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孔子新傳》摘錄：
青年孔子——一個你所不知道的孔夫子
貧窮，勇敢，智慧，幽默，收伏黑道人物，善於理財經商，
孔門是一個抱有救世宗旨的政治社團
第一章世家與出身考（略）
第二章“貧而賤”的早年生涯
1、子曰：“吾少也賤”
各種史料記載均表明，孔子的少年、青年時代——“貧且賤。”
孔子自己也曾經自述說：“我幼年生於貧賤，不得不自謀生活，所以會做許多下等人才做的事，而士君子就不可能去做這麼多事！”
孔子幼年家境出身於貧賤，所以他很早就領悟了人生及世態。
據儒家經傳，周代極為重視貴族子弟的培養和教育，建立了成熟的學宮制度。周禮規定：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但是少年孔子卻沒有入這種貴族之學的資格。
孔子成年以後曾回憶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謂“志於學”，就是有志嚮往學習。但由此可見在十五歲以前，孔子沒有機會接受當時貴族子弟必經的成為“君子”的正式啟蒙教育。
事實上，如果說孔子“十五志學”是僅僅是嚮往於學習，那麼直到十七歲後孔子才曾發憤苦學。將這種勵志過程同孔子的出身聯繫起來，可以看出如下的因果關係：孔子幼年無父，少年喪母，十七歲時由於出身微賤而遭受魯國貴族季氏的管家陽虎的羞辱。於是孔子明白了自己雖似乎有“貴人”（？）之私生子之血脈，但並沒有作為貴族嫡脈子弟的“士君子”的資格，出身血統也不能得到貴族社會的承認。此後孔子立志要自我修養，學習本領。
《史記》說孔子身材高大，“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荀子說：“仲尼之狀，面若蒙魌”。（《荀子·非相》）可知孔子之頭顱特大，有如戴著面具。
總之，孔子儀容魁偉，相貌與眾不同。那麼世俗所傳鞠躬佝僂、謙和平庸之孔子像，蓋多失真矣！
2、“ 多能鄙事”
孔子在少年及青年時期，為謀生計，曾從事過多種卑賤的職業——即所謂“鄙事”或“賤事”，以至備受社會的侮辱和歧視。所以成年後孔子曾對弟子們這樣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此語中所謂“賤”，就是指社會身份的卑賤。所謂“能”，有耐受之意，也有技巧之義——多技曰“能”，善忍曰“能”。總之，所謂“鄙事”——即卑賤之事。
孔子還曾經說自己“吾不試，故藝。”《說文》：“試，用也。”《詩·小雅》：“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傳》：“試，仕也，職事也。”藝者，才藝也。這話的意思以今語解之即：“我因為未被起用當官，所以我有多種才藝。”試通仕，即當官。
由先秦兩漢留下的許多傳說資料看，孔子確乎有多種謀生應變的本領（“藝”）。傳說的孔子平生的生活別具一格，既能享受珍饈美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也能忍受清貧生活——“飯疏食，飲水”，吃粗糧，喝涼水，而且“樂在其中”。如果困乏了，孔子可以彎起胳膊當枕頭入睡。《禮記》說孔子的愛犬死了，按當時的習俗，至少也應該找一張舊車傘蓋把狗的屍體包裹埋掉。可是孔子很貧窮，沒有車，連一張舊傘蓋也沒有，只好用一條破席子捲著把死狗埋掉。
由於自幼從事體力勞動，孔子鍛煉得力氣很大，據說能用雙手折斷城門的門閂。孔子奔跑起來速度很快，據說能追上狡兔。但孔子卻並不以自己的力氣大作為炫耀——“孔子之勁，能拒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列子·說符》）
孔子青年時代曾經為貴族季氏管理糧倉和牧場，所以懂得牛羊之習性——也就是說孔子少小時候可能做過牧童。傳說孔子“善禦”——善於駕御馬車，會使用弓箭等武器，也會彈奏各種樂器。孔子箭術很精，曾演射於矍相之圃(地在今山東曲阜孔廟西側），“觀者甚眾，如堵牆。”（《禮記·射義》）
孔子故鄉的達巷黨人曾諷刺孔子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意謂：大而無當的孔子，號稱博學卻沒有一術精通成名。孔子聽說以後，對他的弟子說：“吾何執（執，藝也）？執禦乎，執射乎?吾執禦矣。”意思就是，究竟什麼是我所擅長的呢？駕車還是射箭？我認為我善於駕車！
此外，孔子精通樂理，善鼓琴，而且知音律。據說孔子甚至能從婦女的哀哭聲中會意協拍出曲調的格律。
3、聖人無常師
從十五歲至三十歲這十五年間，即孔子的整個青年時代，正是他學習知識、培育理想以及人格形成的重要時期。可惜，史料中有關這段時間裡孔子事蹟的記載，卻幾乎完全近乎空白。我們只能根據前人留下的若干片斷記述，對此作出一些推測。
孔子自言，他是從十五歲起，開始勵志自學。後世說孔子學無常師。他自己也說：其師無所不在——“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實際意味著，孔子畢生都堅持著勵志自學，博採多師，自我修養。
