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分五裂意味著人類文明昇級失敗
倘若中國中央集權解體，國家四分五裂，國民生靈塗炭，中華文明徹底潰敗了，真的是西方金融寡頭和西方現代文明的終極勝利嗎？
非也!這就像1991前蘇聯解體後，西方精英歡呼迎來了最後的勝利，弗朗西斯·福山寫作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宣稱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獲得了永久的勝利。但是，不久以後——1999年歐元誕生了，西方金融勢力內部發生了分裂；2001年9 · 11恐怖襲擊發生，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文明衝突升級；2008年發生了自192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後來，連福山自己都放棄了所謂“歷史終結”的判斷。
在前蘇聯解體後，西方金融寡頭資本主義其實迎來了更大的危機，其根本原因在於，失去了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外部競爭壓力後，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更加肆無忌憚，金融寡頭對實業的剝削更加囂張，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快速縮水，貧富分化日益嚴重，最後導致嚴重需求不足和金融泡沫的大危機。本質而言，是西方在金融寡頭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家無法遏制自身逐利的人性貪婪，不斷惡化內部的需求與供給的失衡，虛擬金融與實體產業的失衡，難以實現自我可持續良性發展。
西方金融寡頭資本主義時代，要想實現其內部平衡，主要有兩個途徑。一個是通過外部競爭壓力從而實現內部收斂，就像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反而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福利發展到最好時期。二是實現西方資本主義和金融寡頭精英的精神升級，使他們在物質財富得到極大滿足後，能夠反哺社會底層，特別是年輕人，從而實現社會的良性循環。前者為其提供內部乃至靈魂變革的外部壓力，後者則開闢西方主流精英的真正值得追求的靈魂幸福方向。
因為即便西方金融寡頭的群體獲得了對地球的絕對統治權，即徹底清除了其它權力意志的抗衡，以及來自於絕望的底層人民的反抗。但是對於精英個體來說，其個人生命和個體感知仍然注定是一個悲劇。因為在現代西方文明的框架中，個人無論是從肉體的時間和空間來看，都注定是絕望的。由於人的肉體穿越蟲洞進行星際旅行純粹是幻想，只能存在於科幻電影中，即便科學發展到極致能夠實現，那也與現在活著的人毫無關係，就像共產主義對世人沒有現實意義一樣。從肉體時間上看，現實最多獲得百歲而已，科技再發達也至多200歲，最成功的生命就如同巴菲特、基辛格或格林斯潘先生那樣榮耀地死亡在賺錢工作或外交旅程中。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生命悲劇，根源在於自西方科學昌盛之後，科學實證主義深入精英之心，基督教的天堂和上帝備受質疑。尼采更是發出“上帝死了”的宣言，而成為西方現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其邏輯也很簡單——上帝和天堂地獄無法證明。當西方資產階級的“上帝死了” +無產階級的“人死如燈滅”成為主流靈魂觀後，人的靈魂就無處皈依了。
德國歷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其所著《西方的沒落》一書指出——西方文明必然沒落、西方精英絕望的根源在於“人類的精神小宇宙與自然大宇宙精神”的隔膜和無法合一，這是基督教的局限，也是西方哲學的局限。由於靈魂絕望，資本精英必定不擇手段剝奪財富，要么享受征服的快感，要么享受肉體歡愉，這必然令底層民眾絕望而進行血與火的暴力反抗。
認同這種觀點的還有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他認為西方文明改良或者說升級的希望在中國，在佛教自我修證，可以使人的靈魂與宇宙靈魂合二為一之上，由此喚醒西方主流精英的高貴和自律精神，再加上中國集權領袖善於使用西方政體無法出現的獨裁力量，這將是西方文明突圍和人類文明昇級的唯一理論可行的出路。
