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美國需要什麼樣的中國》一書
張庭賓
中國的對外開放越來越成為一筆虧損極其巨大的糊塗賬。
過去30 年來，中國一直有一個神話，或者叫萬能靈丹，叫“對外開放”。只要對外開放，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政治改革改不動了，就以開放促改革；缺乏資本，就對外開放外商投資，並給予超國民待遇，並靚女先嫁；缺乏技術，就對外開放以市場換技術；GDP 增長乏力，就對外開放擴大國際市場，向全世界出口；內需不振，就向歐美借出巨額外匯儲備，讓西方人有錢購買更多的中國商品……
遺憾的是，這一套套“只要對外開放，就能解決什麼什麼”的論斷，在殘酷現實面前已經結結實實地撞了南牆。以經濟開放促政治改革，結果是官僚既得利益日益擴張，國家人民的利益被日益部門化、地方化和代理人化，已經成為政權鞏固社會穩定的心腹大患；對外商開放產業投資並給予超國民待遇，結果是1990 年代中後期大量國企倒閉上億工人失業，十多年後外資控制了中國大多數的產業鏈，每年有上萬億人民幣利潤被轉回母國；以市場換技術，其結果是跨國公司核心技術全為獨資或控股企業掌控，中資企業淪為組裝廠。甚至美國對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都嚴防死守；向世界出口增大外貿依存度，如今遇到了美國再工業化，以TPP 扶持其它發展中國家替代中國出口，以貿易保護遏制中國出口；向美國借出了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換來的是美國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新軍事戰略，換來了ABC播出的兒童討論節目中驚人的一幕：一個白人孩子為解決債務危機“支招” ——稱美國應“繞到地球另一邊去, 殺光中國人 ”。
俗話說：撞了南牆要回頭了。可匪夷所思的是，這些開放萬能論者即使在現實中讓國家撞破了頭，不僅無人承擔責任，也絕沒有一星半點的反思和懊悔，反而堅決不回頭。甚至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喊出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神奇口號。如今在眾多有識之士反复警告下，非要把開放進行到底不可：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和允許外資在中國圈地從事農業。
如此明知讓國家撞了南牆仍要撞，讓民族不跳黃河不死心，稍微有點理智的人都會感到不可思議——最簡單的常識不容迴避：1，對外開放是誰對外開放？是中國對外開放！不是開放了數典忘祖忘記了自己是誰，開放成了“中美國”，開放成了“救美國等於救中國”，開放成了中國成為美國的“藥渣”。2，對外開放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中國國富民強，贏得更多的生存發展空間。而不是將祖宗留下的資源環境，國人辛勞創造積累的財富，子孫後代的生存空間，竭力供奉為它國享用，甚至將國家、民族和國人的命運和生存主宰權交予他人之手。這個簡單的道理，只要是與中國同呼吸共命運的人，哪怕是個小學生都不難懂得，為何某些號稱中國頂尖聰明的主流精英們偏偏不懂呢？
這是因為在他們“皇帝的新裝”的下面有著非常合理的邏輯——獨立學者余雲輝先生以《美國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美國“魔鬼三角陣”下的中國》一書揭穿了其秘密：在某些人士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對外開放，將開放神話化，乃至於屢挫屢奮，非要摸著石頭過洋——即使淹死也在所不惜，其背後有一個非常理性、智慧且一貫的邏輯，那就是——這是美國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余云輝寫道：“當年，一批披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專家成為政府貴賓、成為官員老師並佔據中國主流媒體和講壇之時，美國對華的經濟洗腦已經開始。當他們的信徒和代理人開始逐步掌控中國國家經濟行政權力的時候，這是美國及其盟國收穫的季節。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美國及其北約成員國聯手瓜分了中國的市場、控制了中國的大部分產業、獲得相關產業的大部分利潤，瓜分了中國的金融版圖，削弱了貨幣主導權。”
