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改變歷史、人生

埃博拉病毒繼續肆虐，弄得全世界人心惶惶。想起好些年前的非典，忽然覺得有時疾病就像是一種提醒——提醒乖張的人類，這世界未必總是由我們做主。

    每回鬧什麼疫情感染時，身邊總有人會去翻看加繆的《鼠疫》，算是應景，也算是時尚潮流之一種——我不知道。不過我喜歡看一些關於疾病的文化史方面的書籍，每回看，總有所得——原來疾病的歷史其實也就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側面。

    譬如，1812年拿破崙率60萬大軍征討俄國慘敗而歸，倒非俄國將士幾多英勇，而是斑疹傷寒的蔓延，以每天致死6000名法國士兵的速度，成為真正擊潰拿破崙的絕殺武器，進而直接改寫了歐洲近代史。

    又比如《西方文明的另類歷史》裡曾說道，拿破崙在滑鐵盧輸得精光，“史家可以引述100條不同的理由，可是，他們很少把這個人痔瘡發作的事情列入其中，可是，因為痔瘡發作，這位偉大的戰略家就無法騎馬出去查看戰況和部隊了。”俄國的斑疹傷寒抵擋了拿破崙的長驅直入，拿破崙自己屁股上的痔瘡，則使得他終究不能稱霸歐洲，關鍵時刻的某個小毛病，或許真的足以令世界歷史的進程發生戲劇性的改變。

    而使歐洲的大地長期陷入在疾病的陰影之中的，可算是持續200多年的鼠疫了。幾乎一半歐洲人死於這場大瘟疫，據說1386年的維也納，逃過鼠疫魔爪的，全城僅有5人。而據日本學者濱田篤郎的《疾病的世界地圖》一書介紹，鼠疫大流行又促使瘟疫預防制度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誕生。這套制度規定，自東方歸來、即將入港的船必須先在海上停留40天，確定乘船者無人感染瘟疫，才可以讓船隻登陸。此後多處地中海沿岸港口都沿用了這套制度。40在意大利文裡是“quaranta”，此後英語中的“檢疫”一詞，即寫作“quarantine”。

    即便那個煊赫一時的古羅馬帝國，其衰落也一樣和疾病有關。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卡特賴特的著作《疾病改變歷史》一書中，他寫道，公元前一世紀，一種異常危險的瘧疾在羅馬附近的低濕地區流行，並在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噴發後不久釀成大流行。傳染範圍先是局限在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羅馬的蔬菜供應地坎帕尼亞死了許多人，繼而整個地區都被拋荒，成為名聲不佳的瘧疾流行區。

    同時，瘧疾也導致意大利-羅馬人胎兒的成活率急劇下降。而且，因難以治療的瘧疾引起了人們身體長時間的患病和虛弱，縮短了人的壽命，自然也導致國力衰退。身體持續病患，造成了羅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現象。此後的國力日衰，也就可以想見了。

    對於疾病在人類歷史上的影響，美國著名醫學史家亨利·歐內斯特·西格里斯特在《疾病的文化史》裡寫道，“既然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出現過疾病，那麼，一切人類製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響，並且不得不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對付它。”

    對於疾病之於人類歷史的重要影響，美國著名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砲、病菌與鋼鐵》則是一本不可不看的傑作。這部書最厲害的地方，當然是因其揭示了事實上有助於形成歷史最廣泛模式的環境因素，從而摧毀了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人類史理論，極大程度地改變了我們對人類歷史的認知，至今都是社會文化史的經典著作。

    我們知道，天花、流感、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霍亂等知名流行性疾病是近代人類的主要致死凶器。戴蒙德提出的問題是，當年哥倫布從西班牙帶去的病菌殺死的印第安人，比直接殺死的要多得多。那麼為什麼病菌傳播是單向的，為什麼不是印第安人的病菌殺死西班牙的入侵者，或者傳回歐洲殺死歐洲人呢？

    在戴蒙德看來，之所以舊大陸入侵者帶來的病菌都是單向傳播的原因在於，一是因為新大陸地區出現稠密人口的時間稍晚於舊大陸，也就是說還沒有給病菌足夠的演化時間；二是美洲的三個人口稠密區，密西西比河流域、中美、安第斯山脈之間，互相來往也並不頻繁，導致病菌傳播的可能減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新大陸沒有這些舊大陸被馴化的群居動物，換句話說病菌來源本身就有限。

    也就是說，由於農業和畜牧業的發達，人與牲畜的接觸增多，導致了高致命病菌的產生，而在一次次瘟疫中，舊大陸人的免疫力不斷提高，而病菌的殺傷力也不斷增強。相比之下，新大陸的農業發展遲緩，病菌來源少，於是人群的抗體也少。因此，當舊大陸奔向新大陸時，除了他們的堅船利炮，隨身攜帶的病菌也開始了對新大陸的征服。最終，新大陸的土著，既死於槍砲刀劍的突然致死，也死於歐洲人帶來的各種慢性疾病的病菌。而這些因素統合在一起，構成了近代人類命運的歷史。

    就像《西方文明的另類歷史》的作者理查德·扎克斯所說的，“歷史不再是按照邏輯從戰鬥走向戰鬥、從一個時代走向另一個時代的，哪怕這些邏輯就像教室的鐘擺一樣，嘀嘀嗒嗒催你入睡。”因此，當我們僅僅將一場疫病的流行、一粒藥丸的誕生乃至一位名人的咳嗽、感冒、痔瘡視為一份冷冰冰的醫學事件，那麼或許我們也一併錯過了觀察人類歷史的一種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