即西方現代文明按照自身慣性思維和軌跡難免滑向金融寡頭資本的法西斯主義——通過消滅過剩無用的人口來維持地球的生態平衡和人類社會的延續。真正能夠改變的力量唯有來自於東方的佛教和威權領袖。但是，倘若中國中央集權解體，國家四分五裂，則中國的威權領袖將不復存在，中華文明也必將被視為劣等文化，佛教這顆寶珠也注定暗投，被其鄙視和羞辱，至少不可能再成為西方主流精英佩服和嚮往的宗教。
故此，如果西方文明最後完胜了中華和東方文明，西方文明雖然表面勝利了，但美國主流精英卻更加註定失魂落魄的悲劇結局（本人後續文章將論證，再次先按下不表），更不要說，在西方金融寡頭孤注一擲地摧毀和控制普京民族英雄主義、中國中央集權和歐元的過程中，會遭遇激烈的反擊，這幾種權力意志同歸於盡的可能遠高於美元金融寡頭資本最後勝利的可能。
即當中國、俄羅斯、印度、伊朗等非西方等核心國家和文明，掌握了歷史上英、法、美征服世界的西方現代利器——威力強大的軍艦、戰機和導彈，甚至是核武器之後，有能力與西方核心強國同歸於盡之後，人類離自我毀滅從未這麼近在咫尺，即西方文明的擴張終於將西方文明自身逼迫到滅亡的邊緣。
2015 年3月北京
（作者為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
延伸閱讀：
轉折2009：西方文明困境與中華精英使命
此文原發於2009年1月12日《第一財經日報》
張庭賓
聖誕，新年，鐘聲依然響亮，命題已經不同。
在過去三年中，在每年一度的新年獻文中，筆者連續提出了三個命題，也是三個警鐘：“ 2006危與機：美國的懸念與中國的速度” ——美國很可能遭遇衰退或者更糟糕的境地，中國應以最大努力擴大內需提前應對；“警惕2007熱錢，為2008醞釀新亞洲金融危機” ——預警國際熱錢將在2007年在中國製造巨大資產泡沫並將在奧運會前後全面做空它；“抉擇2008：我們是否要擁抱一場全球金融危機”，指出中國繼續開放匯率和資本項目無異於“飛蛾撲火”。
不幸而言中！ 2008金融大危機在我們的眼前現場直播，華爾街的偶像巨頭們一座座坍塌下神壇，紙幣財富盛宴在貪婪烈焰中正化為飛灰；2008年A股“超級過山車”令人震驚—— “漲268%跌72.7% ” ——上證指數創下如此記錄僅用了25個月，打破了納斯達克泡沫同幅跌宕用時45個月的記錄。
對於那些辛辛苦苦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的個人來說，2008年顯然是不幸的一年。但是，就人的總和，人的本身而言，終日遮蔽我們理智和目光的紙上財富終於被燒掉一角，人們得以從金錢的奴役中暫時擺脫出來，來思考一個非物質財富的真正要命的命題——人的未來還有希望嗎？
華爾街崩潰與“單極世界”夢破滅
人的生存還是毀滅，很久以來不再是一個被思考的問題。
對於那些仍然沉浸在2008財富傷痛中的人來說——人的未來是否還有希望——這樣的命題，大多數人是沒有興趣，乃至厭煩的——你與其試圖回答這麼一個虛無縹緲的問題，還不如分析未來全球金融危機的未來演化，還有沒有機會將失去的財富追回來。
那就讓我們先試圖預演金融大危機的未來可能吧。目前危機已經走到了美元零利率的節點——作為全球主要交易和儲備貨幣的美元，它的零利率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湍急河流，它擊穿了建立在信用紙幣上的現代金融學的最底線— —紙幣是有利息的，而黃金是沒有利息的。換言之，現代經濟和金融學的所有知識和經驗都由此黯然失色，金融大危機的演變已經脫離了現代金融學為之設計的軌道，我們只能回歸常識，而不是再向教條求助。
美元還能力挽狂瀾，華爾街還能重整旗鼓恢復金融統治嗎？可以的，但至少要滿足兩個條件：1，美元濫印到更加驚人的程度；2，華爾街能夠製造出一個更大的金融泡沫，並使得世人對之充滿信心，踴躍地去購買它。美聯儲正在創造第一個條件，但第二個條件的基礎已經被摧毀了，與1987年抵押貸款證券化取代垃圾債券泡沫破滅，與2001年以CDS（結構性信貸違約互換）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其規模一度超過500萬億美元，接近2006年美國GDP的40倍）取代IT泡沫破滅不同，前兩此危機中，華爾街只是很小的局部受損，而今，華爾街已經全盤崩潰，信譽掃地，人們對它剩下的只有詛咒。
當人們手握鈔票，卻發現沒有值得信任，能夠升值的金融品可再買時，人們會恍然所悟“貨幣”的本來目的——是為了方便滿足人購買商品擁有使用價值，當越來越多的人回歸這個常識，一個搶購物質商品的時期很可能降臨，首當其衝的是黃金，然後是糧食和各種消費品，屆時人們將棄紙幣如敝履，惡性通貨膨脹很可能降臨美國。
美國經濟力挽狂瀾的最後支點還有兩個：一，能夠在短期內創造一個比IT業更具潛力的新經濟增長點，然而，在可見的視野內，即使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都難以超越IT業的爆發力；二，成功地將危機轉嫁到世界其它國家。如今世界各國對美元轉嫁危機的警覺已非常高，其轉嫁難度已經大大提高——在華爾街崩潰前，美元都沒能成功轉嫁危機，還能指望美國遭遇金融風暴重創後仍能成功嗎？