如此一來，在美國利益美國需求的主導下：“中國主動讓人民幣升值、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等，只能減輕美國大棒當下的打擊力度，但不能阻止美國的後續打擊，因為大棒之後還有大棒。這正是全世界人民眼中所看到的美國與中國之間近年來打與挨打、虐待與受虐的遊戲。”
這個以美國需求為指針的“對外開放”遊戲至今，美國對中國曾使用了各種“胡蘿蔔”和“高帽”：最惠國待遇、WTO、共贏理論、利益攸關者、負責任的大國等等；也曾示威過各種大棒：支持“民運”、支持台獨對台軍售、支持藏獨疆獨、新軍事戰略將中國作為首要對手、力挺日本對抗中國等等。當然，外部的威逼利誘要靠內部能夠對美方意圖心領神會的官員們來落實，而這些官員又需要藉助一些神話來瞞天過海，或者掩耳盜鈴。這用雲輝先生的話就是：“在中國經濟日益殖民化的背後，是治國理念的殖民化；在治國理念殖民化背後，是文化與理論等'軟實力'的殖民化。”
當今美國最需要中國在經濟金融領域做什麼呢？此書指出了三個要害：1，盡快全面資本項目可兌換，以便徹底引爆中國經濟金融危機。“美國華爾街金融集團主導的美元熱錢將主導著中國經濟的泡沫膨脹與泡沫破裂（金融危機），並在國際金融資本的進出循環過程中完成對中國財富的轉移、完成對中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改造與轉變。” 2，中國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以便外資在金融危機後廉價收購。針對於此，余先生犀利指出：“ 在中國的經濟體裡，儲蓄是經濟體的血液、外匯儲備是經濟體的肌肉、國有企業是經濟體的骨架。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遭遇洗劫，並導致國有企業破產或變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已經被國際資本的巧實力和軟實力摧毀了。” 3 ，允許城市資本特別是外資下鄉圈地，將造成中國農村和社會拉美化，激化官民矛盾，引發社會動盪。此書嚴肅警示：“啟動農村市場的關鍵是提高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收入的關鍵是提高農副產品價格。政府不應該鼓勵農民賣地賣房來增加收入，正如不能鼓勵農民賣兒賣女來拉動內需一樣。”
此書在當下這個時候出版，不僅振聾發聵，更是鄭重提醒中國經濟金融面臨最後的糾錯機會。它不僅深刻揭露了中國親美派精英們的“皇帝新裝”，全面揭示了美國的“魔鬼三角陣——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對中華民族敲骨吸髓的戰略圖謀，更給出了具有實操性針對性的應對策略。如果能夠得到重視和採用，可以將中國未來2-3年已經難以避免的經濟金融危機的損失最小化，並有可能轉危機為契機，徹底扭轉過去以滿足美國需求的所謂為開放而開放的“偽開放”，推動以中國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為歸位的真正改革。
對此，余先生鄭重警告：必須“建立民族認同製度、文化認同製度、國家認同製度以及執政黨認同機制。改革開放以來 ，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認同感、文化認同感、國家認同感、執政黨認同感卻下降到低點。這是民族分裂、國家分裂、執政黨分裂的前兆，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所幸的是，經過十八屆三中全會，隨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隨著習總書記相對政治權威的樹立，中國以國家人民利益為歸位的權力意誌已經觸底反彈，中國有可能以此為轉折點，不僅在政治上抗衡外部勢力的威逼，瓦解內部貪腐官員既得利益集團的腐蝕；更可以進一步在經濟金融上，回歸國家經濟金融主權和安全的正確立場和思維，並採取系統而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美國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美國“魔鬼三角陣”下的中國》一書屆時可以成為有益的參考。
故此，我同意加拿大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馬耀邦先生對這部著作的評價——“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和解決方案進行了敏銳的分析。我希望更多的讀者乃至中國最高領導能夠看到這本著作”。
