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中央集權中國應對危機機制形成
上周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先後成立。至此，習近平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有權力的領導人。
1 月22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工作規則》；審議通過了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民主法制領域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黨的建設製度改革、紀律檢查體制改革6個專項小組名單。
此次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陣容空前強大，除習近平任組長，李克強、劉云山、張高麗任副組長外，從央視的畫面來看，會議主桌就坐人還囊括了國務院、人大、政協、軍委、政法系統等部門的副國級領導人。此外，各重要部委“一把手”和重要機構負責人參會。
長期從事經濟方面工作的參會領導有：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全國政協副主席、央行行長周小川等；長期從事政法工作的參會領導有：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郭聲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等；長期從事文化事業的領導有，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現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劉延東，曾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王晨等。
值得注意的是，各部委主要負責人也參加了當天的會議，包括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科技部黨組書記王志剛、工信部部長苗圩、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人社部部長尹蔚民、農業部部長韓長賦、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衛計委主任李斌。
這個改革小組的級別遠高於1982年成立的國家體改委（1998年撤銷），當時的體改委只是國務院下屬的一個部委，地位略高於其它部門。如今這個改革領導小組已經超越了國務院，並使國務院成為其主要執行機構。
緊接著，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4日召開會議，成立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國安會的信息很簡單（或是為了保密需要）：由習近平任主席，李克強、張德江任副主席，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干名。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中共中央關於國家安全工作的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中共歷史上類似的三人團，是在最生死攸關的時刻—— 1935年遵義會議上形成的“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至此，習近平主席已經在中共和共和國歷史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不僅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權集於一身，而且擔任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直接決策和指揮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統帥國家機器的一切力量。此外，因十八大後不再設分管政法委的常委，武警和公檢法系統也向習總直接負責。
