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讀——當日喧囂一時的新經濟已經無疾而終，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多次發生，規模比何新當初預想的更大。中國的各項經濟指標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強國夢並未實現。失業、產能過剩等老問題更加嚴重——是失敗還是成功？
老何的文章，有一個特點，過多年重讀——彷彿仍然在說現在。例如文中重點談到產能過剩——當前的時髦名詞。何新文中說，解決生產過剩，可以有三種辦法：
“一是消極的辦法，即破壞自身的生產力。例如我們從小就知道的，30年代美國農業生產力過剩，就關閉農場，毀掉機器，殺死奶牛，把農產品、牛奶都丟到海裡去。（以及60年代中國特色的“關停並轉”。）
二是積極的辦法，即開拓新市場，擴大市場容量，特別是拓展國際市場，西方工業化國家之所以一天不能放棄世界市場，正是由於國內的工業生產能力過剩所決定的（但由此可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某些經濟學家開給中國人的“以內需主導發展經濟”的藥方，乃是一帖毒藥）。
三是搞垮競爭利潤和市場的產業對手，從而保證實現對市場的壟斷和持久控制。 ”
經濟學家現在鼓吹“供給側改革”。
我問老何，究竟什麼是“供給側”？怎麼理解這個新概念？
老何說：這不是什麼新概念。供給與需求，是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老概念。
對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所謂“供給側”就是馬克思說的“生產力”，“需求側”就是市場。供給與需求結合，組成“經濟結構”，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老何說：目前所談的解決產能過剩的所謂“供給側改革”，其實就是我文中說的第一種辦法。 60年代整頓大躍進造成的盲目擴張的辦法是——“關停並轉”，對項目關一批，停一批，並一批，轉一批；現在再加一個“賣”字（農民賣地、國家賣產業）。沒有什麼新鮮的。
但是，這一套“供給側改革”能夠解決複雜的當前問題嗎？不容樂觀。
老何說：我們偉大的經濟學家總是喜歡把簡單的事情說複雜，把明白的事情說成不明白的。
而我不是經濟學家，所以我願意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否則我這老朽、簡單、愚笨的腦袋就弄不明白。
據說市場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好手段。我就弄不明白，既然如此，市場上哪來這麼多的空置房，以至必須讓政府操心，要幫助房地產商人賣房子了。既然市場是靈妙神奇看不見的手——那麼哪來這麼多過剩生產力？
關停並轉賣——淘汰企業很簡單。但我不明白的是，淘汰下來的人怎麼處理，放任自流嗎？據說今年春節返鄉潮後，將有千萬回鄉客未來失業——依靠市場配置這些人力資源？配置得了嗎？這個問題我10年前不懂，現在就更加看不懂了。
遺憾的是，10年前談的問題，到今天仍然是問題，而且可能是更大的問題了，並未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自然解決。
嗨，國人天天樂談創新。談何容易？所羅門王爺說：太陽之下，似乎並無新事。
且把老何的這篇舊日的訪談再重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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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何新接受中新社記者王湧採訪
談“十年後的中國”
【原文發表於香港《廣角鏡》雜誌2000年4月--5月號】
一、十年後的中國
記者：在中國學術界，您充滿了爭議與傳奇色彩，一向有“異端”之稱，“鬥士”之譽......目前您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有何預測？
何新：我沒有你講的那麼“傳奇”。關於國家前景，我想講兩句：1、如果中國能夠持續保持十年以上的社會穩定，那麼在21世紀上半葉，從總體綜合國力講，中國將可以成為世界超級強國。 2、但是，今後的十年對於中國也將是非常危險的十年。因為各種不可測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積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匯聚而釋放出來。