（ 作者為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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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章回顧：原載於2004年6月22日《21世紀經濟報導》
“入市”回合背後的中美戰略爭奪戰
“雙子星座”抑或“超級胎盤”
本報述評張庭賓
邁克爾·波特來了，在2004年的春夏之交，中國的政府官員和民間企業家恰好為又一個戰略難題所困擾。
困惑來自於鮮明反差：美國的資本和商品進入中國更容易了，而中國的商品進入美國仍然艱難。
在4月21日中國國家副總理吳儀訪美前後，美國對華經貿關係至少贏得了兩項重大的市場突破。4月16日，中國商務部頒布了《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這意味著，在過去兩年中，曾經令外資零售煩心的“超國民待遇”的爭論，在事實上煙消雲散，外資零售業獲得了比WTO更寬的市場准入條件；其後，中國無限期推遲自主的無線通訊WAPI標準的實施。
與此同時，中國商品在美國的貿易壁壘面前繼續遭遇鐵壁。6月3日，在美國商務部召集的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聽證會上，長達7個小時的聽證中，中國代表只獲得了5分鐘的答辯時間，中國商務部的官員沒有獲得發言的機會。
在因“最惠國貿易”待遇面對美國國會、在“WTO”上面對美國貿易代表之後，中國不得不再次在“市場經濟經濟國家”上面對美國商務部。三次面對實質上是一個問題———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
“國家有責任向本國企業提供一個在國際競爭中有利的環境。”波特說。這也正是美國官員所做的———在中國，除了金融業外，他們已經成功地為美國投資和商品消除了幾乎所有的市場壁壘。就連匯率問題，美國也以其所謂“市場經濟國家”的標準向中國頻頻施壓。
在這場不對等的博弈中，正有不少問題，需要向波特印證。
“雙子星座”的最大障礙
波特思考的核心是“競爭”，競爭必然博弈，企業與企業之間如此，國家與國家之間亦難免俗，在國家戰略與企業戰略如何良性互動，波特傾注大量心血。
中國並不缺乏雄心壯志，在21世紀降臨的子夜，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代表國人誓言：在新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共同願景乃凝聚一個人口眾多國家的不可或缺之靈魂。波特說：“國家的基本目標是為其人民提供高水準的生活。”偉大的複興將意味著中國人像盛唐那樣生活得幸福而有尊嚴，這對一個100多年飽受西方列強蹂躪的民族無疑極具感召力。
這卻也意味著一個新的超級大國出現。與美國並肩站立為21世紀的“雙子星座”卻未必是現在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想看到的。如果它說不，將是強有力的，或許其政治的、經濟和軍事的連環牌已經打出。
4月21日，會見中國副總理吳儀時，美國總統布什微笑著說，去年12月9日他在台灣問題上所表明的立場絲毫沒有改變。如果聯想到此前此後，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不再受限制，WAPI標準無限推遲。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句價值億金的承諾。但誰也不能保證排除這句微笑語言中的警示意味，即如果美國不滿意，美國未來不排除改變台灣問題立場的可能。
兩難的是，要讓美國在經濟上滿意是同樣要付出巨大代價。中國的民航工業已體會深刻。在過去20年裡，每當中美關係緊張，大量的新波音飛機就會飛到中國。截至2002年10月，中國運營的605家大型民航飛機中有392架是美國波音飛機，佔65％。以平均每架8000萬美元測算，中國已經支付了313億美元。
波音落在中國大地上的巨大陰影是，曾經幾乎與歐洲同時造出乾線飛機的中國，當空中客車已經佔據世界大飛機市場半壁江山的時候，其民機工業已凋零不堪，甚至遠遠落後於起步更晚的巴西航空，如今連支線小飛機也需要巴西的指導。
