理檢驗真理而且是唯一標準，此論本身就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不能自洽）。社會科學的邏輯是存在主體性的（立場問題），也就是誰的邏輯的問題才是根本性問題。
實際上，這也是主流經濟學家的哲學死穴。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經濟學不存在絕對真理，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也不存在絕對的好壞。在特定歷史時期，在特定現實環境，就需要相適應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沒有絕對教條的“普世真理”可以生搬硬套。陳平先生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中肯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我歷來推崇陽明先生的“正心以中”的說法，經濟學不存在絕對真理，也僅僅是一個“中”的問題，就是一個平衡的問題。我想，大家爭論了半天，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歷史地看，用“真理”或“科學”來壓制“立場”不是一件好事情，這仍然是極權的標誌。當然，也必須警覺，不要讓“立場”鎮壓“真理”和“科學”，不能再搞政治正確的那一套了。就哲學而言，左和右都不好，“正心以中”才是最好的。當然，這也是最困難的，最需要水平的。
在此，向陳平先生表示敬意！
陳平回應茅于軾：不同邏輯還是不同類別？（電子郵件原文）
茅于軾，並諸位學友：
非常高興收到你的批評。我們認識30多年了，頭一次得到你的批評。前些時，盛洪的兩個問題（市場邊界，政府作用）對我很有啟發。下周可以把我的思考和盛洪分享。
你的來信提出的是科學哲學的問題，在我的知識範圍裡，你的說法在國內可能是獨創。西方認為知識的源頭是兩個：一是經驗（培根），一是公理，包括宗教信仰在內。你說的邏輯，應當歸入第二類吧？
我不能同意邏輯比實驗重要。原因有三：第一，邏輯和幾何一樣，有無窮多種。第二，形式邏輯強調自洽，但是源頭的公理或前提是否正確，還是經驗檢驗的問題。辯證邏輯看來自相矛盾，但是實踐上常常比形式邏輯成功，因為形式邏輯假設事物概念可分，分界清晰。實際問題複雜的多。分界本身就是視角問題。第三，不同邏輯的爭論問題，實質是科學分類問題。
不同時空尺度，不同層次的規律不同，你可以說邏輯不同。例如經典力學的邏輯是連續的，量子力學的邏輯是離散的。宇宙和生命世界沒有統一的邏輯。哪種邏輯主導也看實驗解釋能力。
我舉兩個例子。
(A)我的例子。本人1967-1978年間參與過廣義相對論的研究。當時西方挑戰愛因斯坦的理論多達十餘種。牛頓引力是線性標量場，愛因斯坦是張量場。當時最著名的挑戰者 Dick 是向量-張量場，我們也有一個理論，是非線性標量場。數學都是自洽的，還各自預言不同的效應，包括超光速例子。最後美國發登月飛船和人造衛星，專門檢驗這些理論，最後的實驗誤差內，還是愛因斯坦最好，最簡單。我們的非牛頓引力，超光速粒子，至今沒發現。我的同學還在堅持，我就轉行了。這裡的標準是兩條：第一，實驗與理論預測的比較。第二，美學標準是奧卡姆剃刀：同樣的解釋能力，取最簡單的模型。如果未來實驗，可以提高精度，不排除愛因斯坦被新的模型取代。我轉行做經濟學，與這個經驗教訓有關。我後來做研究，再不敢從公理或假設出發，而是先看有無實驗和理論的矛盾，再決定是否尋找替代理論。
(B)你的例子。你有個說法“替窮人辦事，替富人說法”。邏輯很對稱，漂亮。但是我認為你的分類有問題。如果你仔細讀亞當-斯密，他把富人是分類的。生產性的資本家，和寄生性的地主。他主張自由貿易是有立場的，就是保護工業資本家，打擊地主的利益。
我對西方與中國的觀察，富人有三類：一種是創造性的企業家，一種是吃遺產或地租的寄生者，三種是過度投機者。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是金融寡頭的過度投機。新古典理論假設套利行為是負反饋，自動穩定市場，實際上主導的是正反饋，放大不穩定性。這是我反對弗里德曼和法瑪的有效市場理論的原因。新古典是半邊經濟學，只看負反饋，不承認正反饋的存在。行為金融就是正反饋，追漲殺跌。席勒和卡尼曼當然是對的。凱恩斯都比盧卡斯、弗里德曼清醒。
期權是雙刃劍。如今金融衍生市場總值為世界GDP10倍，美國GDP50倍。美國人誰還做實業？
房地產投機是同樣道理，只是周期更長，後果更嚴重。中國現在搞的城市化，鼓吹增加財產性收入，實際上把大城市近郊農民變成地主，自己不種地，把地租給內地農民種。實際上把房地產增值的負擔加在未來外地大學生和內地農民的頭上，等於類退所得稅。大批啃老族出現，都是新一代的寄生者。對付投機者，就是加強監管，拆分寡頭。美國不做，中國就得堅持資本賬戶控制，而非金融自由化。對付寄生者，就是美國的高額遺產稅，但是捐贈基金免稅，才會有福特基金會，做公共服務。