衛國大夫公孫朝曾經問子貢：“孔子究竟自哪裡從學？”
子貢回答：“文武之道並沒有喪失。因此，高明者自能習得大道，不高明者也能學習小道。孔子在哪裡學習？難道非要有專門的老師嗎？” 公孫朝是衛國的高門貴族，他提出這個問題頗有挑釁性。而子貢的回答十分智巧——“大道自在，無所不能學”。但其實這只是一種遁詞。既然大道自在，人人都可以通過自學而領悟文武之道，那麼你子貢又何必拜孔子為師呢？
事實上，孔子平生曾參拜過許多私淑之師，見諸文獻的如郯子、子產、老聃、孟蘇夔、萇弘、靖叔（樂）、師襄子等，皆為當世之達人，是當時貴族階級中的佼佼才俊及有德者。
據《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平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賢，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說孔子：“學禮於老子，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子。”
然而，有一點是重要的：孔子並不是貴族出身，所以孔子少年時沒有資格進入當時各國為貴族子弟（“國子”們）所專設的國立學校——“即所謂社宮”、“泮宮”、“辟雍”。孔子一生，主要都是依靠刻苦自學而轉益多師最終成為一位大學問家的。
4、豐富的人生體驗
孔子年輕時是一個非常社會化的人物，而不是一個只會向隅苦讀的書呆子。這種經歷和閱歷，使他成年後能應對三教九流，甚至能同社會上的無賴之徒、以至各種小流氓打交道。實際上，孔門學團諸弟子的社會來源和成分是頗為複雜的。
楚人東郭子思曾問子貢說：你們孔門內三教九流之徒都有。為什麼孔子什麼人都肯收留呢？
子貢回答：“木匠門前多雜木，名醫門前多病人，智者身邊多愚氓（瞇）。”
孔子聽說這個問答後回應說：“我以大道教誨天下，什麼樣的人都不拒絕，所以人員自然很雜啊！”
當時橫行魯衛之間有一位著名的江湖大盜顏涿聚（是子路之妻兄），孔子也曾經收於門下而作為弟子。
孔子一生曾經歷各種艱難困苦的環境，仍然經常保持著樂觀心態和堅強的人格力量。這種耐受力顯然都是從他早年的艱苦生涯中磨煉形成的。
孔子認為做人必須具有原則，這個原則一是“仁”，二是“義”。根據孔子對“仁”的詮釋，“仁”的原則就是利人、愛人、助人。而“義”者，儀（表）也。義的原則就是仗義，堅守準則——要敢於承擔責任。
［據孟子詮釋：“義者，宜也。”所謂“宜”，即“應然”，即“當然”。略相類於德國近代哲人康德所謂“道德理想”之“責任感”。“義”，就是堅守準則，承擔責任。］
孔子認為，若違背仁與義的原則而貪求富貴，還不如一無所有地系身於清風白雲。
從《論語》、《禮記》、《說苑》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孔子對於人生甘苦具有極其深刻的感悟和體驗。孔子留下了許多警句格言，後來成為歷千百年而不朽至今仍家喻戶曉的至理名言。例如：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云云（均見《說苑》）。
這些格言警句的提煉，顯然與孔子復雜豐富的人生經歷有關。
孔子晚年曾說：“先知道禮樂的，就是野人。後知道禮樂的，就是君子。如果講實用，則我寧願追隨野人。”（“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這一段話兩千年來未得到經學家們的正確讀解。
只有了解孔子之上述貧賤的出身背景，我們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以“後進禮樂”來貶抑“君子”，反而願意追隨有“實用”價值、“先進於禮樂”的“野人”。
（略）
4、孔子稱管仲拯救了華夏
管仲是齊桓公的國相，是春秋時最傑出有為的政治家及思想家。以今日的觀點觀察之，管仲實際也是一位政治改革家。
管仲，名夷吾，潁上（今安徽阜陽東南）人。管仲出身卑微，曾經經過商，而商人是當時貴族所看不起的賤業。年輕時管仲曾三次求仕為吏，都被官府拒於門外，認為他不具備仕的資格。管仲曾三次被徵役去打仗，但管仲都臨陣脫逃，因此管仲被當時的人們看不起。
管仲有一個朋友，是齊國宗室貴族鮑氏家族的公子鮑叔牙。鮑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家臣，他知道管仲很有本領。
齊國國君死後，公子小白與其異母兄公子糾爭奪君位的繼承權。結果是公子小白獲勝，即位即齊桓公。而在爭奪王位的這場政爭中，管仲是公子糾一方的人。公子糾試圖發動反對齊桓公的政變失敗，支持公子糾的管仲也被囚禁。
於是鮑叔牙營救管仲，而且將他推薦給齊桓公。齊桓公釋放管仲，起用管仲擔任齊國之國相。管仲執政後，對齊國內政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管仲在內政上削弱貴族，將公社井田土地劃分於私家，承包給農民。
