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魂斷香港杜月笙杜月笙，改名镛，以號行。上海浦東人，1887年生。1903年在上海水果行當學徒，1911年參加八股黨，成爲上海灘三大亨之一。後任上海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1927年組織中華共進會，配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1934年後曆任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等。抗戰爆發後，曾協助軍統從事情報、策反、暗殺活動。抗戰勝利後，曾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傷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蘭輪船“寶樹雲”號，攜妻妾、子女、朋友、隨從數十人，逃離上海，到香港避風。
杜月笙到香港後，租住堅尼地台18號底層，這是由他的一個門生替他租下的，僅三房一廳，比起上海華格臬路杜公館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他整日蝸居于此，幾乎是足不出戶。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複發，大概是一路勞頓，受了風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後歲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間度過的，有時甚至靠吸氧氣維持，到了後來，神經衰弱症、心髒病和下肢偏癱接踵而至。
有人勸杜月笙找名醫來診治，他會幽幽地說:“老實講，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會如此的。”
經濟上，杜月笙也極爲拮據，因爲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賴以發迹的、上上下下的社會基礎一旦失去，就無從呼風喚雨了。他來港前，將上海東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賣給美國人，得45萬美金，在香港就是靠這筆錢開銷。但杜府上下人口衆多，花費很大，每月總在6萬左右，畢竟是大亨，人來客去場面還是要應付得過去。
在香港杜府，整日價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蘭和孟小冬兩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時尚無名分，只是與他同居有年，她隨杜月笙坐船來香港後，始終體貼入微地照料他，給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杜月笙與姚玉蘭
孟小冬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紅的京劇名角，人長得很漂亮，年輕時在北京曾一度跟隨過梅蘭芳。後來潛心向余叔岩學戲，得其真傳，並世無第二人，被譽爲“冬皇妙音”。
孟小冬與杜月笙同居之後，再未登台。到香港後，爲給杜月笙解悶，小冬常教杜月笙學戲，杜也以此爲樂。不久以後，杜月笙與孟小冬正式結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逢天氣晴朗之際，還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過錢新之家門口，還登門拜訪了他，並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
有人說，這同杜月笙在國共兩黨面前重新“吃香”有關。的確，當時人民政權已日益鞏固，統一了除台灣之外的全部山河。台灣當局在美國的扶持下，也獲得喘息的機會。雙方開始加緊對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工作，爭取他們的回歸和支持。中共高級幹部喬冠華、潘漢年一直與杜月笙保持聯系，並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勸說他返回上海。杜的一個兒子，也留在上海做聯絡員，時常往返滬港兩地，傳遞信息。
對此，老謀深算的杜月笙表示，因身體欠佳暫不能回大陸。但是當遵照潘漢年“盡可能範圍內多爲人民服務”的指示精神辦事，在香港決不從事反共活動，也不打算去台灣，並托人帶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門生服從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報效國家。
台灣當局也不斷派人赴港，拉攏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絕；無奈之下，他們擬讓杜月笙在港爲台灣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請他爲“救國公債節約儲蓄券港澳勸募委員會主任委員”，想以杜氏之威望，幫蔣氏政權搜刮港澳同胞錢財，杜亦未答應。
那年清明過後，北京中國銀行准備在京召開董監事會議。杜月笙、陳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幾個金融界巨子，如張公權、宋漢章、李銘等，原都是中國銀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國銀行改組，中共考慮到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統戰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赴港，邀請他們返京參加改組會議。
這批銀行家們拿不定主意，問計于杜。杜月笙說:“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場。目前縱不可能去北京，但我們可出具委托書，委派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
這個建議被一致通過。消息傳出後，震驚中外。後來史稱“中行事件”，特別是台灣方面如遭雷擊，對杜月笙極爲不滿，蔣介石更是震怒，將在台灣的杜之老友，如張群、王寵惠、嚴家淦、洪蘭友等人，召到草山別墅大加訓斥，罵得狗血噴頭。後來杜月笙病逝香港，蔣介石遲遲不作表態，也與此事有關。
1951年4月12日，對杜月笙來說，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日子。24年前，在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政變中，杜月笙充當了劊子手屠殺了許多共産黨員和工人群衆。隨著這一天的臨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陸方面有何舉動。