記者：您的根據？
何新：關於第一點。改革開放的20多年來，已經把過去生產關係中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結構基本上都打破了，在這個進程中，中國最令西方發達國家感到害怕的一種資源（評：實際上也是一百多年前就誕生的“黃禍論”的根源）得到了解放。這就是中國所具有的數量巨大的廉價勞力這一資源―既包括體力勞力，也包括智力勞力……
事實上，西方所談的“中國威脅論”，最主要並不是指中國在軍事上會威脅誰，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目前在軍事技術上和西方高科技的軍事力量還是不能匹敵的。他們最擔心的就是中國向外看……
二、中國威脅論的真實含義
記者：您提示了一種向外看的思路，但目前多數經濟學家所談的都是關於“內需拉動”的問題。
何新：近代資本主義...本質就是向外看主義，就是外貿立國主義。沒有對外貿易，沒有世界市場，就沒有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吉利，都是以小國寡民而成為世界霸主。靠的是什麼？是開拓世界市場而取得的金融和商業的支配力量。現今的人們忘記了這一段歷史，濫談什麼中國的環境危機、資源危機、制度危機。
殊不知，這些危機的根源是經濟學中的一條重要規律：單純依靠內需市場解決不了工業化發展中的成本上升和資源短缺問題。看一下日本就知道了，日本在那樣一個小島上，聚集著二億人口，就人口密度、資源緊缺和土地稀少來講，比中國問題要嚴重得多，但日本仍然能成為世界先進強國。為什麼？因為日本的市場在全世界。日本可以通過對外輸出……獲取高附加值的收益，就解決了那些問題。
西方現在發現中國也有人懂了這個道理。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向外看的國家……現在中國已經一塊一塊地奪取了過去屬於日本、韓國和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市場，這讓西方國家感到很害怕。因為這種外向型的經濟循環，將可以像滾雪球一樣，使得中國的資本規模越滾越大。西方所說的“中國威脅論”，實際主要就是指這一點。
三、香港面臨新的金融危機
記者：但您剛才說，今後十年也可能是中國不穩定因素萌生髮作的十年，那麼在您看來，這些不穩定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何新：我覺得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指導改革的思路有問題，也就是發展戰略有問題。我們不能老是被西方的模式所誤導。換句話說，不能老是跟著美國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中國人設置和引導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 20年的中國改革，有經驗有教訓，但是經驗和教訓都反复證明著這一點(東南亞國家的遭遇也證明了這一點)。舉一個例子，我預測在今年（何新重複強調了一下“今年”），香港很可能再度發生金融危機。在上次金融危機前香港在英資帶動下大炒紅籌股和房地產業，這次換了一個新的虛擬的概念性的產品―“網絡”―所謂的科技股，又在大炒特炒。許多人以為，高科技股就是高科技，這完全是誤解。
我們知道，股票市場的運作方式是：莊家把一個概念做起來，注入資金，把它的股值炒高，散戶們一看這個股值增長的速度非常快，為了追利就紛紛跟入，但當股值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作莊的大資本獲利回吐，逐步拋盤作空，股值就下跌。最終，那些跟它的散戶們就像退潮後被晾在沙灘上的魚那樣，握著貶得一錢不值的股票無奈地等待下一次漲潮。如果莊家是外來的，如果賺到的資金被大規模地捲出香港，這就是金融危機。現在是美資、日資、英資又在香港做市，把網絡概念股炒高，這和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炒紅籌股、房地產概念股情況相似，不過炒作題材變了一下。
香港現在實體經濟並未恢復景氣，目前股市的景氣完全是虛假的，實體產業的股票沒有長，只有這些概念股在瘋長。為什麼炒家專做概念股，而不做實業股票？因為實業“盤子”大，莊家做不動，而這些新概念股“盤子”較小，便於炒作。所以，香港今年有再度爆發金融危機的危險，我預測，9月11月最晚不超過明年春節，情況就見分曉.