西周晚期，中國周邊大陸地區發生持續性的旱災，導致北方、西北及東北草原的荒漠化，草原地區的游牧民族戎狄東遷南進於中原，壓迫周王朝以及中原地區的華夏各國。
週幽王時，周王朝在戎狄的壓迫下，不得不放棄都城長安而東遷洛陽，建立東周。
春秋四百年間，蠻戎夷狄大規模入侵中原，當時其人數及軍事力量都強大於華夏諸國。自東遷以後，周王室本身已經沒有軍事能力率領諸侯對抗北方戎狄和南方蠻族（包括楚、越民族）的入侵。
在這種嚴重的外部形勢下，管仲最重大的國策，就是扶助齊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號所謂。尊王，即尊週天子，借週天子號令聯合統領華夏列國；所謂攘夷，就是率領華夏族聯合起來抵禦周邊蠻族及夷狄的入侵。
在管仲的輔佐下，齊桓公組織率領華夏族聯盟，存衛救邢，伐戎拒楚，打退了進逼威脅中原的夷狄蠻戎，使中原華夏族各國免於被夷狄游牧民族所蹂躪。
春秋地圖：可以看到純粹華夏族所據地域甚小，且被戎狄分散隔離（楚、越、莒、舒等都非純華夏民族）
因此孔子高度評價齊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政策——微管仲，吾其左衽乎？若不是有管仲，我們現在都要改穿蠻族的服裝了吧？
孔子曾經批評齊桓公有“不仁”之行，但他認為也只是私德之小節。而桓公重用“管仲為相，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於今受其益”——這才是政治之大節。
孔子以同樣的歷史觀念評價管仲。
子貢曾經與孔子論史，子貢認為管仲不是好人，因為他背叛了舊主人公子糾，又反過來輔佐舊主人的仇人齊桓公。
孔子回答說：“正是由於管仲輔佐齊桓公，使齊國稱霸於諸侯，挽救了天下，使我們至今受其恩惠。如果不是由於管仲，我們現在可能都披散頭髮，露出左胳臂（指穿夷狄之服），成為夷狄之屬民了。”
孔子在評論管仲時還闡述了他關於“仁”作為政治價值的獨特見解。
孔子批評管仲富擬公室，築“三歸之台，塞門，反坫”。他認為，根據周禮，這些都是諸侯才享有的待遇，而管仲卻僭越了。所以孔子說：管仲不知“禮”。若“管仲知禮，孰不知禮？”但是，孔子卻說管仲知“仁”，管仲是“仁人”。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就此評論說，孔子之所謂“仁”，是一個極其重大的價值觀念。對門人子路、冉求、公西赤以及令尹子文、陳文子等一時賢達，孔子都不曾稱許其為“仁”。只把“仁”的評價授予管仲——這就是因為管仲輔佐了齊桓公，救援了生民百姓！
孔子對管仲的這種評價，許多弟子們感到不理解。子貢就曾經與孔子辯論說：“管仲不能算仁者吧?他做了不少壞事！”（“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但是孔子回答說：如果連管仲這樣的政治家都不能算仁者，那麼世間還有誰能算仁者呢？因為管仲施政大濟天下蒼生，救萬民於水火，為生民立命！他的大仁是千秋萬代的楷模！
5、孔子反對世襲世親制度
（略）
西周之宗法制，是一種世親制。官爵父子相承，並且只能傳給嫡長子，出身貴族而非嫡長子的庶子沒有官爵之繼承權。
東周以後，社會上非出身貴族嫡系的庶子人數大量增多，他們要求在政治上與貴族中的嫡長子們分享權力。由此發生了“用賢”與“世親”的政治之爭。
在孔子就此與齊景公的談話中，實際反映出選舉制與選賢制（禪讓的本質）與世親世貴的世襲制（即家天下、私天下）兩種制度的對立。反映出用賢與世官制的對立，即庶民民主觀念與貴族世襲體制的對立。
6、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
在青年時代的浪游生涯中，孔子曾登臨齊魯之境的雄偉山岳——作為五嶽之首的泰山。
泰山雄偉拔起於華北平原之上，東臨滄海，北飲黃河。泰山是黃河流域華夏古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泰山自古稱為岱岳、太岳，被尊為"五嶽之首"。傳說自神農時代即以泰山為神山——東部的“崑崙山”（即通天之山）。《史記集解》記：“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古代帝王登基之初，太平之歲，多來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祭告天地。先秦時期有72位君主到泰山封禪。泰岳主峰海拔1600米，故“孔子登泰山而小齊魯。”
事實上，孔子一生對自然山水之美一直都有極深刻的感悟。他曾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曾經有弟子問孔子：“為什麼智者喜歡看水？”孔子答：“水順緣地勢而行進，遇高則止，向低而流，好像水有智慧會進行選擇。水流動中，不會遺漏任何縫隙，好像智慧的無所不通。那麼水啊，不正是智慧的象徵嗎？”
