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爭口氣”提前向蘇聯還債。上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和出現飢荒後，國內曾以乾部宣講和群眾口傳方式出現了“中國為抗美援朝欠債，蘇修逼債造成挨餓”之說，並在多年間被一些文藝作品和非當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許多人長期信以為真。
不過，如果翻閱一下中國政府的公開文件和中蘇“論戰”時的文章、公開信，裡面從未說過“逼債”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開放後國家發表的經濟統計數字，又可看出當年中國所欠蘇聯債務數額並不大，三年困難時蘇方還主動提出中方可推遲還債。
澄清這一事實，有助於人們正確和理性地應對內部困難，探尋深層次原因，並通過得力措施糾正化解，不能推諉於外部原因而迴避自身責任。
中國到底欠下蘇聯多少債？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時，同斯大林議定了為數3億美元的蘇聯對華第一筆貸款，其中一半屬於攻台急需的海軍裝備訂貨。當時毛澤東在黨內說明，對蘇提出的款額較少，是因“多藉不如少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國因外債沉重在經濟上受制於人的教訓，某種程度上也是受中國農耕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不願欠別人的錢。
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後，中國急需大量武器裝備，蘇聯雖同意提供，卻以援朝要“共同負擔”為名，要求中蘇兩國按成本價各出一半的錢。當時中國因財政困難無力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來同蘇聯扎哈羅夫總顧問議定，從中國入朝作戰起，蘇聯以半價提供的武器算作蘇聯對華貸款。
朝鮮戰爭戰爭期間，蘇聯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除斯大林為彌補兩國關係中的不愉快給予少量無償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裝備係有償(半價)提供，就此中國欠下蘇聯軍火債30億元人民幣，在當時折合13億美元。 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移交了折價9.8億元人民幣的裝備。中共軍隊掌握這些武器，對於迅速提高戰術技術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0年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也說：“我看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車隊。”
在中國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援華的重點是稱為“156項”的基礎工業設施建設。這些項目的機器設備，主要是以貨物貿易而不是以貸款交付的，不過提供的技術還是免費的。
1958年中國發起“大躍進”後，因國內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難，不能按貿易合同對蘇聯交貨，在1959、1960年兩年間又欠下25億盧布的商貿債。根據當年主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在《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所列舉的數字，自1950年以來我國向蘇聯所欠的外債和應付利息，折合人民幣計算總共為57.43億元人民幣。
中國對蘇聯共欠下的57億元債務，在當時的國家財政支出中佔多大比例呢？ 1959年全國的財政支出為520億元，1960年則為654億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國對蘇聯已還債33億元人民幣，這就將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債務基本還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躍進”兩年間因不能按合同交貨拖欠下來的貿易債務，以及接受旅順蘇軍撤出後所留裝備的收購費，其總額折合23億元人民幣。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一個國家的債務在分年償還的情況下，其總額只要不超出一年財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範圍之內。當時中國幾乎只對蘇聯有欠款，數額又只佔國家年財政支出的二十幾分之一，實在算不得一個太大的數額，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朝鮮戰爭的軍火債。
毛澤東為“爭口氣”提前還債
1959年中蘇領導人出現了一系列爭吵，尤其是赫魯曉夫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激怒了毛澤東，廬山會議出現的黨內爭議也被懷疑與之有關，兩黨關係趨向惡化。 1960年6月，中蘇兩黨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又出現激烈爭執，赫魯曉夫為施加壓力，於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義突然通知中國，撤走在華全部專家，並違反合同停止供應許多建設項目的設備。
此前中蘇兩國因有“兄弟般”的友誼，貿易上出現一些拖欠並未引起重視，關係惡化後，欠債問題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蘇聯通知中國要撤走專家時，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開會研究如何解決經濟困難。得知這一消息後，7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作了報告，說明兩年間由於國內副食品供應緊張和收購困難，不能如期對蘇聯交貨，出現了貿易欠債。