殊為難得的是，如此權力高度集中，黨內、社會精英，特別是人民大眾，卻沒有較大的擔憂——會走秦皇漢武式的炫耀權威、透支民力、霸道自負的道路。習總從一上任就推出改進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而後開展群眾路線的教育和實踐活動，此後又多次出手遏制官員超國民既得利益，習總批示叫停西安“阿房宮”項目非常具有針對性。
特別是習總在百忙之中到“慶豐包子舖”吃百姓飯，顯示其身處國家權力最高位，但內心歸位為“人民一員”的價值觀。進一步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好評，也讓一度對高度集權副作用抱有警惕的不少社會精英放下了部分疑慮。
這一難得的局面正是筆者曾期盼呼喚的，2012年12月6日，在十八大召開前夕，本人在博客刊文《決定世界走向的兩個交接班》(見附文一) 指出：“中國和人類需要偉大而慈悲的獨裁者。當今中國和人類（如果按照既有軌跡）將不可避免地滑往悲劇深淵，唯一扭轉乾坤的希望是出現偉大而慈悲的獨裁者。偉大是指其善於凝聚權力，敢於運用權力；慈悲是指他運用權力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家族和小集團利益，而是為了人民、人類和子孫後代的生存和幸福；他凝聚權力的目的不是為了享受權力帶來的生殺予奪的威風，而是為了建立中國社會各階層各種力量各歸其位、各司其責、各盡其力而各得其所、理性共贏的製度升級文明進步，有能力以強大的建設者的姿態去直面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種種挑戰。”
該文判斷：“中國執政者已面臨了兩個突出的矛盾：1，內部官員利益擴張而民眾退無可退，致使“官民矛盾”不斷激化，如果不能妥善化解，則將面對國內政治合法性挑戰；2，外部勢力在釣魚島和南海問 題上挑戰中國的領土主權底線，如果不能強有力遏制，則將面對外部政治合法性的挑戰。且這兩者間存在相互惡性影響的可能。” （對於這兩個矛盾，筆者在2010年分別做過預警。對前者是2010年1月3日的《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與中國社會變革》，見附文二；對後者是2010年5月30日的《美國戰略遏制中心已經轉向中國》，見附文三）。
該文分析：“這將對新的領導核心提出了勇氣和智慧的極大考驗。沒有勇氣，面對強大的既得利益'三角同盟'，繼續退讓逃避，必然無力回天，乃至中央集權解體，走向中華文明衰敗的結局；但是，如果有勇無謀，不能善於團結各種進步力量，不能善於化解既得利益，不能引導達成社會各階層的妥協諒解，又難免陷入社會分裂階層仇恨，甚至回到重新閉關鎖國之中。”
一年多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中國決策層，以幾乎不可思議的大智大勇，巧妙運化，使中國政治格局為之一新，官場奢靡之風初步為之滌蕩，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和民眾開始對未來重建起信心。
平心而論，雖然中國權力意志強勢復興，政治生態觸底反彈。但是由於經濟問題積重難返，特別是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核心模式——透支國力民力，透支環境資源，去維持中國人不可能達到，也不應當模仿的美國式高消耗生活方式——是必然難以維繫的。中國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進行政治治理、經濟結構、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態的調整。
其實，中國需要一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讓所有中國人都從痛苦中深刻地意識到，我們必須走一條適用於中國國情的、低物質消耗高精神道德水平、中國傳統天人和諧與現代高科技完美融合的新文明之路，也是實現“中國夢”的真正必由之路。用美國的發展和生活方式試圖去實現“中國夢”，是典型的南轅北轍！
雖然中國仍然難以避免金融和經濟危機，但是，以當今以習總為核心的中央決策層所建立起來的權力機制，中國已足以應對內部可能發生民族分裂、社會穩定、政體政權的挑戰，包括外部的地緣政治危機乃至於戰爭。在應對危機的權力機制上，中國此次已經比美國和日本先行一步，形成了它國難以比擬的運作效率。
一言以蔽之，中國應對危機的政權機制已經形成。（張庭賓/文）
附文一：2012年12月6日
中國和人類需要偉大慈悲的獨裁者
決定世界走向的兩個交接班
原網址: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244501591.html
張庭賓
未來一周，決定世界格局和人類命運走向的兩個關鍵權力交接將會揭曉。