弟子又問：“那為什麼說仁者喜歡看山？”孔子答：“山體是那麼博大，包容著草木千萬種。大山讓各種不同的飛鳥、走獸都生育於其間。那麼山啊，不正是仁善者的象徵嗎？”
有一次孔子遊泰山時，曾遇到一位名叫榮啟期的隱士。這是一位老人，年事已高，孤獨行走於野外，穿著鹿皮衣服，邊走邊敲打著樂器吟唱，一副悠閒快樂的樣子。
孔子好奇而問：“老先生您這麼大年紀了，怎麼還這麼快樂啊？”——難道您不知道自己已經面臨死亡麼？
老人回答說：“天生萬物，惟貴於人。而我能做人，這難道不是快樂之事麼？男女有別，以男為貴，而我作為男人，這不也是快樂之事麼？”
老人又說：“不知有多少嬰兒，生下來還沒見到太陽、月亮就已死在襁褓之中。而我今已行年九十五，卻仍然健康地生活著，這不是第三件快樂之事麼？
“我很貧窮。但人生下來本來一無所有，貧窮不是正常之事麼？每個人總有一天會死，死亡是一切人生命的終結之點。我以守常之道而自然走向歸宿，有什麼理由不感到快樂呢？”
老人的話使孔子受到感悟，孔子感嘆地說：“您講得真好，做人就應該活得像您這麼快樂啊！”
7、用智慧收伏子路
在年輕時代的這次漫遊期間，孔子一個重大收穫是收伏了他最重要的一位門徒子路。
孔子一生招收了數千名弟子，其中上百位人物有名望或建立功業而傳世，然而其弟子中最著名者則無非是子路、顏回、子貢、子夏、冉有、曾參等十數人。而從年輕時代到晚年幾乎追隨相伴孔子一生的，則惟是子路。
子路，字仲由，史書中無記其姓氏，表明其出身非顯貴之族。史傳說子路原是衛、魯邊境卞邑的一個“野人”，後人即以其地望為氏，所以或稱之曰卞氏。③春秋時所謂“野人”，有橫行狂野之義，也有出身夷野（夷狄之族）之義。
子路之妻兄弟名顏涿聚，是一位橫行於衛、魯、齊之間的著名俠盜（後來也師從於孔子）。
子路比孔子小九歲，在孔子諸弟子中，子路年齡應屬於較大的。子路認識孔子時二十來歲，當時孔子也僅三十歲左右。
子路出身似非華族。春秋時，山東半島乃是華夷多種文化及不同種族雜居之地。其中有姜姓夷（羌族之萊、黎分枝），又有山戎、羽夷及燕狄諸異族。
《史記》說，“子路性鄙”。鄙，古音通強，強悍也。《史記》又說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即好勇鬥狠，喜歡使用暴力，性格強悍執拗。
據《史記》描寫：年輕的子路穿戴著夷狄之人的奇裝異服，把公雞毛插在頭上，身著豬皮製做的古怪衣褲④——當時這都是非華夏族的“夷人”之裝束。
孔子是在旅途中與子路偶然遭遇。子路看不起孔子，於是就找茬儿欺負（“陵暴”）孔子。但是孔子巧妙地設下了一些圈套，最終以智慧征服了子路。
究竟孔子是如何馴服子路的？史無詳記。但是，據說在子路年輕時，他所崇拜的人是當時齊國一位著名的大力士、勇士孟賁。
孟賁，春秋時齊國之武士，以勇力著稱。據說其猛力能同時搏倒兩隻鬥牛。還有傳說謂：“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喝動天！”
而在《淮南子》中有一段記述謂孔子曾與勇士孟賁比武。孟賁競走捷步如飛，快得超過野兔，而孔子卻巧妙地勝過了他。
孟賁與孔子較量力道，他用盡蠻力也打不開城門，而孔子卻用計謀使緊閉的城門關鎖折斷。這次比武的結局使孟賁羞慚難當。
有理由把上面這兩個故事聯繫起來。可能正是由於孔子與孟賁的比武折服子路，於是子路服氣，乃改裝易服，甘願追隨孔子成為門徒，向其學習智慧。
子路喜愛劍術，經常佩負一柄長劍。而孔子則不以為然，要子路摘掉。子路不同意，說：“腰佩長劍，何其雄哉！”
孔子說：“長劍之雄，不過只敵數人。劍術不如學術，因為惟學術之利，方能貫穿千萬人之心。”於是子路領悟，表示：“敬而受教！”
後來《史記》之《項羽本紀》記項羽不願學劍，願學兵法為“萬人敵”，與此故事則如出一轍。
8、“上士殺人用筆頭”
但是事情多有反复。據漢人劉向《說苑》記，子路跟隨孔子後不久，大概忍受不了孔子的許多束縛，失去了往日橫行草野的自由。子路後悔，想擺脫孔子，甚至想殺死孔子。
於是流傳有這樣一個故事：
在浪游的旅途中，一天，孔子命子路去山泉汲水，子路途中遇到一隻老虎。子路力大，倒提虎尾，殺死了老虎。他將死虎的虎尾扭下，揣在懷裡，提水回來見孔子，告訴孔子自己遭遇和殺死老虎的事。
但孔子對他說，這樣殺死老虎並不算很高明。這話令子路非常不高興，以至懷疑孔子是明知山澗處有虎，還讓他去打水；又不讓他殺死老虎，也許其實是要害自己。
於是子路就問孔子：“那麼你認為該怎樣殺老虎才算高明？”（“上士殺虎如之何？”）
孔子說：“上流之士殺虎，必須斬斷虎頭。”
子路又問：“那麼中流之士該怎樣殺老虎？”（“中士殺虎如之何？”）
孔子說：“中士殺虎提虎耳。”
子路再問：“那麼下流之士該怎樣殺老虎？”（“下士殺虎如之何？”）
孔子嘲弄說：“下士殺虎捉虎尾。”
這話大概氣壞了子路。於是，子路將虎尾丟向遠處，偷偷撿起一塊磻石（大石頭）自言自語：“夫子知虎在水邊，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