這種資金轉移將有利於美英日諸國釋放和轉移本國市場上的股市泡沫。這背後確實是一種國際資本金融策略的運用，……股市在本質上是大戶用來“圈錢”的一種資本運作方式，誰的資本大，誰就有本事在股市上圈大錢。金融風險，究竟是來自哪裡呢？來自西方金融資本勢力（包括對沖基金等）。沒有外部插手，一國內部的金融動盪，始終只是內部資本的再分配，對國家構不成大風險（這幾年中國國內金融體係不斷發生潰爛，但始終未爆發金融危機，原因在此）。但一旦有外部金融資本從中運作，性質就將完全不同……
自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中一個引人觸目的新現實就是玩金融把戲的美英經濟地位上升，而靠傳統製造業的日、德、法、意地位下降。
這個事實表明，金融突擊和掠取已經成為當代資本集聚的新形態和主要形態。金融競爭超過了工業競爭和商業競爭，這也是美國鼓吹的所謂“知識經濟”的真正涵義。在國際金融中佔據壟斷地位的美國才有資格談什麼“知識經濟”，沒有巨額金融資本作後盾，作為發展中國家，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資格發展什麼“知識經濟”。
中國幾億農民，兩億工人，數千萬下崗人員，可以靠“知識經濟”養活嗎？
四、中國發展需要正確的理念
記者：現在不少專家、學者都在不同的層面討論中國發展面臨的幾大問題，比如中國人口及資源問題、城市化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等，還有國有企業問題。您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何新：對國內經濟問題我一直在作研究，但是現在，我有些話還是不想說，不想說破，不想說透
我認為，國有企業垮掉不是機制問題，根本是由於指導政策的失誤。如果指導概念有問題，那麼所有的有利因素都會變成不利因素；如果指導理念正確，再不利的條件也能走出來。
現在我擔心的是，指導我們經濟改革的經濟理念有大問題。我許多年來一直在批評這一套經濟理念，但是我很孤立，我只能是自說自話。沒辦法。
如果我們有一套正確的理念的話，那麼一切不利因素都是次要的。人們老講中國物質上的一些不利因素，但那些物質不利因素不會比日本嚴重吧！日本的國土面積是中國的1/20，人口是中國的1/6，人家那麼狹小的國土，那麼貧乏的資源，能夠養活那麼多人，中國為什麼做不到？是理念的問題，不是物質的問題。什麼國有企業除了破產沒有出路啊，都是胡說八道！
五、社會動亂的導火索
記者：那麼您認為目前國家面臨的首要的問題究竟是什麼？
何新：當前中國最大問題，是國民經濟陷入了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蕭條。連續27個月的社會消費指數的持續下跌，眾多國有企業大面積地陷入破產和崩潰邊緣，這兩個情況在任何國家都是紅燈。
目前的失業情況，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佔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可稱作全世界之最（可上吉尼斯記錄）。這些情況，表明國家已陷入深刻的經濟危機。
可怕的是，目前存在有那樣多面臨著破產的國企。這些破產企業正在拋出大量的失業人口，即所謂下崗工人。而這些失業、無業人口已經成為社會中巨大的不穩定因素。另外，不僅工人下崗的問題，由於城市中就業機會日漸狹小，使得農村當中想進入城市尋找機會的過剩勞動力，也失去了轉移就業的機會，這也是非常危險的一種現實。
你看香港報紙，香港失業率只要上升千分之一個點，香港輿論就會大吵大鬧，指責zf無能。但我們國內現在失業問題已如此嚴重，人們竟麻木不仁，海外則喝彩叫好，講改革成功了，改得好。真是荒唐之極！
我曾經研究中國秦漢以下兩千年的中國歷史...結論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國發生天下大亂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土地兼併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無業可就，成為流民，從而揭竿而起。
現在人們似乎忘記了歷史。目前中國的社會失業問題嚴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無數青年人失去了機會，鋌而走險……
