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3日 星期一

林毅夫為何對中國經濟如此樂觀?

每次看到關於林毅夫博士的新聞,伴隨著的都是有關中國經濟未來的種種樂觀論斷,比如“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8%”,“中國還能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長”等等。在憂心忡忡批評改革不利的學界,林毅夫的觀點一直與眾不同。
這樣的不同為林招來不少批評。圍繞潛在增長率的問題,他多次對外澄清:“潛在”增長率不同於真實的預測,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

但是,即便撇開這些誤解,林的觀點與純粹市場派經濟學家的觀點也涇渭分明。林主張市場分配資源的作用外加積極有為的政府,這是他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這是堅定的市場派經濟學家不能接受的。在當下中國政府與市場關係仍難理清的情況下,這種分歧似乎超出了學術觀點的爭論,含有某些獨特的政治意味。林的觀點一直對中國政府參與的經濟發展模式給出了更多肯定,這完全可以被既得利益者用作抵制改革的藉口。
撇開這些問題不談,我們不妨仔細看看林的樂觀有無道理。林的新結構經濟學是通過比較優勢提出的新的發展經濟學框架。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唯有依靠要素禀賦的比較優勢發展才能實現經濟起飛,如果違背要素條件,就會以失敗告終。無論是中國還是東亞新興經濟體的成功經驗都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林還提出了“後發優勢”的概念。所謂後發優勢,就是發展中國家通過模仿跟隨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避免了不必要的創新成本,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這從理論上為落後國家實現經濟起飛提供了實踐的借鑒。
經濟發展是產業結構的升級,而產業結構的升級有賴於要素的升級。林十分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具體而言,就是要通過識別優勢產業,助推要素的升級,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比如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科研和創新的支持,市場的信息提供等等。這些必要的公共服務具有正外部性,無法由市場或企業獨自承擔,需要政府介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深度介入經濟的發展,這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
基於這樣的理論,林毅夫給出了他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樂觀判斷。如此樂觀的原因有兩點,第一是持續的技術創新,第二是中國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為未來增長提供了空間。與一般認為中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的結構失衡論斷不同,他認為投資在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仍然會很重要。他的理由可以理解,中國廣大的不發達地區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支撐經濟增長的空間還很大。
中國經濟投資過度而消費相對不足雖然是結構失衡,但結構轉型需要時間。提升消費減少投資說的是相對經濟總量的比重,並非絕對數量的減少增加。即便啟動內需助推經濟發展,投資的絕對數量也必然增加,因為中國經濟體量在增長,這完全是一個合理的論斷。
但在我看來,林毅夫的觀點存在兩個關鍵性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恰是現階段的中國的風險所在。
首先,政府投資作基礎設施建設的確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錢從哪裡來?這才是真問題。政府長期主導投資的經濟增長方式讓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債務累累,這種慷慨的信貸,在過去來自人為壓低的利率和低效的銀行系統。在今天負債高築、風險積聚的情況下,如何允許地方政府繼續投資?誠然,只要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債務會逐步被消化,但是這種論述背後的假設是一個負責而自律的政府,但事實是:中國政府是一個負責而自律的政府嗎?
第二個問題則更為本質。積極有為的政府的確有責任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支持要素升級。但政府該干什麼不該干什麼,如何衡量?這些問題的答案越曖昧,政府越位干預市場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實上,要素升級需要政府參與,卻同樣要政府讓位。以教育為例,在一個博士產量全球第一的國家缺乏創新人才,難道是因為政府參與不夠么?答案恰恰相反!
如此看來,林毅夫的觀點雖建立在所謂合適的理論之上,卻明顯有意忽略了中國經濟現階段的最為重要的危險。林試圖建立一個更加進取更具實踐指導意義的發展經濟學框架,助推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論嘗試可以理解。但你我,敢像他一樣如此樂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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