子路回來又問孔子：“那麼您可知道上士是怎樣殺人的嗎？”（“上士殺人如之何？”）
孔子說：“上士殺人用筆頭。”（“上士殺人用筆端。”）
子路又問：“那麼中士殺人如之何？”
孔子說：“中士殺人用嘴巴。”（“中士殺人用語言。”）
子路再問：“那麼下士殺人如之何？”
孔子說：“笨蛋殺人才用大石頭。”（“下士殺人用磻石。”）
子路被孔子說破心事，便將石塊拋向山澗，轉身向孔子施禮謝罪。
孔子笑了，稱讚子路勇於改錯，“聞過則喜”：“錯，就不要怕改。”（“過，則勿憚改。”）
9、 孔子認為德行須以利益為基礎
關於孔子與這位頗具個性魅力的弟子子路，還流傳著許多有趣的軼事。表明在孔子與這位學生之間，實在有一種特別深厚的友情交流關係。
例如有一天，天是晴日，孔子要出門，讓子路備齊雨具。出門後，果然遭遇了大雨。子路問孔子，夫子何以知道今天將會下雨？孔子告訴他，昨夜有烏雲將月亮和畢星連在一起。
過了幾天，子路在晚上看天象，月亮和畢星又被烏雲連在一起了。而第二天孔子正好要出門，於是子路就為他備齊雨具。但出門時，孔子卻說不需要帶，後來天果然並沒有下雨。於是子路感到困惑，請教孔子。
孔子回答：“那一天，畢星是在月亮的陰（南）側，所以第二天會有雨。而昨夜，畢星是在月亮的陽（北）側，所以雖然也有烏雲，卻不會下雨。”
事實上，孔子也許是想使子路明白，同樣的道理，要視乎不同的具體情境才能成為有效驗的真理。
另有一則軼事是，有一天，子路穿了一身新衣服來見孔子。孔子說：“子路啊，你怎麼這麼驕傲啊？看長江之水，從源頭上最初流出，好像還浮不起一個小酒杯。及其流到入海口，沒有大船，就別想橫渡。為何如此？不就是因為不斷有新的水流匯入到江中嗎？而你穿著這麼亮麗的衣服，神情驕傲，天下還有誰敢與你做朋友呢？”
於是，子路回去換了衣服，謙卑地來見孔子。
孔子說：“仲由，你記住！我要告誡你：出言應謹慎而不可輕發議論，行動應謹慎而不可輕於表現。洋洋得意，乃是小人之態！”
“君子對知道的事就說知道，不知道的事就說不知道，言語要誠實。能做的事說能做，不能做的事就說不能，行為要誠實。像盜跖那種人，雖然名望很大，但君子不會尊重他，因為他的行為不循於禮義啊！所以君子不僥倖而行事，不取巧而言說，不虛偽以求名，正如《詩經》所說：'不爭競也不怯懦，不驕傲也不卑微，'一切都要做到恰如其分！”
盜跖是當時嘯聚山林橫行於東方的一位著名大盜。孔子特地向子路提及他，勸子路不要效仿他，可能因為子路本來是很崇拜盜跖的。
子路的水性很好。有一次，子路跳入河中，救起一位落水者。那個人為報答救命之恩而贈送一頭牛感謝子路，子路卻不想收。孔子說：“收下吧，給他人做個榜樣——做了好事會有好的回報，這樣，魯國人以後就都會樂於助人！”
有趣的是，若干年後，子貢也救助了一個人，那人贈金酬謝，但子貢拒絕了他。孔子知道後說：“這樣很不好。因為助人卻沒有利益，以後就不會有人願意主動助人了。”
這兩則逸事表明，孔子並非一個空講道德的偽君子而是深深懂得實際利益對於人類行為的誘導作用的。
子路雖然剛強粗魯，但卻是一個心地十分坦白直爽的人。他後來追隨孔子近四十年，成為孔子身邊一位最忠誠的衛士，也是孔子最親近的友人、兄弟和門徒。子路追隨孔子幾乎一生。孔子曾感嘆道：
“衣衫襤褸立於達官貴人的珠光寶氣之中而能不亢不卑、坦然自處、依然故我，無欲無求所以也無所畏懼——這就是子路！這就是即便麵對千萬人也敢於特立獨行獨來獨往的子路。”
10、 觀海羨東夷
孔子旅遊中途經泰山，還曾經遭遇這樣一件事。
在深山中行進時，孔子聽到一個婦人悲痛的哭聲，引起了孔子注意。他從車上站起來，扶著車欄，仔細聽，命子路停車下去看一看。
子路在山坳中看到一個婦人在一座新墳前哭祭。子路問她何人去世，家裡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婦人悲切地說：墓裡埋葬的是她年輕的兒子。她家從遠方遷居此地，但此山有凶猛的老虎，以前她公公被老虎咬死，後來丈夫也被老虎咬死，現在她的兒子又死於虎口。
子路問：“那為什麼你們不離開這裡呢？”
婦人說：“因為只有這深山老林中，才沒有官府的苛捐雜稅啊！”
子路回來把婦人的話告知孔子。孔子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對弟子們說：“你們要記住這件事，苛政兇猛過於老虎啊！”
在漫遊的旅途中，孔子還曾遇到過一個有趣的捕雀人。孔子發現他捕到的都是一些黃口小雀，就問他：“為什麼你只抓黃口小鳥，卻不抓大雀？”
捕雀人回答說：“大雀易驚而難被抓，黃口小雀貪餌而容易被誘惑。”
孔子又問：“那麼難道始終抓不著大雀麼？”
捕雀人答：“若是黃口小鳥跟從大雀，就都不易被抓。若是大雀跟著黃口小雀，那它就好抓了。”
孔子聽後對子路說：“君子好比黃雀。如果跟錯了人，也會身陷羅網的。”（“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在齊國遊歷中，孔子曾前往海濱，眺望東海。面對蒼茫無際的海洋，孔子讚歎說：“滄海何以能大？是因為它身居於下位啊！”（“大哉河海乎，下之也！”）