這個失業問題，將是今後十年當中最困擾國家的問題，也是會直接導致動亂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存在使得一切樂觀的經濟統計沒有意義了。
什麼我們的增長率多少，哪些企業已經脫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數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讓人很樂觀的情況，而且你可以講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設施都改善了，高樓大廈，高速公路修建起來了，這些情況都是事實。但是，只要這個失業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且如果在今後十年當中問題甚至越來越大的話，那麼，中國一定會走向動亂。
從歷史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並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1979年發生霍梅尼革命，當時伊朗經濟年增長率超過10％，是伊斯蘭地區經濟現代化最快的國家之一。印尼近年發生動亂、政變，而印尼前些年經濟發展位居亞洲四小虎之首。
法國有一個研究法國革命的著名歷史學家馬迪厄，寫了一本《法國革命史》，他這本書的第一頁就講，“這次革命不是發生在一個貧窮的國度，而是發生在一個富裕的國度。不是發生在大饑荒中，而是整個國家在欣欣向榮”。那麼是什麼東西使這次革命發生呢？他認為是由於社會結構失衡、兩極分化與階級鬥爭。
所以，我認為就業問題和失業數字是當前最重要的社會指標，其它數字沒有意義，什麼多少企業脫困了等等，儘管吹。但社會愈來愈亂，愈來愈不穩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業率下降與社會就業率上升，看作決定經濟景氣的重要數字。奇怪的是，這個數字在中國居然不被列於統計。你看國家統計局發給我們兩會的這些年報，什麼數字都有，就是沒有這個失業率的數字。你說奇怪不奇怪？這叫實事求是嗎？
六、危險的投資體制
記者：您認為問題出在哪裡？您本人有何對策嗎？
何新：簡單說我們的投資體制發生了問題。
最近十年來，我們的投資體制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股票市場的興起，股票市場成為了一個吞噬金錢的機器，本可以用在社會有效領域投資的資本，通過股市轉到了少數擁有巨額資本的金融機構或個人手裡，股票市場造成了貧富分配的極其不均。
在股票市場起作用的規律就是大資本吃小資本，那些掌握巨額金融資產的人，因為在實業領域裡投資得不到很高回報，都轉到股市裡來炒錢。他們賺取的資金，一部分錢退出投資轉入消費，大部分錢仍然用來放在股市中滾，用錢去釣錢，釣窮人散戶們的錢，來的錢又不用在實業領域興業投資。
結果國內資金市場上出現了“貨幣荒”，也就是通貨緊縮，錢愈來愈少。哪裡去了？被股市大戶們象釣魚一樣釣走了。股市是一種虛擬經濟，是比一切泡沫都大的泡沫，它愈繁興，實體經濟就愈萎縮，這就是目前國內經濟的現實。 （陸：術語叫“擠出效應”）
近幾年來，社會上用於社會實業投資的資本數額越來越少，國家財政的錢也越來越少，國家不得不大量地增發國債。當前，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出在投資結構和投資體制的這種變化上。
七、稅制改革不成功
記者：除了投資體制的問題，您認為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問題還有哪些？
何新：還有稅收體制的不良。我們的這個稅制改革，我認為是失敗了，建立了一個模仿西方復雜稅制的系統。
現實中的情況是，任何一家企業，如果真按國家規定的納稅額度納稅，全都要賠錢關門。各種名目的雜稅加在一起，總計是將近30％甚至40％的高稅率，再加上10％貸款年息，這就意味著，一個企業全部收入的接近一半要用來納稅付息。
現在哪個企業投資一百塊錢，可以掙回這麼多錢？目前最好的情況，實業投資的利潤回報率約10％，也就是投100元能掙到10塊錢（這是極好的、極少的情況）。而按那個複雜的稅率納稅，每收入100元，稅要交3040元，再加上銀行的利率，企業不賠錢關門才怪。
據我調查和觀察，我敢說全中國幾乎所有的私企都有逃稅。不逃稅它沒法生存啊！