一是11月7日（本週三）美國大選將揭曉，是奧巴馬還是羅姆尼當選美國總統將會塵埃落地；而緊接著是11月8日（本週四）的中共十八大正式召開。如果參照17大會期的7天，即15日結束。2012年世界兩個最重要的權力交接的時間如此接近，本身已非尋常。
雖然羅姆尼在第一次總統競選公開辯論中獲得成功，並在當前拉斯穆森民調中目前已49%的支持率，領先於奧巴馬的47%的支持率。但是鑑於奧巴馬在“桑迪”颶風救災中的得力表現，再加上11月2日公佈的10月非農就業增加17.1萬人，超過市場預期的12.5萬，對奧巴馬來說，也算是關鍵時刻的關鍵經濟利好，石油價格因此大跌，也會令選民高興。
依照美國的選舉制度，是每個州選出獲勝者，其選舉人票盡歸贏家，在總計538張選舉人選票中，一旦某一位候選人獲得支持的選舉人數超過270位，即意味著其將獲得總統選舉的勝利。目前，奧巴馬在已經基本確定的州中較為領先，而在搖擺州中也略為領先，其獲得此次選舉勝利的概率較大。
鑑於美國是由美聯儲背後金融寡頭控制的精英民主國家，總統的選舉和更替對其國家戰略決策的影響相對較小，當然不同總統的駕馭和表演水平有高下之分，對於國家戰略的落實能力還是有差別的，這就好像此前的克林頓和小布什的差別。
奧巴馬與羅姆尼當選的最大差別是，奧巴馬在美國政府戰略上的連續性會更好。倘若羅姆尼上台，因其在競選中批評美聯儲過於寬鬆貨幣政策，並揚言拒絕再次提名伯南克，伯南克很可能在2014年初被迫卸任美聯儲主席。倘若其提名鷹派美聯儲主席，美國寬鬆貨幣政策時期將因此而提前終結。其宣稱在上任後實際推進金本位制，以遏制貨幣濫發也將引發國內軒然大波，短期內也不具備可操作性。也就是說，在羅姆尼就任後，將可能有一個3-6個月的過渡期，美國可能陷入一段時間的迷失。
而奧巴馬連任後，他的戰略將是異常清晰的，他將繼續將主要矛頭對準中國。他將不再有壓制以色列的必要，敘利亞和伊朗危機將會更加升級，甚至相當可能在2013年引爆伊朗戰爭；美國還會對中日釣魚島爭端進一步推波助瀾，恐嚇東亞巨量的國際熱錢回流美國，引爆中國的房地產崩潰和日本的債務危機。另外，由美元勢力推動的新一輪糧食價格暴漲也可能發生，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也將會升級。
而在美國國內，其將繼續量化寬鬆，壓低美國企業資金使用成本。並在國際石油和糧食價格暴漲的情況下，確保美國國內石油和糧食價格相對便宜，從而為美國的再工業化創造條件。即奧巴馬政府試圖達成的目標是：在美元繼續量化寬鬆貶值的情況下，國際熱錢仍然能夠回流美國，美國仍然能夠實現再工業化。
在常規的和平競爭方式下，這是不可能同時達成的目標，但是在伊朗戰爭（波斯灣被封鎖）和東亞地緣政治衝突的情況下，卻是相當可能實現的。因為，QE3導致的國際熱錢暫時流入中國，與戰爭引發的資本恐慌相比，非同一級別變量，後者是足以震懾和扭轉前者的。
而對於即將召開“十八大”的中共而言，其核心班子應已基本定局。然而，即使其班子已經確定，即使其相對於前兩屆班子是較強的，其能否挑得起未來中國繼續復興的重擔，仍然是一個較大的懸念，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的內外嚴峻挑戰不僅是30年來最大的，甚至是中國歷史上情況最複雜的時期。
過去30年中，中國基本走的是一條經濟發展先行政治治理滯後的道路，客觀上放任了既得利益的擴張，使得權力（官員和國企）、資本（包括民資與外資）和外部勢力不斷在財富分配中獲得越來越高的比例，從優先享用新增蛋糕，到切走民眾的存量蛋糕，到透支民眾的未來蛋糕（以買高房價銀行按揭的方式），如今已經已逼至社會公眾承受力的最底線。
時至今日，中國執政者已面臨了兩個突出的矛盾：1，內部官員利益擴張而民眾退無可退，致使“官民矛盾”不斷激化，如果不能妥善化解，則將面對國內政治合法性挑戰；2，外部勢力在釣魚島和南海問 題上挑戰中國的領土主權底線，如果不能強有力遏制，則將面對外部政治合法性的挑戰。且這兩者間存在相互惡性影響的可能。
這將對新的領導核心提出了勇氣和智慧的極大考驗。沒有勇氣 ，面對強大的既得利益“三角同盟”，繼續退讓逃避，必然無力回天，乃至中央集權解體，走向中華文明衰敗的結局；但是，如果有勇無謀，不能善於團結各種進步力量，不能善於化解既得利益，不能引導達成社會各階層的妥協諒解，又難免陷入社會分裂階層仇恨，甚至回到重新閉關鎖國之中。
誠然，中國要成功地應對未來的艱鉅挑戰，首先要重建強大的權力核心，再造中國的權力意志。而權力意志再造往往須置之死地而後生，是要到一個社會大多數人清晰地意識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時，才能向這個權力核心凝聚，核心權力意志才能轉變為國家和全民的變革意志。