孔子在膠東半島上隔海遙望海對面的“東夷”（朝鮮）。殷商王朝亡國後，商朝的王子箕子逃亡到朝鮮，許多貴族中的賢者也追隨箕子前去，所以當時人們都說“東夷多君子”。
孔子眺望遠方，說：“我也想到九夷去住。”
有弟子說：“聽說那裡很窮！”
孔子說：“只要有君子住在那裡，窮不窮又有什麼關係？”
孔子還說：“如果在中國不得志，我寧願乘船漂流於海外，那時只有子路仍會跟隨我吧！”
子路很高興，洋洋自得。於是孔子揶揄他說：
——“可惜子路你雖然很蠻勇，卻沒有別的本事！”
11、孔子、子貢首創儒商
令人極有興味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早年的第一次周遊列國期間，孔子當時是以什麼方法謀生？此時孔子尚未居高位，沒有土地封邑，也沒有官爵俸祿。雖然孔子身邊已有幾個弟子，但這些弟子也都需要有自謀生計的資源。
我推測孔子青年時代為謀生曾經經商，孔子本人很可能就是歷史上最早的“儒商”。實際上，孔子仰慕的管仲在被齊桓公聘為國相之前，就曾做過商販。許多人以為，孔子是依靠弟子獻奉的“束脩”而謀生的。其實這是淺薄之徒的謬解。
有證據表明，孔子的學團非但不收費，而且是一個免費收養當時漂流於社會中的“庶子”（多餘人、邊緣人），並且為其提供食宿的社團。
以下的佚事，似乎可以印證上述的推測。
《韓詩外傳》曾記述孔子在齊國時遭遇的這樣一件事：
孔子行車在路上，遇到齊國的一位賢人程子，二人停車相語。談話中，孔子知道程子生活有困難，就吩咐子路：“取下車上的彩帛十匹（當時彩帛可以代替金錢，以物易物而流通），以贈先生。”
但是子路不願意，就假裝沒聽見。於是孔子又作吩咐，子路只好照辦。
程子走後，子路不高興而責怪孔子：“我過去聽您說過，君子不在路上交新朋友，就像女子不能沒有媒人就出嫁一樣。那麼今天這是怎麼回事？”
孔子回答：“《詩經》中不是有這樣的話嗎？'田野上的蔓草，沾上了雨露。偶然遭遇一位美人，令我特別地心動。雖然是倉促相遇，也要滿足心願。'（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齊國這位程子，是知名的賢人。今天碰巧與他邂逅，如果我無所表示，也許這輩子都不會再見面，那將令我遺憾。做人的大原則當然不能違背。但小道理，是可以隨機應變的！”①
由上述這則軼事，不僅可以看出孔子是一個性情中人，而且反映了孔子處世所具有的靈活態度。
周代時之齊魯出產錦帛，稱作“齊錦”和“魯縞”。春秋時代，綢帛貿易極盛，據《史記》說，漢初通邑大都的市場需求中有：“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 由於當時銅少，因此縑錦就是錢財的象徵——可作為通貨流通天下。在孔子出行的車駕上，竟然備有那樣多的彩色帛匹，表明他當時也許是在從事經商販運。
12、殷商族人多精商道
實際上，孔子先祖之殷商族人一向以善於經商而聞名。
商周以前，商人的古稱本來是“賈人”，或曰“賈”。史稱殷商人善賈，週人則重農。因之週人稱賈人為商人，所以中國人至今仍稱生意人為“商人”（即殷商族人）的緣由。
事實上，市場經濟在中國起源甚早。司馬遷曾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當今許多人云亦云的無知謬人以為中國古代沒有市場經濟，儒家觀念一貫輕視商人和市場，殊不知流通商業和市場經濟在中國起源極早，且與儒家頗有關係。
春秋時期，鄭國的賢相子產（也傳為孔子老師之一）曾召集居住於鄭國的一批經商致富的殷商族人開過一次重要的會議。
《左傳·昭公十六年》記子產之言說：
“早先，是我的先君鄭桓公和你們殷商族人一起從周朝遷居出來，齊心協力開闢了腳下這塊土地，砍去野草雜木，定居在這裡。我們曾立下盟誓要世世代代互相信賴。當初雙方立下盟誓說：'你們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搶奪你們的東西。你們做買賣賺錢擁有寶貨，我也不過問。'依據這個雙方信守的盟誓，我們一直和睦相處到今天。”
（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盤庚遷殷以前殷人稱為商人）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毋強賣，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 ”）
鄭國的開國先君鄭桓公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姬友受封鄭國，周宣王賜給他一批殷商遺民作為農奴。但是，鄭桓公沒有讓這些殷人做農奴，而是讓他們到各國從事販運貿易成為自由的商人，鄭國之都城也因而成為當時匯通天下的大商埠。
伯禽封魯建立魯國時，也帶來了許多殷商族人。所以鄒魯之人自古也以善於經商聞名。
據《史記》記載：“魯人俗儉嗇，……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說，直到西漢時，鄒魯之地仍多出商賈及金融家（放高利貸者）。