一天，台灣方面忽然派人來到香港，給杜月笙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上海人民將于四一二政變紀念日，舉行清算大會，屆時將公審黃金榮、杜月笙、楊虎等凶犯，黃楊兩人自然槍決，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執行，不如趕快動身去台灣，否則悔之晚矣。
言之鑿鑿，聞者驚心。
杜月笙忙問:“此說可靠否？”
“絕對可靠，系大陸上層人士絕密傳遞之情報。”來人又稱，大陸已派暗殺團來港，若無法押解其回上海，則就地予以處決。
杜月笙雖然與中共有秘密接觸，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對他的態度，料想不至于此，但來人如此言之鑿鑿，杜月笙心裏不由得發毛。若翻老賬，他杜月笙的確是血債累累的，一連幾天，杜月笙輾轉床榻無法入睡，思慮著最終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經衰弱到了極點。直到事實證明，那是無稽之談，心始稍安。
轉眼到了7月，那天天氣炎熱，杜月笙正陪客人吃飯。席間，杜感到腹脹，手捂著肚子說:“我不舒服，要進去歇一歇。”
說罷，便要站起來，可用了幾次勁，都未能站起來，原來腿部都已麻木，失去知覺了。顯然，這是中風引起的下肢偏癱。
杜月笙自言自語道:“不對了！不對了！這次真的不對了！”
衆人趕忙上前，半抱半拖，將他弄進臥室休息。此後一個多月間，直至病逝，杜月笙再未能起床，偶爾坐坐輪椅，故自嘲爲“張靜江第二”。
杜月笙本無太強的求生欲望，下肢偏癱後，更了無生趣，醫生或家人勸其打針服藥，皆遭拒絕，他說:“你們這樣是讓我多吃苦頭！”
好友顧嘉棠說話風趣，對杜說:“做張靜江第二也不錯，君不見他老人家從政之余，照樣討小老婆，照樣生兒子嗎？镛兄大可不必灰心！”杜只是歎道:“我自己心裏有數，你們就准備後事吧！”
杜月笙魂斷香港
杜月笙杜月笙，改名镛，以號行。上海浦東人，1887年生。1903年在上海水果行當學徒，1911年參加八股黨，成爲上海灘三大亨之一。後任上海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1927年組織中華共進會，配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1934年後曆任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等。抗戰爆發後，曾協助軍統從事情報、策反、暗殺活動。抗戰勝利後，曾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傷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蘭輪船“寶樹雲”號，攜妻妾、子女、朋友、隨從數十人，逃離上海，到香港避風。
杜月笙到香港後，租住堅尼地台18號底層，這是由他的一個門生替他租下的，僅三房一廳，比起上海華格臬路杜公館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他整日蝸居于此，幾乎是足不出戶。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複發，大概是一路勞頓，受了風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後歲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間度過的，有時甚至靠吸氧氣維持，到了後來，神經衰弱症、心髒病和下肢偏癱接踵而至。
有人勸杜月笙找名醫來診治，他會幽幽地說:“老實講，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會如此的。”
經濟上，杜月笙也極爲拮據，因爲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賴以發迹的、上上下下的社會基礎一旦失去，就無從呼風喚雨了。他來港前，將上海東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賣給美國人，得45萬美金，在香港就是靠這筆錢開銷。但杜府上下人口衆多，花費很大，每月總在6萬左右，畢竟是大亨，人來客去場面還是要應付得過去。在香港杜府，整日價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蘭和孟小冬兩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時尚無名分，只是與他同居有年，她隨杜月笙坐船來香港後，始終體貼入微地照料他，給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杜月笙與姚玉蘭
孟小冬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紅的京劇名角，人長得很漂亮，年輕時在北京曾一度跟隨過梅蘭芳。後來潛心向余叔岩學戲，得其真傳，並世無第二人，被譽爲“冬皇妙音”。
孟小冬與杜月笙同居之後，再未登台。到香港後，爲給杜月笙解悶，小冬常教杜月笙學戲，杜也以此爲樂。不久以後，杜月笙與孟小冬正式結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逢天氣晴朗之際，還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過錢新之家門口，還登門拜訪了他，並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
有人說，這同杜月笙在國共兩黨面前重新“吃香”有關。的確，當時人民政權已日益鞏固，統一了除台灣之外的全部山河。台灣當局在美國的扶持下，也獲得喘息的機會。雙方開始加緊對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工作，爭取他們的回歸和支持。中共高級幹部喬冠華、潘漢年一直與杜月笙保持聯系，並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勸說他返回上海。杜的一個兒子，也留在上海做聯絡員，時常往返滬港兩地，傳遞信息。
對此，老謀深算的杜月笙表示，因身體欠佳暫不能回大陸。但是當遵照潘漢年“盡可能範圍內多爲人民服務”的指示精神辦事，在香港決不從事反共活動，也不打算去台灣，並托人帶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門生服從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報效國家。
台灣當局也不斷派人赴港，拉攏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絕；無奈之下，他們擬讓杜月笙在港爲台灣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請他爲“救國公債節約儲蓄券港澳勸募委員會主任委員”，想以杜氏之威望，幫蔣氏政權搜刮港澳同胞錢財，杜亦未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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