當今人類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表現在西方文明內部，是金融寡頭的既得利益擴張與選民的福利擴張之間的根本矛盾，西方國家內部很難能形成一種權威力量，來扭轉這一趨勢，這無論是在美國、西班牙還是希臘都暴露的十分充分。為緩解和規避這一矛盾，其必然向外轉嫁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表現的更為明顯，無論是美國向歐洲轉嫁貨幣危機，還是向中國轉嫁財政危機，均源於此。
與此同時，外部國家文明間的競爭更加激烈。由於地球很多資源的供給進入瓶頸期，隨著美國虛擬金融泡沫的破滅，人類各文明和各大國間越來越呈現出零和博弈，甚至是負和博弈的趨勢，隨著西方生活方式和競爭思維在全球的擴張，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間，國家間為爭奪生存空間而引發的仇恨正在上升，競爭手段正在惡化升級。特別是西方和西化精英因“上帝死了”和“人死如燈滅”的信仰絕望，對天道與人道不再敬畏，相當可能為爭奪優先生存權而不擇手段，甚至最後造成人類文明玉石俱焚的結果。
早在40年前，西方最後一位哲學大師湯因比就預見於此，他在《展望21世紀》一書構想的人類出路是：“（人類的唯一出路）在世界在被統一在一個政府下的過程中，可能會以中國或中國的統治原理為原動力，並設想在達到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也許需要出類拔萃的獨裁者發揮作用。（同時）期待著出現一個新的世界宗教，作為大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紐帶。”
筆者對此深為認同，按照既有慣性路徑，當今中國和人類將不可避免地滑往悲劇深淵，唯一扭轉乾坤的希望是出現偉大而慈悲的獨裁者。偉大是指其善於凝聚權力， 敢於運用權力；慈悲是指他運用權力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家族和小集團利益，而是為了人民、人類和子孫後代的生存和幸福；他凝聚獨裁權力的目的不是為了享受權力帶來的生殺予奪的威風，而是為了建立中國社會各階層各種力量各歸其位、各司其責、各盡其力而各得其所、理性共贏的製度升級文明進步。從而推動中國以強有力的建設者的姿態去直面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種種挑戰。
然而，扭轉社會發展的慣性軌道，光有偉大而慈悲的獨裁者還遠遠不夠，在一個精英普遍自私貪婪不擇手段，在民眾短視實用得過且過的社會氛圍中，指望偉大而慈悲的人物出現，本身就是種奢望。而要想改變當下不斷墮落萎靡的社會風氣，如果沒有一場巨大的災難予國人當頭棒喝，甚至給整個人類以巨大震撼，是難以想像的。當眾人陷入深深的恐懼和痛苦中，進而倒逼深刻的反思和懺悔，能夠超拔靈魂悲苦的大愛和智慧方能成為人類共同嚮往的明燈，偉大的獨裁者才能藉機凝聚變革力量，幫助人類渡過最凶險的一關。
中國與人類還有機會改變最後的悲劇命運嗎？真誠希望“十八大”是把握最後機會改變的開始。（作者為中華元智庫創辦人 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繫郵箱ztb6006@sina.com）
附文二：2010年1月3日
人類文明自我毀滅與自我升級的倒逼機制已經形成
2010—2014 ：全球紙幣危機與中國社會變革
原文網址：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141254982.html
張庭賓
未來的5年，人類大有可能在這個關鍵期決定自己的命運。
在一場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經濟危機之後，這已非危言聳聽，杞人憂天。
1929年經濟大危機之後，華爾街股市崩潰，大量金融機構倒閉，失業人數攀上歷史高峰；英、法、德等國受此拖累，正局部恢復的金本位夭折，世界經貿關係失去“定海神針”；各大國競相紙幣貶值轉嫁危機，多國陷入嚴重紙幣危機，通脹嚴重；失業嚴重在德、意、日等國引發社會危機，並轉化為政治災難，1933年，希特勒當選德國首相；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9年德國侵入波蘭，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按照一般的歷史邏輯，一場大的金融危機之後，是經濟危機、貨幣危機、社會穩定危機、政治危機，如果人類沒有能力扭轉，最後很可能演化為戰爭。
類似的陰影在近百年後會重新籠罩在人類的頭頂嗎？我們尚有什麼辦法能夠扭轉乾坤嗎？
哥本哈根開端物質享樂衰退時代
做最壞的打算，向最好的方向努力，無論對一個人、一個國家，整個人類都是明智成熟的態度。而不是相反。
過去10年，人類精英已經犯了一次樂極生悲的嚴重錯誤。當人類邁入21世紀之前，隨著蘇聯的解體，西方的精英，尤其是美國的自由派精英志得意滿，樂觀之極。