美國純熟地把玩“台灣牌”，令中國進退維谷。解鈴直需繫鈴人，歸根結底，台灣之結還是中國人自己系上的。換個角度看，誰不可能把台灣從距太平洋西海岸200公里搬到東海岸200公里去，誰也不能阻止台灣經濟日益融入內地體系。只要中國不承認台灣獨立，保留隨時武力收回台灣的權力。自己解開這個扼喉之鎖，中國強大了，從經濟上和軍事上可以製衡外國干預者，屆時，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樣看來，“和平崛起”意味深長。
只有排除台灣困擾，中國的國家經濟戰略才能回到邁克爾·波特的正題———“國家競爭力的惟一意義就是生產力。即企業達到高生產力水平的能力，以及繼續提高生產力的能力”。
“超級胎盤”的美國利益
只有頭頂隨時可能落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解去，中國才可能和美國在經濟舞台上正面博弈。
博弈要知己知彼，需要了解美國的底牌，清晰自己手中有什麼牌，什麼牌最重要，先後怎麼出。
在政治上，中國難免遭受美國抱有單極世界夢想的戰略家的敵意，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超然態度將使這些敵意政治家無法借題發揮。他們難有藉口違背國家的基本目標：為其人民提供高水準的生活。
如今的現實是，如果失去了中國經濟，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會嚴重受損——假如“中國製造”從美國市場消失，美國民眾將不得不為維持同樣質量的日常生活支付昂貴得多的費用。換言之，美國將立刻遭遇最嚴峻的通貨膨脹。以至於有美國學者認為，這才是來自中國最大的威脅。
這意味著———中國沒有必要對來自美國的貿易壓力多麼緊張。目前中美在經濟上已經形成了高度依存的關係，美國是中國高度依存的消費市場，中國是美國高度依存的製造基地。中國找不到能夠替代美國的消費市場，同樣，美國也同樣難以找到替代中國的製造基地。
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有數據表明，2002年，中國市場出口集裝箱量已經佔太平洋東行貨量的47％，佔亞歐航線西行市場的48％－50％。而1999年以來，中國海航市場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
波特的理論也正印證這一點，中國的產業簇群正在崛起。“產業簇群是在特定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鄰近、有交互關聯的企業和相關法人機構，並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補性相聯結，”從而形成集群式的競爭力。在中國，像廣東順德的家電產業簇群、蘇州的電腦產業簇群、溫州的小商品產業簇群的萌芽都已經出現，這些產業簇群以及內地激烈的市場競爭、日益挑剔的顧客等外部環境一旦形成，就會形成自我升級的動力，很難被別人取代。
“世界工廠”的未來卻未必樂觀。美國對華經濟戰略底牌潛伏其中。對美國最有利的是，OEM成為中國本土企業的最終命運，即被牢牢鎖定在跨國公司價值鏈的底端，跨國公司掌控資本、技術、標準、供應鍊等，將中國和美國兩個市場利潤的絕大部分攫為己有。換言之，中國市場和本土企業成為美國提供源源不斷利潤給養的“超級胎盤”。而沃爾瑪就是那根“超級臍帶”。中國的存在僅僅是為美國這個“世界的惟一超大胎兒”提供源源不斷的養分。
格蘭仕已經體會到這種“超級胎盤”的無奈。儘管它在微波爐的製造上已經佔有國際市場35％的份額，但由於缺乏國際品牌和渠道，必須給GE等公司貼牌，不得不向沃爾瑪低頭，因此，其被鎖定在2％－3％的微利，更難以建立全球品牌和營銷通道。
簡而言之，美式“超級胎盤”戰略目標是，讓美國的跨國公司主導美—中之間的價值鏈———這包括信息鏈、物流鍊和資金鍊。而中國本土企業的角色僅僅是中國一端末梢的“加工車間”。
由此消滅中國本土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的潛在土壤成為其第一步驟。關鍵點是，一是在中國本土企業具備自我成長之前，具備競爭活力、信心和實力之前，跨國公司搶先進入，搶占價值鏈的戰略高地，將本土企業跨國夢想扼殺在襁褓之中。二是不讓中國本土企業產品在美國市場獲得較高的利潤率，釜底抽薪其建立全球級別的品牌、渠道和技術的資本來源，而美國跨國公司的產品在美國暢通無阻。反傾銷、特保及“非市場經濟國家”構成其常規武器庫———如果說台灣問題是個核武器的話。
2004年5月初，國家工商總局的一份報告表明，一些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占據了壟斷地位。它的名單包括微軟、柯達、利樂等，而在更多領域，跨國公司控制中國本地價值鏈的趨勢已不容掩耳盜鈴。