窮人也該分類。我四清時碰到一個貧農，解放前是地主，賭博輸光家產，土改時成了“貧農”。我住在上海農村，碰到一個農民，告訴我賭博已經輸了2套房子，現在去玩玉石了。美國歐洲的福利危機，一個重要原因是家庭瓦解。性自由結果一半的子女沒有父親，單身母親生一堆娃娃，吃救濟比上班的收入還多。黑人都不干臟活了，讓非法的墨西哥人做，墨西哥人只要取得公民權，就只有東歐人做了。真正對窮人的幫助，是給窮學生髮獎學金，給農民提供培訓機會，而非給房產，給錢。西藏的窮人，聽說拿到補助，就捐給寺廟，繼續要飯。西方和中國真正要改的扶貧政策都是教育問題，社保和福利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問題更大。中國目前學西方的福利政策，會造就一批懶人，財政窟窿越來越大。我建議你的邏輯改一下 ：“替創新者說話，幫勞動者升級。”但是，“不能替投機者辯護，要逼迫寄生者轉型。”不知你是否同意？
第二，你提的問題，表面是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實質是社會科學的實驗檢驗和自然科學不同。因為物理學和化學可以做可控的實驗，社會科學主要依賴自然實驗。經濟學目前的實驗規模很小，只有啟發性，沒有決定意義。自然實驗主要是各國的歷史實驗。各種思潮的興衰，週期和大國興衰，文明興衰有關，比經濟周期長的多。這是社會科學的困難之處。
我再舉兩個例子。
我出國以前，做了很長時間科技史和經濟史的研究，當然以西方為主線，但是發現中西文明的勞動分工模式的分岔：西方牧牛節省勞力，消耗資源（土地），所以搞殖民、搞工業革命，前者擴張領土，後者節省勞力。中國小農節省資源（土地），消耗勞力，所以搞精耕細作，鼓勵人口增長，但是只吸收高產農作物，如玉米、土豆，使人口倍增，卻拒絕機械發明，因為奪去工匠生計。中國文人的選美標準是詩歌、書法。
西方打進來，才逐漸明白科技的重要。出國前，我一直認為毛澤東的文革實質是農民社會主義，不懂大工業，反對國內搞的小而全。所以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企業理論，為蘇聯和美國的托拉斯的垂直整合辯護。我開始是支持的。
等我調查了蘇聯東歐，尤其東德改革的進程後，我才發現毛澤東有他的道理。毛不是小農思想，而是國家安全和獨立自主的考慮。中國唐代和美國初期一樣，對外貿是國家控制的，看作是國家安全的武器。英國、美國是在外貿出超時才鼓吹自由貿易。一旦處於不利地位，立即搞貿易保護。毛澤東明白中國技術不如人，才搞人民戰爭，要求各省糧食、軍工、日常基本物資必須自給。看來沒有效率，實際是增加的安全感，與投資分散風險的投資組合策略道理一致。鄧小平改革開放，不僅對外開放，而且對內開放。各省各地區競爭激烈，雖然沒有私有化，競爭使市場很快起來了。蘇東搞私有化，產權清晰了。但是垂直整合的企業變成私人寡頭，效率更糟。最致命的是蘇東為了避免重複浪費，結果每種部件生產都沒有競爭者。一個部件廠在烏克蘭，另一個在東德。中央協調機構（相當於西方的跨國公司總部）一跨，系統完全癱瘓，換了西方跨國公司經營也是虧損，只好破產。我這才明白科斯理論的謬誤。盛洪講改革=產權+交易，這是不夠的。前提是有多家競爭者，但不是完全競爭。更不是兩家交易。這是薩繆爾森和科斯的基本差別。
就此而言，我認為要重新評價大躍進和文革。兩者並非完全失敗，而是有失有得。大躍進失敗的是鋼鐵和農業放衛星，但是科學大躍進是完全成功的。不光是兩彈。社隊企業也是後來鄉鎮企業的種子。文革失敗的是大民主，以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可以代替幹部政策和精英管理，是違反勞動分工的。但是，文革打破兩千年的對官僚系統的迷信，使民眾敢批評各級領導，這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如無文革，走蘇東式的官僚把國家財產私有化的道路非常容易。經過文革，即使上層利益集團一度推動管理層收購，立即招致全黨全民反對而停止。蘇東瓦解，民眾毫無警覺。等到權力財富盡失，已經回天無力了。如果用麥迪森的數據，比較1950-70年代的經濟增長，中國發展僅次於日本和東亞，但是高於其他地區。日本發的是戰爭財，靠甲午戰爭賠款搞的教育和基礎建設。靠朝鮮戰爭，免除德國重工業被解除武裝的厄運，再靠朝鮮越南戰爭，髮美國後勤的財。中國完全靠自己，加上戰略思維。毛和鄧是互補的。
中國的自力更生的改革開放，超越了德日模式，拉美東亞更是無法相比。如果不看蘇東實驗，我會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但是看了蘇東轉型，我對毛的功過評價有很大改變。這次美國金融危機，我又重新估價德國蘇聯模式和英美模式的優劣。中國如走得好，可以超越德蘇模式，挑戰英美模式。這可能離題遠了。
總之，非常感謝茅于軾的批評和問題。幾年前在杭州開會，碰到陳志武，他出了本書《金融的邏輯》，當時我就問過他：金融是邏輯還是科學？他不能答。後來，張維迎也出了本《市場的邏輯》。似乎周其仁也寫了本改革的邏輯。不知是否都是從你那裡學來的。如是，至少要引用一下。
今天你提出的兩個問題，都是好問題。比科斯問題（企業的本質，社會成本）還有意義。只是我的解答和你不同。是否有道理，請大家指教。
祝好！
陳平
201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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