作為這種情緒的典型代表，弗朗西斯?福山基於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聲稱：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從此之後，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製度就不再進步了。它獲得了西方自由主義精英們的滿堂喝彩。雖然沃勒斯坦式的悲觀主義同時存在——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歷史體係將面臨崩潰，但後者顯遭廣泛鄙視而被主流放逐於荒野。
歷史從不按照喝彩者分貝決定自己前進的步伐。10年之後，預言家福山不得不向歷史低頭——我們還沒有抵達歷史終點，他給自己找的台階是“我們仍未達到科學的終點”。
21世紀初，即使西方主流精英開始從極端樂觀中退燒，但他們也絕對想像不到，這個十年對於西方資本自由式文明是如此多災多難——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泡沫破滅；2001年，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2003年6月，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發動了侵略伊拉克戰爭；2008年初美國爆發了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在這10年即將結束之際，美國的狹義失業率達到10%，而廣義失業率達到22%。
這十年中，美國的一個明智選擇是——2008年11月選出了總統奧巴馬，這是位能夠最好扮演彌補美國多種族社會鴻溝的最佳人選，他的存在為緩和美國國內的階層和種族衝突迄今至少贏得了一年的時間，但圍繞著新醫保改革方案，美國社會矛盾的導火索隨時可能被點燃，奧巴馬式“和解”岌岌可危。
奧巴馬政府沒有想世人期待的那樣搖起橄欖枝，即使諾貝爾獎極其慷慨地將和平獎獎勵給他。他仍毫不猶疑地選擇向外轉嫁危機——重新增兵阿富汗；伊朗顏色革命掀起波瀾；對中國則大興貿易保護；而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美元將通過雪崩而逃避它國的債權……
這些能夠挽救資本自由意志被長期放縱的災難嗎？西方資本主義的第一意志是資本的自由意志，其它什麼兩黨競選，三權分立的力量都是資本絕對意志的僕從。放縱資本自由意志必然導致財富和權力的寡頭集中，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它最終將摧毀一個正常的“金字塔社會”，成為大眾匍匐於地極少數人高高在上的“圖釘型社會”。
這種由“圖釘性社會”而衍生的種種危機，絕不是伯南克式的“開著直升飛機灑鈔票”能解決的，後者不能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它除了製造新一輪更短週期的金融泡沫外，只能將財富集中到更加少的人手中，將更加恐懼紙幣體系崩潰的人們趕到黃金和大宗商品的陣營。
當華爾街金融神話幻滅後，各國、各種族和階層勢必將進入一個紙面財富和物質享樂“負和博弈”階段。一則因為，當金融衍生品和美元紙幣泡沫破滅之後，由於美元這個虛擬放大鏡放大出來的紙面財富將被打回原形，這將至少是一個數字財富的負和博弈；二，隨著虛幻繁榮的破碎，人類將忽然發現不可再生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已非常稀缺，而人本身是如此富餘，各國如果以自私的心態，必將會為爭奪有限的物質資源而投入更多的代價，從顏色革命乃至武力戰爭……
在這個10年結束前11天閉幕的哥本哈根會議，它實際為未來50年定下了基調。即人類各國限定自己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即是要求人類的物質工業文明必須從高峰值降下來，即人類未來的物質文明享受必然盛極而衰。
在科學上，唯一能同時實現二氧化碳絕對排放減少和人類保持目前物質享受雙目標的是——人類徹底解決氫核聚變和礦產資源的循環利用，但就目前人類的科學水平，在10年內，氫核聚變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類拯救地球的最後一次機會”其實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一次呼籲，更是一種對人類生存權的威懾。
中國是打破人類文明惡性循環的希望所在
如果按照西方文明的邏輯，人類未來幾乎是一條絕境。
從柏拉圖以來，西方城邦的“正義”就是向外擴張征服掠奪而向內進行分配。它的邏輯起點是承認人的慾望是自私的，承認人的慾望是膨脹的，並且把這種膨脹的慾望看成是向外擴張的動力加以保護和鼓勵。