但國企逃稅比較難，為什麼？國企逃稅，錢落不到領導人自己身上，而被查出來他就得坐牢。他敢嗎？所以重稅負必然主要落在國企的肩上。國企能不垮台嗎？
現在看來，推薦照美式西方稅制模式來改稅，這也是搞垮中國企業的一計。
還有一個大怪事，就是百業皆有稅，只有炒股發大財的幾乎無稅。怪不怪？
那些股市大莊家，一潮卷過，幾百萬、幾千萬地撈錢，可幾乎不用納稅（印花稅微乎其微），連所得稅都不交。否則，這幾年股市哪會冒出來這麼多腰資巨億的豪富？
本來中國的稅收應根據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建立有中國特色的以低稅收鼓勵投資發展的體制，但我們丟掉自己原有的低稅體系，盲目跟著西方的所謂“規範”制度跑，以重稅壓得公私企業都抬不起頭來。
再談現在熱門的社會保障體系問題。本來中國有一個廉價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體系，就是以國有企業為主幹的那個體系。但它一直受到學了西方模式的經濟學家的攻擊，說我們這個體係不好，為什麼企業要管養老？管醫療？管傷病保險？管幼兒托兒？太不現代，太不合於“現代企業製度”，必須要打破重新搞，結果企業被搞垮了。但你那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怎麼搞得起啊？算過帳沒有？一個失業工人假設每個月發200元，一千萬失業工人每月就需要20億元，一年就要240億。國家有這個財力嗎？每年撥幾百億養下崗失業人員？還有每年成長起來需要得到就業機會的青年人呢？
怎麼辦？也養起來？行得通嗎？真是開玩笑！
現在國企、地方企業、民營企業的下崗、失業、無業人員加在一起，又何止一千萬人！
說實話，連美國也沒有搞西歐那種保障體系，它的國家財政也負擔不起，中國怎麼可能模仿美國、西方的企業和社會福利制度呢？這條路根本走不通嘛！天方夜談嘛！每年撥幾十個億來搞社會保障，在中國國情下，那是如水沃沙，杯水車薪。
如果現在調整髮展戰略的話，也許還來得及。最近有人編了一本書，把我與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搞在一起，稱作是什麼“智囊”。其實我不配，那些人不會喜歡我，認為我不懂他們那一套經濟理論，我也真不懂。我是個笨人，我無論如何想不明白，例如“破產”如何能夠救中國？我在經濟學上只相信馬克思的《資本論》。如果我不研究《資本論》，不可能在1990年提出生產過剩理論。按薩繆爾森的觀點，生產過剩早已是過時的概念，在現代資本主義早就不存在了，他說這個問題，西方已經解決，現在人們都知道，他是在吹牛。現在全球經濟仍為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所困擾著！
薩繆爾森那一套學問，那一套誘導別國搞“休克”的經濟學，我就是聽不懂！然而他的書是當今中國經濟學的《聖經》，是當今時代的顯學，是指導改革的“智囊”。以這種讓人亡國破家的學問來為政策領路，國家不陷入危機才怪呢！
八、第一位問題是擴大就業
記者：我在採訪中，有學者對我說，腐敗已經成為中國今後改革的巨大阻礙，比經濟改革更重要，您怎麼看？
何新：治國者若照這個方子辦，明天中國就該天下大亂。有一個怪事，你說台灣腐敗不腐敗？黑金政治，臭名昭著，可在台灣怎麼就沒有學者煽這一套呢？還有南美、南亞，比中國政治腐敗得多，怎麼就沒有人煽這一套呢？
腐敗的本質是一個資源和財富的社會分配問題（破壞了規則）。而分配的失衡，源於當前中國經濟基礎和經濟制度的離析和失調，根本原因出在經濟基礎和製度上。
但有人總想把當前的社會問題引到政治層面上，目的無非是改變中國政治制度，如果現在把腐敗問題作為第一要解決的政治問題的話，那麼中國現在應該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武化大革命。發動農民起義，殺光貪官污吏，那才過癮。但是，這是幼稚，還是要自殺？
記者：當前在國內經濟中，重複投資、生產過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這個問題是您1990年向zf指出的。但是，您認為國家當前應當如何面對和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呢？
何新：解決生產過剩，有三種辦法：
一是消極的辦法，即破壞自身的生產力。例如我們從小就知道的，30年代美國農業生產力過剩，就關閉農場，毀掉機器，殺死奶牛，把農產品、牛奶都丟到海裡去。