華爾街的崩潰已經標誌了美國“單極世界”夢想的終結。美國精英們曾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權力加速實現其“單極世界”夢想——它就像一個巨大的帳篷，居中的一個支柱是超級軍事實力，四角固定的繩索分別是：1，通過華爾街泡沫與美元的壟斷印刷，不斷吸納轉移它國創造的真實物質財富；2，通過英美的“七姊妹”石油公司，控制全球石油價格跌宕起伏，進而控制全球實體經濟週期；3，通過超級規模的農業跨國巨企，以巨額的農業補貼為後盾，以轉基因種子為武器，控制人類的飢荒週期；4，通過好萊塢、美國籃球和美國財富享樂夢控制全球青年精英對美國的崇拜與追隨。
現在美國四角固定的繩索已經紛紛鬆動乃至斷裂。 1，華爾街的崩潰，美元信譽江河之下，多元貨幣格局正在形成；2，由於格魯吉亞貿然發動南奧塞梯事件，將俄羅斯逼到了絕地，俄羅斯迅速聯盟伊朗和委內瑞拉，結成石油抗美聯盟，致使美國對全球石油的控制力下降到二戰以來的最低點；3，美國的糧食戰略正遭遇全球反轉基因食品運動的狙擊；4，好萊塢文化越來越失去了面對現實的勇氣，魔幻橫行，2008年難得的人性亮點反是由動物們演繹的——《功夫熊貓》中美輪美奐的“羽化成仙”是在向東方文化致敬。
世人驚訝的是，為什麼美國從它的權力巔峰滑落的如此之快，如今的美國正像一個籃球場上曾經威風八面的球王，然隨時光流逝，雄心萬丈卻力有未逮，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挑戰者湧現，正處於失落的黃昏。那麼當下的美國是會繼續留戀曾經的輝煌，利用其仍存的超級軍事力量，拼盡餘力試圖挽回失落的世界，還是像美國新總統奧巴馬一再強調的那樣——轉變！
接下來的懸念就是：如果美國真心想要轉變，它能怎麼變，它該怎麼變？
西方文明的困境與災難性邏輯
要回答美國能夠怎麼變，先要合理解釋美國為何會滑落的如此之快。
1991年，前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古羅馬帝國和成吉思汗帝國，達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個最高峰。美國右翼政治學家福山甚至自負地宣稱“歷史的終結” ——世界上的多數人都已認同自由民主主義政府，因為這一政治形式已經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敵人。自由民主主義或許是人類思想進化的頂峰和最後選定的政治形式、從而也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點。
這個“歷史的終結”的判斷在今天已經是恍然若夢。從20世紀末表面的事實來看，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政體在過去300年確以武力和智謀戰勝（或壓制了）了它所有的對手。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政體卻被內部貪婪的慾望所征服，被奴役在了金錢的統治之下。它外在權力登峰造極的時候，它內部爭鬥也越來越激烈，更要命的是精神品德的淪喪也已達到極致。
在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1712-1778）的眼中，政體並沒有先天的優劣之分，它是立國時博弈選擇的結果，他曾寫道：如果一個人在能力、品德、財富和威信上都超過超群出眾，而且只有他一個人當選為行政官，則國家因此就成為君主制國家；如果幾個差不多相等的人勝過其它人，並一起當選，就成為貴族制國家；如果大家在財富和能力上都相差無幾，大家共同執掌最高的行政權力，而國家也因此成為民主制的國家……
美國式民主的形成恰恰是後一種。美國建國前的民眾，基本都是從歐洲中世界政教合一的壓抑中逃離的。主要分為兩類，少量是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個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則是為了冒險暴富，他們均甘冒被大洋吞沒的風險而登上新大陸，並聯合推翻了英帝國的統治。因為沒有誰能夠特別具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國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這種宣揚“人人生而平等”的製度從《獨立宣言》開始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種子，其主要起草人杰弗遜（1743-1826）迫於南方奴隸主壓力不得不刪掉了對黑人奴隸制和奴隸販賣有力譴責的條款，而它將土著的印第安人定性為“殘酷無情、沒有開化，其作戰規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勿論的”，為後來對印第安人的驅逐和種族屠殺埋下了伏筆——他們似乎沒有忘記剛登上大陸時是如何享用印第安人慷慨禮遇的火雞——為此，他們還設立了“感恩節”。