這種鼓勵擴張的西方文明方式，在遠渡重洋的拓荒時代，在地球資源似乎無窮無盡之前是可行的。但今天，地球已經成為地球村，現代社會已成為平的，地球資源環境供給已達到峰值。而人類慾望和需求仍在飛速膨脹。
這種膨脹不僅因為人口的自然增長，更在於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勝利，以及其它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拷貝跟進，追求西方式奢華享樂的生活。而這種生活方式是以32倍於農業社會個人 消耗為代價。換言之，當中國等人口大國試圖西方式生活，並形成了巨大需求時，人類才突然發現，地球已經供給不了人類的胃口。
同時，在全球互聯網的時代，學習的成本大大降低，西方昔日競爭優勢如雪般融化。特別是此次華爾街金融危機以及美元地位的重創，西方已經難以將發展中國家鎖定在打工仔的角色，為西方物質享樂製造和看守礦產資源。就像這次哥本哈根會議那樣，發展中大國以西方生存方式為目標，採取西方式的博弈倫理，對它們的西方老師們強硬說“不”，而老師們卻也無可奈何。
倘若當各國都在捍衛自私生存權力的時候，並理直氣壯地視之為“正義”時，在地球村物質環境資源難以支持下，對於人口的消滅幾乎成了唯一出路。其可能選項包括：1,大規模戰爭；2,生物武器或者瘟疫；3,大饑荒。在在全球9個國家共擁有約2.7萬枚核武器的背景下，任何大國的輕舉妄動都可能帶來連環性劫難。
人類還有其它可能的出路嗎？有的，那就是在東方，在中國和印度。
這些東方文明古國的傳統智慧精華中。對於人的慾望有截然相反的觀點，無論對於釋迦摩尼、老子和孔子而言，遏制貪欲都至關緊要。在這些東方聖人們看來，人的物質享樂都是短暫和虛幻不實的，人的精神幸福才能長久持續。真正的精神幸福與物質享受無關，甚至相悖反。人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根本無需外求，甚至與整個宇宙同體，開啟它的鑰匙不是貪欲，而恰恰是放下對一切貪婪的執著。
正是基於這種理念，東方古文明如中國印度能夠在5000年長河中與自然和諧相處，而未威脅其它文明的生存和發展。直到近代，這種內斂式的文明生態被西方的砲火掠奪而摧毀，其人民才不得不以西方的方式反抗西方的侵略。
在過去100多年以西方強人的方式反抗西方強人的較量中，東方文明內斂和諧精華已支離破碎，甚至於散落塵埃。所幸的是，這些文明基因已經深入了中國人的生命基因中，當中國人師從西方找不到傳說中的彼岸幸福，這些種子就在民間，在先覺者中萌芽生長，如今已經蔚然成風——證據就在中國各機場書店的暢銷書中。儘管這只是一個開端，由於高居廟堂的諸多精英西化過甚，其成為中國新主流文化仍有待時日。
假以時日，倘若中華文明精華能夠復興，它有可能以太極般化解西方文明的霸氣，找到東西方文明優良基因共存共融的辦法，進而為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找到新和諧秩序。
但是，西方某些仍頑固於“單極世界”的霸權精英，他們仍在處心積慮地毀掉中國崛起。其中三大手段是：1，是從外而內發動顏色革命，甚至戰爭，以肢解中國；2，引髮美元雪崩再掛鉤黃金，中國人過去 積累的財富就受到極大洗劫，引爆人民幣紙幣危機；3，內部既得利益和外部熱錢的雙重力推，中國房地產泡沫瘋狂膨脹，在物極必反後破滅，再消滅中國人未來10-20年的預期收益。
鑑於中國現行政體的優勢，第一種其實現的可能性反而較小。但第二種和第三種的圖謀同時洶湧撲來，其破壞力將不亞於1990年的日本金融危機，中國過去多年潛伏的各種社會矛盾或將集中爆發。為轉嫁國內危機，中國有可能對外發動戰爭。
倘若如此，中國屆時將可能由人類和諧出路的守護者轉向人類現代文明的毀滅者。人類將喪失自我超越的最後希望，有可能爆發慘烈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另外一種可能是，資本法西斯主義將徹底佔據人類文明的主導權，並且開始對所謂"劣等人種"進行有計劃的屠殺。
因此，無論是對人類負責，還是對自身的文明負責，抑或對於個人負責，現在的中國人都必須挺身而出，勇敢地針對自身的弊端，完成一次偉大的變革，以自我革命破解外部覬覦，從而實現社會文明的自我完善，進而成為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不可動搖的中流砥柱。
現實已經在拷問我們——中國人有沒有面對它的勇氣？
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倒逼機制已形成
曾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人，現在要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繼往開來了！