也有例外，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通信製造領域，華為和中興通訊等本土公司已經殺出重圍，不僅在國內市場舉足輕重，而且已經成為新興的中國跨國公司。
中興和華為能否與思科、摩托羅拉等並肩為“雙子星座”，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懸念？更有意思的問題是，這是一件“偶然”事件嗎？
路徑選擇與“心”的立場
洞穿美國的棋步，對比膠捲和通信製造產業的不同路徑，印證波特的理論，中國“雙子星座”的戰略道路逐漸清晰。
膠卷工業和通信製造業實質上是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膠卷工業以“開放先行”為指引，採取全行業合資的模式，而倖存的惟一中國本土企業樂凱，被捆綁在國有體制下，儘管國家給它種種扶持，但一直難以壯大，最後為柯達參股，成為柯達系外圍成員。
“以改革促開放”卻是通信製造業的指針。10多年前，僅僅是給了華為一個參與權，配合以適當控制外資進入的節奏，它就還中國一個驚喜，迄今它甚至都沒有上市，2003年銷售收入達到317億元人民幣，海外收入超過10.5億美元，分別比2002年同比增長42％和90％。2003年的研發費用達到34億元，超過國家“863計劃”全年的投入。
這是市場化中國、國際化中國基本路徑的兩場實驗。是在1996年中國學術界“引進外資大論戰” 之後，8年實踐的初步結果。在那場沒有結果的論戰中，其中一派的理論認為：在國際經濟一體化下，民族工業是一個過時的觀點；跨國公司沒有國家屬性；以開放促改革是必由之路等等。
這些迷霧至今仍瀰漫在中國。但在世界首席戰略大師，美國人波特早已辨析分明，他曾說：
———“在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世界，國家的作用不減反增。”
———“母國基地通常是企業保持與創造實質競爭優勢之所在。企業在這裡定制戰略，發展與維繫核心產品和製造工藝技術，創造最有生產力的工作和最先進的技能。企業在一個國家建立企業總部，對當地的相關產業和國家經濟，都會產生極大的正面影響。”
——“企業要能與世界最強的競爭者展開競爭，並獲得競爭優勢，關鍵在國內的壓力和挑戰。強悍的國內競爭對手，積極行動的本國供應商，挑剔的本國客戶，錘煉出這些企業過人的筋骨。”
———“國際貿易與海外投資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帶給國家提升生產力的機會，但同時也威脅該國的生產力。”與此同時，“國內貿易與投資的角色，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一般來說，分散各地的產業簇群和以專業化表現形成的產業簇群，是構成發達國家的最大力量。”
由此不難看出，在“國家競爭力”中，波特所最珍視的是——民間本土力量的產業簇群，即眾多的，私有的、既激烈競爭，又在價值鏈上共生的旺盛力量——當然並不排除外資成為這個簇群的一部分。這也正可以解釋為什麼浙江和廣東會成為中國最富有和最具活力的“地點”。
或許有人認為，如此本土競爭，有重複建設之嫌，“正確之道”是形成一兩家大廠。挾規模與力量與外國競爭者對抗。加上政府保障他們取得必要的資源。“事實上，即使政府大量補貼和保護，大多數國家塑造的大廠都缺乏競爭力。競爭愈本地化，競爭愈激烈，競爭優勢越大。”邁克爾·波特如是說。
TCL正在驗證著這一“和平崛起”的產業邏輯。鐵血競爭逼迫它併購了湯姆遜和阿爾卡特手機部，成為中國本土家電企業第一次真正跨國公司化的突破。
政府站在這種大地般的力量上，該扮演什麼角色呢？“適當角色是催化劑和挑戰者。它應該鼓勵或促使企業提升想像力，邁向更高層次的競爭優勢，即使過程先天就具有痛苦和困難。”
在波特這位大師印證中國之前，中國錯失了一些領域形成本土跨國公司的機會，但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畢竟在金融領域，中國尚有機會形成諸多中美“雙子星座”的機會。
但問題是，政府向民間開放牌照、重心放在創造專業性因素（教育等），避免干預生產要素與貨幣市場，推動能導致持續投資的目標（激活股市）等等，都意味著服務和放權。那麼這個動力從何而來？
對此，鄧小平的答案是：“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波特的答案仍是他的關鍵詞：競爭，中國政府與美國、日本等國政府的競爭。中國各地政府之間的競爭。
“超級胎盤”和“雙子星座”的歧途就在眼前，腳正在中國人的腳下，而心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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