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開國之父們中有具有高貴品德者，比如杰弗遜在就任美國第三任美國總統時，他拒絕乘坐馬車，從寓所步行前往就職，他認為這是踐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舉。但與此同時，另一位開國之父，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則埋下了“金錢至上”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的種子—— “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賺錢”，是信用可靠的誠實人的理想。誠實是有用的，因為它帶來信用，守時、勤奮、節儉無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誠實的表面功夫就能達到同等的效果，那麼這就夠了，否則是無謂的浪費。這種觀點曾被指責為虛偽，儘管韋伯（1864-1920）為它辯護：這倫理的至善——賺錢，賺更多的錢，並嚴格迴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樂。營利本身變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的手段。換言之，以“清教徒”的面紗做最後薄薄的遮掩——當金錢的擁有者關起門來，誰能知道他有沒有放縱享受——以掩蓋其“雙重標準”的虛偽價值觀。
從此，美國的歷史可以被看成是富蘭克林式的“賺錢至上”對杰弗遜式的“人人平等”價值觀不斷攻擊、瓦解和腐蝕的過程。在民主制設計下，在生產力的各要素中，資本的力量天生最集中，也最聰明，它以自由的旗號，很容易就將僱工等其它力量各個擊破，從而使資本的雪球越滾越大，實業寡頭、金融寡頭應運而生。
如果以賺錢最大化為人生目標，那麼那些最聰明的寡頭很容易達成共識：最快賺錢的方法是最聰明和最有實力的極少人結合在一起，一起控制政權以出台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控制媒體進而影響群眾性情緒，控制資本市場的大漲大跌，乃至控制貨幣發行的放水與抽水，來洗劫那些“無知和愚笨的羊群”，這樣賺錢效率會高出很多很多。當1914年，他們實現了私人財閥對美國中央銀行——美聯儲控制的時候，金錢其實已經戰勝了一切，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主宰。尤其是當1971年，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主要交易和儲備貨幣的美元擺脫了黃金的最後掣肘時，金錢對人統治，對人的異化達到了巔峰。
過去一個世紀，從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角度而言，這是人類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但如果從人的高貴情操和靈魂自由的角度，這是人類全所未有的黑暗時期。清教徒的最後面紗早已被撕毀，在尼采（1844—1900）哀嘆“上帝死了”之後，存在主義者薩特（1905-1980）承認：“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都是容許的”。它很容易推導的結論是：既然上帝死了，天堂無望了，為什麼我們不在征服享樂中體驗當下的快感，滿足此刻的慾望呢？精英們從此毫無顧忌地掠奪大眾的財富。
由此，人向動物性一面的墮落難以阻擋，敗德縱慾及時行樂以美國1960年代“垮掉的一代”示範，向全球氾濫成災。由於人性越來越貪婪投機，不勞而獲風氣瀰漫，世界越來越匱乏真正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渴望佔有掠奪他人財富者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紙上財富的泡沫被製造出來，而它與創造真實財富的背離越來越大。在此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金錢被實際重洗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社會的貧富分化反而日見加劇。當國與國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人與人之間為利益爭鬥的排斥力越來越大，而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越來越小，其最終潰散為一地碎片在所難免。