過去的30年，中國經濟改革走了一條參照西方模式融入西方體系的道路。從“國際大循環”到“國際經濟一體化”，國人一路向西
其幾個支柱是：一，鼓勵外資及外向型經濟，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二，放鬆了對民間產權和民營經濟的管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三，外貿經濟盈餘買入了大量的美元及美國國債，即國民財富積累被美國掌控；四，人民幣成為美元的影子貨幣，貨幣供給相當程度上被熱錢所影響。五，以反傾銷稅、在華跨國公司所得稅等稅種，美國得以向中國變相獲取財政稅收。
這種模式是昔日曆史選擇的結果，它的好處是，它使得中國的經濟崛起不是和競爭對手打“陣地戰”，而是以對方難以割捨的方式發展，較成功地實現了後發國家的和平崛起。但其弊端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享用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相當大比重的成果，其中包括佔外匯儲備75%的美元資產。它構成了中國國富民窮的一個根源。
另一個重要選擇是，中國保持了既有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其好處是，它的存在有效遏制了資本的自由意志，倘若資本自由意志在中國成為無上權力，那麼，中國將徹底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國，人類也將徹底喪失改變資本帝國主義法西斯化的最後可能；但是其弊端是，官員對於全民利益的代理難以得到有效的民主制約，這使得法理上的全民利益往往被分割為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代理人個人利益。即部門、地方和代理人個人利益不斷膨脹，又佔去了國內財富再分配的越來越大的份額。
兩者弊端的現實表現為：中國GDP已成全球第二，但中國的人均居民收入仍在全球最少國家行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在大國中遙遙領先，而國內消費率也低到了大國沒有先例的35%；中國有著全球各國最大的外匯儲備，但是中國有著全球人均最少之一的社保基金，總額僅7000億元，人均僅538元。
這種巨大反差背後是中國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嚴重失衡。而未來美元大崩潰很可能加劇這種對外失衡；而日益高漲的房價正加劇其內部失衡。當這種失衡如果打破了社會公眾承受的底線，那麼就會引發一場社會動盪。
當下中國能夠選擇是：一是任由其醞釀爆發，置之死地而後生，借危機徹底清算貪腐分子，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重新釐定合理財富再分配，擺脫對西方市場的高度依賴，建立公平合理的金本位貨幣制度。但風險是內部動盪而外部助瀾，一發而不可收拾；另外一種是在社會公眾監督的強大助推下，執政者中正義力量更堅決地與貪腐力量既得利益鬥爭，進而佔據控制地位，在社會危機爆發之前，主動有力地消除隱患，扭轉社會分配失衡的局面，使社會穩定實現軟著陸。但其挑戰是——沒有任何強勢既得利益者會主動退出歷史舞台，中國需要商鞅變法般的強力社會變革。
然無論如何，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倒逼機制已經形成，最後的成敗利鈍將取決於中國以國家、大眾和人類幸福最大化為追求的社會精英們，能否最終戰勝那些以貪婪個人和小集團既得利益最大化的自私精英們。而其中至關緊要的是，前者能否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支持，與人民大眾同呼吸，人民大眾與之共命運。
歷史的倒逼機制已經形成，未來的挑戰將超乎國人的想像，我們已經別無選擇，只能用勇氣、智慧和意志為我們的子孫後代擔當歷史的使命。
2010 年5月30日
不能小覷“朝韓熱戰”影響中國
美國戰略遏制中心已經轉向中國
原刊發於2010年5月30日《中華元戰略報告》“環球政經觀察”專欄
核心觀點：奧巴馬政府的戰略目的已經昭然——戰略遏制重心已經由小布什時代的波斯 灣轉移向了中國，用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包圍中國，而通過核武器透明化，遏制中國戰略核威懾力量的擴張，消除中國的核反擊能力。進而通過軍事上的威懾逼迫中國按照美國的利益進行金融、經濟乃至政治的演變。
在韓國“天安艦”事件上，中國人存在戰略“盲點”嗎？