二是積極的辦法，即開拓新市場，擴大市場容量，特別是拓展國際市場，西方工業化國家之所以一天不能放棄世界市場，正是由於國內的工業生產能力過剩所決定的（但由此可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某些經濟學家開給中國人的“以內需主導發展經濟”的藥方，乃是一帖毒藥）。
三是搞垮競爭利潤和市場的產業對手，從而保證實現對市場的壟斷和持久控制。
從這個觀點看，前蘇聯和東歐傳統工業基礎的崩潰，恰恰為美國及西方工業在這些地區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場機會。可以說，薩克斯的休克療法，即自殺性的經濟改革，幫助西方產業打挎了其在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產業對手。而且由於前蘇聯和東歐工業也曾佔有亞非拉第三世界地區的廣大市場，因此蘇歐國家工業的休克性崩潰，也意味著這些第三世界市場向西方工業的轉移。可以說，正是“休克療法”幫助美國和西方摧毀了蘇聯和東歐的產業競爭對手，這才是布什所謂“冷戰勝利使美國獲得和平紅利”的真正涵義。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拒絕了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再推薦和鼓勵我們試驗的“休克療法”，從而取得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在近年來，我們卻重新以各種絞殺性的經濟政策，我愛你迫打壓我國國有工業的內外生存空間，從而我愛你迫其破產，以此作為解決“生產過剩”的藥方，這實際是變相地重新走上“休克療法”的前車之覆轍。
記者：那麼您認為當前國家的首要問題是什麼？
何新 ：我已經說過了。中國當前首要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恢復國有企業的生機和擴大就業問題。殺貪官不難，解決就業難！
就業問題是國家經濟狀況是否良好的第一位指標，這個指標的含義超過其它的一切指標。當前國家應該掃除一切不利於擴大就業的障礙，應該千方百計打開擴大就業之門。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我體會，發展不能只看增長的百分比，經濟發展社會就業率一定會提高。從1980——1995年的15年中，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反映在社會就業上，是社會就業率的快速普遍的提高。而目前則是百業不振，到處在裁減人員，人心惶惶，怎麼能讓人相信經濟在增長？
如果就業率高了，失業問題得到解決，那麼其它問題都可以放後一步解決，長一點解決，短一點解決都不成問題。如果就業問題不解決，我們可以說是隨時坐在火山口上的，我們不能預測，哪一天星星之火會形成燎原之勢。因為好多人現在沒飯吃，據我了解，有的地方下崗工人每年只給他發200300元工資，怎麼活呀？有人說還有許多就業機會，有活沒人幹，我不信，中國並不都是上海、北京，很多地方真的是沒有就業機會。
記者：如果反過來，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回到舊的計劃體制下，讓大家都有飯吃，都不失業，這自然解決了您所說的對當前中國來講第一位的就業問題，但您不認為就是一種倒退嗎？
何新：第一、可以肯定，我們不可能回到由國家統配一切的舊的中央計劃體制。第二、計劃調配資源包括安排勞動力，在某些情況下，並不失為一種經濟選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西方國家在形勢緊急時一樣會搞計劃安排。舉個例子，二戰後，德國和日本失業非常多，就是採取計劃安排的辦法；研究一下戰後1945年1950年這段時間，日本和德國擺脫經濟危機的辦法，當時它們也面臨著大規模失業的問題，對此是可以藉鑑的。
實際上30年代大蕭條中，凱恩斯的zf搞工程辦法，也是一種用財政手段對經濟實施計劃調節的辦法。理想的經濟體制絕不是無zf參與的自由市場體制。我始終認為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是用zf計劃指導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類似於戰後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絕不能搞亞當．斯密的那一套無zf自由市場經濟。實際上，西方自己也並不是。
