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關於林毅夫博士的新聞，伴隨著的都是有關中國經濟未來的種種樂觀論斷，比如“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8％”，“中國還能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長”等等。在憂心忡忡批評改革不利的學界，林毅夫的觀點一直與眾不同。
這樣的不同為林招來不少批評。圍繞潛在增長率的問題，他多次對外澄清：“潛在”增長率不同於真實的預測，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
但是，即便撇開這些誤解，林的觀點與純粹市場派經濟學家的觀點也涇渭分明。林主張市場分配資源的作用外加積極有為的政府，這是他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這是堅定的市場派經濟學家不能接受的。在當下中國政府與市場關係仍難理清的情況下，這種分歧似乎超出了學術觀點的爭論，含有某些獨特的政治意味。林的觀點一直對中國政府參與的經濟發展模式給出了更多肯定，這完全可以被既得利益者用作抵制改革的藉口。
撇開這些問題不談，我們不妨仔細看看林的樂觀有無道理。林的新結構經濟學是通過比較優勢提出的新的發展經濟學框架。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唯有依靠要素禀賦的比較優勢發展才能實現經濟起飛，如果違背要素條件，就會以失敗告終。無論是中國還是東亞新興經濟體的成功經驗都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林還提出了“後發優勢”的概念。所謂後發優勢，就是發展中國家通過模仿跟隨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避免了不必要的創新成本，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這從理論上為落後國家實現經濟起飛提供了實踐的借鑒。
經濟發展是產業結構的升級，而產業結構的升級有賴於要素的升級。林十分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具體而言，就是要通過識別優勢產業，助推要素的升級，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比如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科研和創新的支持，市場的信息提供等等。這些必要的公共服務具有正外部性，無法由市場或企業獨自承擔，需要政府介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深度介入經濟的發展，這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
基於這樣的理論，林毅夫給出了他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樂觀判斷。如此樂觀的原因有兩點，第一是持續的技術創新，第二是中國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為未來增長提供了空間。與一般認為中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的結構失衡論斷不同，他認為投資在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仍然會很重要。他的理由可以理解，中國廣大的不發達地區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支撐經濟增長的空間還很大。
中國經濟投資過度而消費相對不足雖然是結構失衡，但結構轉型需要時間。提升消費減少投資說的是相對經濟總量的比重，並非絕對數量的減少增加。即便啟動內需助推經濟發展，投資的絕對數量也必然增加，因為中國經濟體量在增長，這完全是一個合理的論斷。
但在我看來，林毅夫的觀點存在兩個關鍵性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恰是現階段的中國的風險所在。
首先，政府投資作基礎設施建設的確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錢從哪裡來？這才是真問題。政府長期主導投資的經濟增長方式讓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債務累累，這種慷慨的信貸，在過去來自人為壓低的利率和低效的銀行系統。在今天負債高築、風險積聚的情況下，如何允許地方政府繼續投資？誠然，只要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債務會逐步被消化，但是這種論述背後的假設是一個負責而自律的政府，但事實是：中國政府是一個負責而自律的政府嗎？
第二個問題則更為本質。積極有為的政府的確有責任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支持要素升級。但政府該干什麼不該干什麼，如何衡量？這些問題的答案越曖昧，政府越位干預市場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實上，要素升級需要政府參與，卻同樣要政府讓位。以教育為例，在一個博士產量全球第一的國家缺乏創新人才，難道是因為政府參與不夠么？答案恰恰相反！
如此看來，林毅夫的觀點雖建立在所謂合適的理論之上，卻明顯有意忽略了中國經濟現階段的最為重要的危險。林試圖建立一個更加進取更具實踐指導意義的發展經濟學框架，助推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論嘗試可以理解。但你我，敢像他一樣如此樂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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