流行的謬見，以為儒家輕商。其實，古之商賈本來就有所謂“儒商”。而“儒商”之始祖，即使不從孔子算起，也可以從孔門的大弟子子貢算起。
子貢以善於經商聞名於當世。司馬遷曾經說子貢極善經商：“與世轉貨貲”，“家累千金”。又說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換句話說，子貢就是當時的一個土豪金。
孔子死後，子貢曾在衛國任官，後來於政壇失意即轉而經商，從事金融高利貸，遂成為一時巨富。那麼子貢昔日從學於孔子的，恐怕也會有行商之術吧？！
司馬遷曾說，謀富之術有三等：“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未富次之，姦富最下。然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認為儒者貧窮，而誇言仁義，是非常可羞之事。換句話說，美德是需要本錢的。如果身為貧賤之人自己竟然無法立身謀生，也就沒有資格講論“仁義”。
孔子中年以後長期流亡陳國，而陳國也是當時天下的重要商埠之一。《史記·貨殖列傳》謂：“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
孔子中年以後許多年間居住陳國——除了衛國所居時間最長即陳國，是否也是因為這裡是通都大埠，四通八達，方便子貢等子弟們從事商業活動，以取得自己和子弟們生存和從事政治活動所需要的資財呢？
13、 私學的興起
在經歷了四五年的浪游之後，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前後，三十四歲的孔子回到了魯國。
大約三十歲左右孔子即已經開始立學收徒。清末章炳麟以來有一種看法以為，惟孔子首創“私學”，從而打破“學在官府”的傳統，“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風氣實孔子開之。”
其實，私人講學之風氣，並非始創於孔子，至少在春秋中後期，私人授徒已成風氣。這種風氣發生的社會基礎，是西周以來，貴族世襲制度之外，各國有自民間舉胥吏用為下層文官之製度。國人中處於庶子身份的年輕人，通過這種舉薦可以走入仕途。對於士族子弟，西周各國原本有官學、公學進行教育。（這種官學即“學宮”、“辟雍”）
東周以後，王政衰微，官學在各國衰落，社會中有學識的士人，遂招徒講學，培養勢力，於是各國有所謂“私學”的興起。
晉國大夫叔向，門弟子眾多，因其勢力強大，以至已投拜其他人門下做弟子者，許多也改投到叔向之門下。
鄭執政大夫子產，年輕時曾經從師多人。任鄭國相之後，去見老師時，仍和其他同門按年紀排座次，傳為一時美談。
又據《呂氏春秋·離謂》：鄭國的大夫鄧析收徒學打官司，只要交納一定財物作報酬，就可以到他那裡學習。“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孔子時魯人有王駘，是個刑徒，犯罪被砍掉一隻腳，但是追隨他的信徒眾多——“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與夫子中分魯”。
因此孔子的學生常季問孔子：“王駘是個被砍去了一隻腳的人，而跟從他學習的人在魯國卻和先生的弟子相當。他站著不能給人教誨，坐著不能議論大事；弟子們卻空懷而來，學滿而歸。難道確有不用言表的教導，身殘體穢內心世界也能達到成熟的境界嗎？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孔子回答說：“王駘先生是一位聖人，我的學識和品行其實都不如他，只是還沒有機會前去向他請教罷了。但我都願意把他當作老師，何況學識和品行不如我孔丘的人呢！何止魯國，我將引領天下的人向他學習。”
後來戰國時代興起諸子百家，百家爭鳴，春秋時代的私人講學風氣實已開其先河。
14、 授徒講學建立儒黨
孔子是一個傑出的組織者。大約從三十五歲到五十歲這十五年的困頓生涯中，孔子以驚人之少的社會資源，竟奇蹟式地聚集了一大批與他具有同樣不得志背景的年輕人追隨於他，從而組織起了一個被後世人稱為“儒黨”的社團。
孔子創學之初是沒有名分的。只是在昭公廿四年以後，孔子才被魯公任命而具有了宗社師儒的正式名分。孔子自周歸魯後門徒增多，可能與這一任命有關。因為此時孔子作為魯宗社之胥相，已經有官祿可食，也有正式名分可以傳習禮教，聚徒講學。《周禮》中的宗社司祭兼職就是學官，負責教授貴族子弟書寫計算及禮儀制度。而宗社中的社田，其收租正可以養育這些入籍的子弟。
孔子講學的目的，是培養“士君子”，也就是培養未來的從政者、政治家、演說家（言語者）、外交家和祭司（胥相）——“學而優則仕。”