眼前的例子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機時，香港zf入市干預，美國格林斯潘出來大吵大鬧，指責港府破壞了自由主義的經濟原則。但幾個月後，對沖基金遭遇危機，格林斯潘馬上調動聯儲的資金入市干預救市。這位美國財一點不怕自己抽自己嘴巴。
現在美國股票高熱，格林斯潘已經七次調整國家利率以乾預股市。他為什麼不放任股市自由競爭、自由增長啊？這不是國家的行政干預嗎？
我認為把計劃體制當作一種過時的落後的體制，似乎市場體制就比計劃體制優越，這本身就是一種誤導。在什麼情況下要用市場體制，在什麼情況下要採用計劃調節，這要根據實際情況，並不存在一個先天優越的體制，背離它就叫倒退……
九、抑制畸形繁榮的股市
記者：那在目前的情況下，您認為我們應首先註意或改善的是什麼呢？
何新：首先投資問題上要注意抑制股市的畸形發展。很多人問我今年股市會不會好，我說，股市在兩種情況下會好：
一種是經濟情況非常好，企業不斷產生利潤的情況下，資金充裕，流入股市，股市會好；還一種是經濟情況非常不好的情況下，人們找不到好的投資方式，熱錢入市，股市也會畸形的好。因為作別的投資，錢一投進去就沒了，那麼只有在股市能賺到大錢，所以大家都把錢弄到股市裡去，現在中國就是這麼個情況。
今年股市也許還會好，因為其他行業百業不興嘛。
但是國家要注意，如果在經濟整體情況不好時，股市畸形地好，對一個國家的經濟來說，股市就像抽鴉片一樣，會把一個人的身體越抽越乾。比如我現在身體整體情況都不好，我肚子很餓，但我找不到食品，那麼讓我服用鴉片，打嗎啡，我會感覺肚子不餓，被麻醉了。但是，我身體的內耗會越來越嚴重，最終會死掉的。我認為在整體經濟不良情況下股市經濟的畸形繁榮，對一個國家來說，就是一種鴉片，現在在美國，在香港，在中國，畸形的股市都是鴉片。
記者：為什麼在美國也是鴉片？
何新：這個問題講起來話就太長。美國近年的繁榮，得益於別國的倒霉。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亞洲地區約七千億美元進入美國；在歐洲統一貨幣過程中，78萬億美金為規避歐洲金融風險也流入美國；蘇聯東歐垮台後，數万億美金由前蘇聯、東歐流入美國。這麼巨大的淨資本流入，美國經濟能不繁榮嗎？
美國吃別人，花別人，害別人，整別人，當然經濟好。但是請想一想，格林斯潘那老頭子怕什麼？為什麼每次美國股市一爆升他就出來加息，潑冷水？他怕什麼？為什麼怕？實際上，美國的繁榮也是一團虛火，特別是全球的經濟情況近年持續不好。自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一直深陷於衰退和危機中，現在更有危機日深之勢，搞不好是要發生戰爭的。
記者：那您是反對國家在經濟中通過股市這種方式運作資本了？
何新：我不反對，問題在於指導的理念。股票市場是調節投資的一種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一種高級的和進步的形式。在中國今日的國情下，放任股市自由發展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國家應該用哪種手段調控經濟？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和股票市場之間是一個什麼關係，本來是應經過認真研究，審慎地作出評估以後，再來設計和進行。但我們現在是，一味模仿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模式，表面上全盤照搬，實際上學的是皮毛。
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我們把過去行之有效的調節手段全拋棄了，只因為有經濟學家說股市是資源配置的最優方式而我反對的就是這種理論。股票可以是一種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採用什麼方式配置資源，要根據一個國家目前的總體經濟形勢去作出實事求是的評估。
記者：您既然反對把股市當成調節投資的唯一手段，那您認為，我們應把股市和什麼別的手段去並列運用呢？