這時候，金錢統治人類的神話也將走到盡頭。金錢統治世界的唯一號召力是讓錢變得更多，當它像眼前發生的那樣——反向吞噬消滅美元的時候，當人們確認紙上財富一去不返，對追回他們陷入絕望，以前人們多麼亢奮地謳歌追捧金錢，未來人們將多麼憤慨地詛咒仇恨金錢。
東方明燈的千年寂寞：等待盜火者
西方文明正面臨危難關頭，美國新當選總統奧巴馬已經發誓要“改變”，可應怎樣改變？
如果按照西方文明的自然邏輯，金融大危機之後是經濟危機，而後是社會危機，乃至西方政體危機，最後是毀滅性的大戰，就像曾經發生在羅馬帝國的那樣。德國歷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1880-1936）曾經如此寫到：“當金錢走到了它勝利的盡頭，最後的衝突——金錢與血之間的衝突——已經迫在眉睫，在那場衝突中，文明將獲得它最後的形式”。他在《西方的沒落》的結尾寫道：凱撒主義的到來打破了金錢的霸權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武力戰勝了金錢，主宰者的意志再次戰勝了掠奪者的意志。如果我們把這些金錢力量叫做“資本主義”，那麼我們就能夠將那種想使一種超越一切階級利益的偉大政治經濟制度在人生中實現的意志叫做社會主義。
80年以後，我同意斯賓格勒的這個基本判斷，但並不希望看到他的另一個判斷：“能推翻和廢棄金錢的只有血”。人們已經將眼前的金融大危機與1929年的大危機相提並論，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徵兆，因為1929大危機後接踵而至的是國家之間相互以鄰為壑，最終爆發了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未來是否會爆發世界性戰爭，這已經不再是一個聳人聽聞的話題。與上次不同的是，石油問題正成為一個新的變量，截止目前，地球上的石油已經消耗了近一半，這使得大國間爭奪石油的火藥味比60年前濃重的多。由於人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巨大進步，世界大戰一旦爆發很可能極大地摧毀人類的物質文明成果。它不僅意味著當代人類慘絕人寰的悲劇，更意味著此後的人類再也沒有能力在現有水平的物質文明基礎上，實現新能源的革命，尤其是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氫核能源的革命。否則，鑑於地球上的礦產能源已經消耗接近一半，那也意味著，即使未來有僥倖生存的人類，因為礦產能源已經被消耗一半的製約，他們也將要進入文明的“半衰期”。
此刻，人們還會認為未來是否還有希望是一個虛無縹緲，杞人憂天的問題嗎？是的，它已經成為當今世人必須直面的問題——忘記你財富損失的哀傷吧，如何保全自己和子孫生命的延續比前者重要100倍，但此前，它在人的思域中是否曾佔有僅僅如金錢1%的席位？
人與動物的唯一不同是，人對未來有新希望，那麼希望在哪裡？我們可以向西方文明的源流中尋求解決之道嗎？這個答案會令人失望，因為西方文明的源頭——希臘在2008年歲末的時候已經陷入了大規模的騷亂。因為即使是古希臘的柏拉圖（約公元前427年-前347年）——那個將“正義”概念引人西方的智者說：建立城邦的時候，我們關注的目標並不是個人的幸福，而是作為整體的城邦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這樣的城邦中我們最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幸福。以此為出發點，西方人相信向外征服，並將收穫向內分配是“正義”的行為，但現在的問題是，地球已成內閉的村莊，人向地球的索取也已經達到了極限，而人口仍在增長，那麼，以此邏輯，人除了相互消滅還能幹什麼呢？
我們是否可以向“上帝”求助？但現代人已經拋棄了上帝，這不僅是對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式愚民掠奪的反叛，更是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後，上帝作為“他”的存在而難以被“我”證明——人虔誠地信奉上帝，只有死後才能被接入天堂，而死後的人是無法向自己活著時證明天堂存在的。
那麼，人類還有出路嗎？有的！它就在東方，從中國盛唐時期起，所有當代西方人被困擾的謎題的答案就已經在哪裡，它就像一盞智慧的明燈一直點燃在哪裡，等待這“盜火者”前來，這個盜火者就像普羅米修斯用一根長長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陽車經過時，偷到了火種並帶給了人類。這個盜火者就像中國唐朝的玄奘，歷經千難萬險，從天竺帶回了大乘佛學，從而使得盛唐文明終於抵至融會貫通的大成境界。