孔子門下的這個學團，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收而教之，教而別之的收費性學校，而實際是一個具有政治宗旨（“克己復禮，令天下歸仁”），共同的價值觀念（仁、義），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且有嚴密的系統和組織，甚至具有某種人身隸屬性（”一日拜師，終身為父“），人數頗為眾多，而且有內部層級劃分（領袖七十二，所謂七十二賢人，總人數三千）的雛型政黨組織。
史傳孔子弟子三千，其中名世之賢者七十二人。三千弟子，實際就是儒黨的黨員；“賢人”，就是分層的各級領袖。
有人不相信孔門弟子人數達到三千這個數字，認為可能是誇大的。其實如果作為政黨，人數三千實在算不上多。嫡弟子七十二賢人，若每人下屬第二層弟子四、五十人（不過一個班而已），則總人數即已超過三千名了。
這三千多人的徒黨，無論在當時的魯國或孔子所到往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不被視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晉趙簡子本來策劃要攻打衛國。因知道孔子儒黨在衛國，遂放棄了進攻的計劃。這也許就是當時在列國政治中孔子之所以聲名顯赫倍受重視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這種政治勢力和影響，可能也是孔子及其團體在魯、在齊、在衛、在宋、在陳、蔡之間不斷地被驅逐，被圍困，屢遭排斥的原因。
孔子被當時人目為“素王”，所謂素王亦即無冕之君，實際就是政治領袖。
如果孔子只是一個平靜的書齋學者，提筆寫文章，登堂講經籍，僅僅作為一個為青年人執教、授業、解惑的學者、教授，所謂“教育家、思想家”，則孔子必不可能發揮那樣巨大的政治影響和作用。
在孔子死後，他的許多弟子自立門戶，也紛紛在各地招徒講學，於是形成了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之勢。
15、孔子為“君子”之稱號賦予新意義
孔子對學生的教育重點，在於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孔子之教，在社會制度方面，是興禮主義，以禮齊民即以倫理為教化。在個人方面，是倡導君子人格主義。孔子建樹了以“君子”之道為規範的人格理想。孔子認為這種完美人格的建立依賴於君子的自我修養。後來這種儒家的人格主義在曽參和孟軻的學說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闡揚。
孔子學團中所招收的主要是當時的貴族學宮中所拒收的庶子。
所謂庶子，別稱即“豎子”。豎子在戰國秦漢時代已成為一個罵人語，其意義略相當於“小人”、“野人”或者“雜種”。
依據宗法制度，多數出身於貴族之家的庶子，得不到爵位和資產的繼承權。所以庶子無恆產。孔子曾經說：無恆產則無恆心。所以宗法貴族嫡脈們視自己為“君子”——君貴之子，卻視諸庶子——“豎子”為”遊士“類群（即”氓“，無業無歸者曰氓，今語所謂“流氓”），而甚為鄙視。
但是孔子卻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被賦予一種新的道德涵義的詞語“君子”。
在周文化中，“君子”本來專指君之子——貴族之嫡脈，是一種尊貴的社會身份——惟有公侯貴族子弟方可以稱作“公子”或者“君子”。然而孔子之所謂“君子”，則不是特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學養和道德。
在孔子看來，無論任何人——即使出身於小人、野人，身份是”庶子“或者”豎子“，也有教無類。只要其修養有德，則這種人也可以成為“彬彬君子”。孔子使“君子”成為一種道德人格的美稱，換句話說，單憑血緣關係、宗嫡身份並不能保證貴公子們成為“君子”，成為“士人”。
《論語·憲問》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子路問什麼人能成為君子？孔子說：只要嚴肅地修身（“修已以敬”）。子路說：這就夠了麼？（“如斯而已乎？”）
孔子說：不但修養自身還要關懷他人（“修己以安人”）。
子路問：這就夠了麼？（“如斯而已乎？”）
孔子說：不但修養自身而且能安好老百姓。只要能做到這樣，就可以超越聖人如堯舜。（“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聖其猶病諸？”）
換句話說，士君子就是懷抱遠大理想的志士仁人，他 們不但修持自身而具有美德，而且能治國安天下。因之在孔子的理念中，“士君子”之道體現著一種具有至善美德的人格理想。 曾子後來曾這樣闡述這一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摘錄何新著《孔子新傳》，本博轉錄經作者審定，文字有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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