中國人似乎有理由相信和平。中美第二輪戰略對話剛在北京盛大召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幾乎將整個內閣都帶來了，100多人的代表團令世界驚訝，雙方的融洽氛圍似乎讓前幾個月的強硬碰撞瞬間消失；奧巴馬積極推動大國的核透明和核裁軍，真想讓諾貝爾和平獎名至實歸的樣子；在5月27日公佈的奧巴馬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小布什的“先發製人”被刪去，明確提出了以外交手段作為優先解決國際爭端的方針……
在這種大背景下，朝韓“天安艦事件”似乎只是朝鮮族內部的一個小摩擦，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現在幾乎沒有人認為，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的變化，可能會引發東北亞的一場危機，可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較大乃至重大衝擊。
中國的經濟戰略環境真的安全和平嗎？這是一個應該質疑的問題。在奧巴馬領取了諾貝爾和平獎，在奧巴馬向中東伸出橄欖枝，在奧巴馬倡導核裁軍這些和平姿態之下，是美國正將其主要軍事戰略力量不斷向中國周邊集中。
在2009年12月10日奧巴馬領取和平獎之前，他剛剛宣布向阿富汗增兵，他不可能不知道，要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嶺中徹底消滅恐怖分子，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美國增兵另有目的，這從英美要求中國對其軍隊開放新疆至阿富汗的瓦罕走廊中可窺一斑，增兵阿富汗，本意是在中國的西部建立美軍戰略基地，威懾中國，並在中俄戰略結合部楔入堅硬的釘子。
與此同時，美國海空軍的主力正不斷從世界各地遷徙向西太平洋，向中國的沿海集中，美國最先進的F22戰機源源不斷進駐西太平洋的基地，這裡已成為這種第四代戰機最集中的地區，超過半數的最先進核潛艇也游弋在西太平洋海底。也就是說，從奧巴馬上任後的短短一年半時間，美國已經把它海空軍約一半的精銳力量佈局在了中國的周邊。這還不包括其盟友日本的軍事力量。奧巴馬政府的戰略目的已經昭然——戰略遏制重心已經由小布什時代的波斯 灣轉移向了中國，用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包圍中國，而通過核武器透明化，遏制中國戰略核威懾力量的擴張，消除中國的核反擊能力。進而通過軍事上的威懾逼迫中國按照美國的利益進行金融、經濟乃至政治的演變。 當“天安艦”事件恰巧發生在這個邏輯清晰的戰略脈絡上，它還一定是個偶發事件嗎？還一定是朝鮮某個莽撞潛艇長的一時衝動嗎？至少，客觀上這是一個在美國需要的合適時間和地點發生的事件。對美國最有利，對中國最不利。 對於“天安艦事件”的真相來說，證據是最重要的；但是對於中美兩個大國在東亞的戰略博弈來說，證據卻沒多大意義。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美國絕不允許另一個能夠取代它在東亞決定地位的大國出現。為此，它會不惜武力威脅。 當中國經濟金融界人士討論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會將其與1997年前後的台海政治軍事危機分開討論。其實，這兩者間何嘗不是互動影響的呢？因為金融游資對戰爭是最敏感的，它們在面臨戰爭威脅的時候，總是逃得最快。另外，樓市也最怕戰爭，它可以瞬間使億萬豪宅變成廢墟瓦礫。 這是杞人憂天嗎？未必，在試圖利用內部民族矛盾分裂中國失敗後，從外部直接施加軍事威脅，先內而後外，先間接而後直接，先經濟金融後社會軍事，這符合不容挑戰的霸主邏輯。需要提醒的是，民主黨政府並非善男信女。在前一任克林頓時期，美軍襲擊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美也曾發生南海撞機事件。中國在美國的強大軍事壓力下不得不屈服，基本按照美國的標準加入了WTO。 十年之後，中國的軍事實力已經突飛猛進，已經具備了常規武器一戰的實力，並已經具備了用核武器玉石俱焚的資格。中國還會選擇屈服嗎？1999年的一幕會不會重現？會有另一次911事件轉移中國壓力嗎？ 沒有肯定答案，中華元戰略能做的，是助您消除一個戰略盲點，剖析一個潛在的財富黑洞，如能引起您的警惕，我們就足以欣慰了。 但願我們是杞人憂天。然而，做最壞打算，向最好努力，何嘗不是真正決策領袖的成熟思維呢？(此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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