不幸的是，千年的等待，千年的滄桑，她沒有等到盜火者，她的守護者反而在封建愚民的麻醉下困頓萎靡，逐漸淡忘了民族的智慧和輝煌。她沒有等到盜火者，反而等來了明火執仗的強盜，他們將珍藏著它的金銀寶匣洗劫而去，而將匣子中真正的明珠丟棄在一邊，遭受羞辱，不斷蒙塵。
自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在一輪輪西方列強的欺凌和侮辱中奮起反抗，在反抗掠食者的鬥爭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同時不斷吸納西方獨立、自主、自強的青春活力，不斷找回自信，尋回自我，重新回憶起自己盛唐的輝煌，終於覺醒於自己的文明使命。 2008年，這個智慧之火在奧運聖火的引導下第一次燃燒在世人面前——儘管那隻是它的表象。
精英的使命：融東西方精華創造新文明
東方的智慧鑰匙真的能解決西方的心病之鎖嗎？
是的！例如什麼是“正義”？這個命題困擾了西方數千年，而在東方智者的眼中，它非常簡潔明了。孔子說：己不所欲，勿施於人。用西方話語就是，正義就是不能對人對己使用雙重標準，你自己不想受到的傷害，你也不要讓別人蒙受。就如同西方人自己不願在政教合一的統治下受難，也不要試圖讓西藏人在政教統一下受苦。佛學稱：因果報應，循環不爽。用現代語言來說，人的確有做各種行為的權力，但你必須為此付出相應代價，這不僅僅是指乾了壞事要被判刑，而比如，如果一個人成為金錢的奴僕，他就必然失去靈魂的高貴和民眾的信賴。 《道德經》雲：“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就是說——天地不情感用事，對萬物一視同仁。聖人不情感用事，對百姓一視同仁。聖人首先要對自己的子女與他人的子女一視同仁，否則他就會失去統禦天下的合法性。
根本而言，西方文明中最關鍵缺失就是一直沒有找到這個遁去的“一”。這個一就是對人對己不搞雙重標準的一，是每一個行為都有一個對等後果的一，是統治者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一。這個一對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而言，就是“公正而不偏私”。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為天下貞。這個“貞”的含義正是“公正”，做到了這個公正，就會天下太平。而今美國是天下各國中的侯王，因為它失去了這個公正，越來越貪婪，向各國盤剝本不屬於自己的利益，這才是天下大亂的根源。
《道德經》一語道破世界與宇宙演變之玄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西方文明是以二元為起始，我與他對立，他人即地獄；物質與意識對立，總要有個權威；人的獸性與神性對立，勢必倒向一方。它從二元出發，演繹出不斷膨脹的享樂慾望，對自然資源的過分掠奪，演化出千變萬化的物質商品和貨幣形態，錯綜複雜的對立博弈和不斷加劇的種族對抗——這就像一個越飛越高的風箏，天上的風越來越大，我們手中唯一的線——公正卻失去了，它難免迷失在風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好萊塢電影《角斗士》哀傷的音樂中，我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西方精英內心深處的悲涼。因為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園，古代的武士精英們在角斗場上廝殺到死，現代的智慧精英在金融市場上廝殺到人生終點。
同樣的悲愴，在斯賓格勒如同交響樂的行文中也流露出來：人是一個小宇宙，人的悲劇在於，它與大宇宙是隔絕的，它使得人的意識無法與宇宙精神合二為一，長久存在，這是所有精英悲劇的根源。
東方的智者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用道家的語言就是：“致虛極，守靜篤”，進而“煉精化氣，練氣還神，煉神返虛，煉虛合道”，這個道，你也可以稱之為存在，或者是宇宙精神。在守靜篤中，“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關閉視覺之眼，打開內心之門。打個比方，人的靈魂與肉體，就像鳥與籠子的關係，現代人的精神之鳥無法飛離肉體牢籠，無法自由翱翔在大宇宙的自由天地中，乃至因肉慾貪婪而肉體牢籠越來越堅固，精神自由之鳥反而日益委頓，甚至奄奄一息。東方智慧的關鍵是化貪婪為智慧——轉變“牢籠柱子”的能量為“籠中之鳥”的成長力量，當籠子柵欄越來越細弱，而籠中之鳥越來越強大，終有一天，精神的大鵬會破籠而出，一如莊子所言——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其極致就是個人精神的小宇宙與大宇宙合二為一——無大無小，無生無死，無悲無喜，無在而無不在。這個方法不只是一種理論設計，而是一種不斷被驗證的結果。只不過它的鑰匙不是貪婪索求，而是放下一切執著，尤其是對金錢色情的執著。
