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黑道经济学

杜月笙的生意经从不是数字账，而是“人面、场面、情面”这三大碗面

杜月笙向来好名，用心与传媒界交好，史量才即为其好友

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当年叱咤风云，皆为一时人物。不过三人虽同为海上闻人，但脾性不同，据说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尤其是杜，老早的上海人呼其为“杜先生”，尊崇之情可想而知。杜月笙被誉为“青帮三百年来之第一号人物”，无论做派、言行乃至打扮，在在与一般流氓不同。

终日着长衫，天再热，也不解开长衫第一粒扣子，做文人打扮，不过是杜先生行走江湖之余事。事实上，相较另两位大亨，杜月笙最有经营头脑，最会做生意。虽然老实说，杜未必真有多少金融大才，一生皆为半文盲，不过杜月笙很早就意识到，单单在刀口上讨生活，并非长久之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党国要人、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好友陈群，即劝告杜今后该转向金融和工商业投资，以便重塑形象，好为上流社会所接纳。

杜月笙金融大业的一大基点，是创办中汇银行。据杜之心腹账房先生郁咏馥所述，杜开销极大，尤其是各方应酬，除掉这些及给各大军阀的送礼，“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二百万元”。虽然包揽烟、赌、娼各项黑道生意，会有大笔进账，但总归是上不了台面的活计。台湾作家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称，开办中汇银行，是出于在银行工作的门生田鸿年和亲信苏嘉善的提议。田说：“杜先生，你用铜钿都是大来大往，你为啥不开一家银行，一来进出有账，二来临时需要轧头寸，也可以在自家的银行里调拨一下，来个自摸不求人！”

1929年3月，杜氏创办的中汇银行正式开业，注册资本50万，实收25万，成为他涉足银行业之起点。而杜氏的另一密友，银行家钱新之告诉他：上海银行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有新银行开业，其他各银行都要先去存上一笔钱，称为“堆花”。而上海各大银行老板，得知杜月笙要开办银行，势必前来“堆花”。如此钱滚钱，不愁资本不雄厚。事实确是如此，不少资本家为了讨好杜月笙，纷纷“堆花”捧场，而那些鸦片商人赌场老板，也识相地来“凑”，以“存款”为名，向杜氏示好。换言之，中汇银行以合法的银行业务，不仅将此前的黑钱洗白，也以此为平台，大肆交接各方能人，使得江湖与庙堂的利益输送变得更为合法、方便。

话说回来。杜月笙之所以为杜月笙，并非在于他转进至银行业，黄金荣、张啸林日后也都有涉足。杜氏之了不起，在于他与各方头面人物交往时，每能折节倾心以交。据郁咏馥回忆：“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

此外，他对于知名银行家特为看重，倾心相交。尤其是1931年9月，上海商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形势尤为不堪，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据说杜氏还是一派的“闲话一句”，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

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氏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堆花”的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

在银行业八面玲珑之外，杜月笙也涉足实业。老上海向有一说，认为杜月笙发迹是靠“三杨开泰”，即杨度、杨志雄、杨管北为其出谋划策，开拓事业。杨管北本为镇江人，年少翩翩，长于辞令，后经陈群绍介，为杜氏收纳门下。

1931年，杨管北帮杜氏打进大达轮船公司。此公司原系清末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4年所创立，垄断上海至苏北航线达24年，拥有四条江轮，总吨位在4000吨以上，洵为内河航运业巨擘。然而1925年张謇去世，其弟张詧因支持北洋军阀而政治处境不佳，从此一蹶不振。屋漏偏逢连夜雨，经理鲍心斋把多年企业利润20万两存在南通德记钱庄生息，孰料1930年钱庄倒闭，次年公司下属两条轮船又发生意外。穷途末路之际，杨管北为杜月笙和自己大量购进大达公司股票，大达董事徐陶庵即为杨之姨父，故尤为了解内情，遂乘机成为该公司股东。此后迭兴事端，终由杜氏任董事长，杨任公司副经理，一掌大权。

拿下大达之后，杜月笙开始在航运业生发事业，实行所谓“产运制销”，运送货物至苏北，同时在苏北收购小麦，就地制作面粉，运回上海销售，如此可不跑空船，两头获利。其中，杜月笙也与上海人称“阿德哥”的虞洽卿明争暗斗。虞氏亦为上海滩头面人物，有“赤脚财神”之称，旗下三北公司势力颇大，此外还有同乡开办的平安、达兴等公司助阵。三北、达兴公司本欲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上海航政局长吴顒在杜月笙要求下拒发许可证。虞洽卿遂向交通部长俞飞鹏申诉，结果却碰壁，得了个“各航线暂维现状，不得变更”的指示。而事实上，苏北航线独独限制其余公司，杜控制的大达公司却为例外。两派互生事端，最终在航运界调停下，达兴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的北沙航线，三北公司的永嘉轮由大达大通联合办事处租用，行驶苏北线，至此这段杜、虞之争才告消歇。1936年，杜氏更当选为全国船联会理事长，可算是执航运界牛耳了。

但凡做大生意的人，也往往精擅广告公关。杜月笙向来好名，用心与传媒界交好，史量才即为其好友，日后史遭人暗算，他是颇难过了一阵的。此外，他还笼络《新闻报》编辑唐世昌，唐乃上海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既可无中生有是非不断，也可化有为无摆平风波。杜将唐收纳门下之后，不少报界人士遂望风影从，依附杜门。杜也出手大方，经常发放红包津贴，作为回报，杜先生当然时常出现在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而每当政商大腕有把柄被媒体抓住，也多请杜先生出面摆平，如此一来二去，杜月笙就更为达官贵人所看重了。

搞定媒体之外，杜月笙又最懂养士之道。当年黎元洪下台，落魄上海，他就特为善待，黎的秘书长饶汉祥誉其为“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许其为当代春申君。而号称“章疯子”，当年将袁世凯气得半死的章太炎则亲自给杜改名为镛，赐号乐笙，还于1931年“杜氏家祠”落成之际，考证杜氏世系，认为“杜之先出于帝尧”，可谓给足面子，洵为那时代最好的广告。

“钱财用得光，交情用不光”，杜月笙的生意经从来不是一进一出的数字账，而是吃好“人面、场面、情面”这三碗面的大算盘。他从当年的“水果月生”，鱼跃龙门，身兼数十家公司董事长，成为上海工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其自言是“曲鳝修成了龙”。这其中既有青帮背景的威吓力，更要紧的还是海量人脉，以及对于时机的精准把握。下等混混靠的是打打杀杀，中等流氓靠的是地盘势力，如杜这般的大佬则完全将江湖演绎成一种美学，好比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手上无剑而自能剑气逼人。

撰文/顾文豪（青年文化评论人，在《明报》《号外》《中国经营报》等媒体开有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