何新：這幾年國家根據現實情況，在政策中已不斷加強了以財政手段配製資源的作用，方向是對的，但調節力度還可以加大。在這後面還應加上一個理性的計劃的原則，就是陳雲常講的“量力而行”，“有計劃、按比例”。國家應當警惕，現在財政資金的來源正在日漸困竭．
十、中國應當制訂自己的全球戰略
記者：今年一月份，四次由中國zf親自主持或支持的關於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務大會在北京召開....那我們在西部開發上是不是可以直接向網絡經濟發展呢？
何新：我認為我們在網絡經濟上早晚有一天會發現又在上美國人一當。
在網絡上，美國的整體戰略早已設計出來了，那是精心設計的一套謀略。我們對這個問題，現在還沒吃大虧，所以還看不透。英國和美國鬼子太壞了，他們對世界經濟，對世界全球化的進程，是有一套完整的經濟、政治戰略設想的。這種戰略設想他們已經設計、實施了兩百年了，而且基本的方針一直沒有變。
20世紀俄國革命、中國革命挫敗了他們的全球戰略，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興起挫敗了英美全球化的進程。同時為爭奪世界市場，發達國家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鬥，這就是兩次世界大戰。
在這兩次沖突中，發達國家受損傷，而殖民地國家趁機獨立，參與了全球工業化的進程，這是讓英美很頭痛的事情。從19451985年，頭痛了40年。
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殖民主義化，通過全球國際分工，讓英美成為資本和技術的供給國，然後把其它國家有的變成外圍的依附型工業國家，有的變成農業國家，有的把它作為只保存原始資源的國家棄置掉。就像美國對待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樣，把他們隔絕起來，扔在蠻荒地帶，讓他們同化在原始的生存環境裡，永遠不要發展和進步，變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心地區達到最高的發展，那些落後邊緣區域則作為富人們打打獵、散散心的生態旅遊地。
但是這個藍圖在20世紀被民族革命運動給打斷了。承受著社會主義運動在20世紀末的失敗，英美現在想把這個藍圖重新實施起來，於是發生了科索沃戰爭。科索沃戰爭的一個口號就是人權高於主權，價值衝突高過主權衝突。英美提出了“新干涉主義”，他們的理論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殖民主義理論。
20世紀30年代，西方有戰略家，例如指導希特勒發動世界大戰的一個基本理論是生存空間的理論。中國人對這些東西研究的太少，所以許多人都不知道，這裡的含義實際是經濟含義，是爭奪世界經濟資源和市場的含義。希特勒並不是瘋子。
日本為什麼不認為它對中國的侵略是錯的？它說我是代表黃種人向白種人爭生存空間，他也有自己一套國家戰略，有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論。中國人現在應該結合全球市場的開拓研究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這個問題。
中國初步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發展不平衡。在某些領域，中國的發展進步已經很快，中國已具有在世界上爭一個強國地位的潛在實力，但是中國現在缺少一套全球戰略。如果有了正確的戰略，分步實施，中國將可以在50年內成長為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發達國家。在世界歷史上，一個新興國家興起的同時，往往意味著前一時代占主導地位國家的沒落，世界市場空間是有限的，這就是美國某些戰略家拼命要抑制中國的原因。所以，未來中國要發展，面臨的國際關係和鬥爭是異常複雜嚴峻的。
十一、警惕網絡殖民
記者：您對網絡經濟的發展並不看好，是這樣嗎？
何新：網絡是一種新興的工具，非常有意思。它也是一種很好的新技術概念，非常有潛力。但是，它是技術工具，不是經濟。把它說成是什麼新興的“知識經濟”，這就是欺人之談，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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