只有讓人類精英找到更值得追求的理想，並且這個理想的實現是可以通過其個人主觀體驗證實的，人才可以真正主動地擺脫金錢的奴役，才能擺脫因金錢夢的破滅而仇恨一切，用暴力之血來發洩憤怒毀滅富人的悲劇循環。這個理想在東方已經吸引了無數最有地位和才華的人，寧願放棄一切去踐行它。與此相反的極致是，在韋伯式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下，無數現代西方精英以死在賺錢的崗位上為榮。
這種追求，在當今時代中，也不僅僅是遁世逃避，僅僅尋得個人的思想和靈魂的自由；也應該示範於眾人，每一個有這種追求的人都應該成為一座現實的指路明燈，這也是自我美德完善和圓融境界提升的需要——正如最完美的瓷器要在最高壓的鍋爐中燒煉而成。老子云：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馀；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孔子說：格物致知（革除物慾才能達成真知），正心誠意（以公正之心誠懇之意），（進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佛學有云：自利利他，自度度人。這將是真正中華精英的核心使命，創造更和諧美好的社會，修養個人智慧、美德和意志為西方精英的示範，創造更加公正和諧的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的示範。誠然，我們現在離這個目標還很遠，我們不僅要復興東方智慧美德，還要向西方學習其程序透明的法治，將兩者合二為一，方能創造更高水平的新文明和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
智慧、美德和意志的示範不是軟弱可欺，別人打我的左臉，我將右臉也送上，而要遵循天道無情之法，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給良善予和煦鼓勵之慈，對貪婪以當頭棒喝之威。在當下，尤其表現為堅決反擊那種試圖將金融大危機轉嫁到中國來的圖謀——將危機轉嫁到中國來，幾乎是“金錢王朝”挽救其崩潰的命運的最後機會，那些忠誠的金錢奴僕和那些尚未從金錢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人，他們為了追回逝去金錢的渺茫希望，會千方百計把中國拖入金融、經濟和社會政治危機的深淵，盲不知自己在毀掉人的未來希望。分辨他們的不是靠膚色和國籍，而是他們是否試圖將別人口袋裡的正當財富巧取豪奪為己有。他們是狼性掠食者文化的代表，對於他們，真正的中華精英與之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只有堅決的鬥爭。這不僅是捍衛中華文明復興的必然，更是護佑人類文明昇級的責任。
現代西方精英，尤其是美國右翼精英，他們就像得天獨厚，嬌生慣養，自私任性的青年。欲拯救他們，絕不可割肉飼鷹，必須先在競技場上先戰勝他們，折服他們。欲要戰而勝之，必先實現我中華精英與西方精英同樣強大，甚至更加強大的獨立意志，克服自身不善在經濟金融領域博弈和抗衡的弱點，成為站在西方精英面前的自信自強的猛士— —沒有人會向手下敗將學習。這才是21世紀中華精英的真正“世界大同“和”天下主義”。只有讓對手心悅誠服，他們才會真正地開始診視東方綿延千年的智慧之火，進而使之成為全人類的精神瑰寶。
展望未來一二十年，人類兩條道路的選擇已經日益清晰：一條是人類的精英戰勝自我的貪婪和恐懼，從金錢的奴役中自我解放出來，變掠奪財富的才華為人類文明昇級突圍的智慧，拯救他人的同時也救贖自己；另一條是夕陽西下的投機貪婪終於耗盡寶貴的自我救贖的時光，世人終於忍無可忍，憤怒的群眾以暴力和鮮血推翻金錢和精英的統治，人類文明在世界性戰爭後陷入半衰週期。
每一個人都可以為此做出選擇，從奧巴馬開始到你，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前者，並在全球形成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東西方文明精華融合的“新主流”潮流。那麼，2009，就是人的轉折之年，是人類文明昇級的新元年。
真誠地希望——這個轉變來的不會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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