在赫魯曉夫施加壓力的形勢下，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盡快還債的情緒。考慮到拖欠著蘇聯的債務，進行“反修”鬥爭理不直、氣不壯，於是有人在會上提出“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則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從這年的年末起，毛澤東有幾個月不吃肉，以表示帶頭共度難關。
雖然中共中央領導人要求盡快還債，考慮到國內鬧飢荒，經濟部門還是希望推遲償還這筆數額並不算大的欠款。 1960年底，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約見蘇聯駐華使館參贊，曾以口頭聲明表示，中國方面支付出現困難，在貿易方面估計共欠蘇方20億盧布，可能要在五年內還清。 12月17日，蘇聯外貿部部長帕托利切夫約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指責中國方面未與蘇聯協商，就片面地把貿易方面欠債償還期限確定為五年，並以中方違約為由，表示短期內不向中國提供汽油。
後來國內一度傳說所謂蘇聯“逼債”，能夠找到的主要根據便是指此事，不過隨後的實際情況又並非如此。
1960年11月，劉少奇前往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中蘇兩黨出於各自戰略需求，都採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終達成了共同宣言。隨後，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訪蘇，幾個月前雙方的緊張關係又得到緩和。劉少奇訪蘇期間，米高揚曾表示很快會恢復一些援華項目並再派專家，蘇聯對中國還債問題也故意表現出了高姿態。
蘇聯同意推遲五年還債
1961年同1960年一樣，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份。同年上半年，蘇聯開始部分地恢復了對中國國防和經濟方面的援助。 1961年2月，赫魯曉夫寫信給周恩來，主動提出願意向中國提供當時蘇聯最先進的米格-21戰鬥機的樣品和全部技術資料，成為蘇聯最後向中國提供的一次軍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魯曉夫又致函毛澤東，主動提出，願意通過借用形式提供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
面對這一姿態，1961年3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蘇聯大使作了口頭答复，感謝赫魯曉夫的好意。不過因出於“爭氣”和不願受制於蘇聯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願將蘇聯的糧食作為後備，還是立足於從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進口糧食。
提出願向中國借糧後，3月間蘇聯政府又主動提出，在兩國貿易中，中國所欠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五年償還，不計利息。同年4月8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專門接見了中國對外貿易部的正副部長葉季壯、李強，又談到可推遲還債。隨後兩國發表的公報稱：“對於中國因農業遭災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對蘇聯欠帳問題。蘇聯方面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上述欠賬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藉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一建議。”
當時，這一公報在中國的《人民日報》刊登並在廣播中播出，在民眾中產生了好的影響。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報》曾以專文對蘇聯表示感謝說：“由於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
不過好景不長。年底，中蘇雙方就因如何對待阿爾巴尼亞問題而出現公開分歧。為開展“反修”鬥爭並激發對“現代修正主義頭子”的仇恨，有關“蘇修逼債”的說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繪，又以基層幹部宣講和民間傳說方式在國內開始傳播。
還債支出遠不及同期援外金額
1961年11月，蘇共不顧中共的堅決反對，在召開二十二大時公開把阿爾巴尼亞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使中蘇交惡的趨勢再也難以扭轉，並在1963年以後展開了公開論戰。 1964年以後，中國因經濟好轉，一再提出提前還清對蘇債務，終於在1965年還完。
據國內公佈的統計數字，60年代前期中國對蘇還債數額及其在國家財政中的比例如附表。
仔細看一下統計數字並進行量化分析，人們就能認清這一時期中國對蘇還債數在國家年財政支出中比例很小。當時的中蘇聯合公報也說明，中國還債並非是用糧食，而是“供應蘇聯有色金屬礦砂、錫、水銀、鉛、生鐵、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絲、茶葉、呢絨和綢緞、縫製品和針織品，以及其他工業品和手工藝品”。新疆出產的重要礦藏，便擔負了對蘇還債的半數款項，6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飢荒可以說與對蘇還債並無多大關係。
不過，後來有人解釋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卻大講“自然災害”和對蘇還債，“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成了推卸領導責任的推託之辭。其實早在1962年1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便感嘆地用過“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不同意把困難原因說成是所謂“自然災害”，也沒有提到蘇聯。 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在一系列決議和文件中更是如實地說明了造成當年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錯誤，三十多年來國內眾多理論文章也做了同樣的分析。近些年卻有些人仍在重複“自然災害”、“蘇修逼債”造成飢荒的傳言，這如不是對歷史缺乏了解，便是繼續為“左”的錯誤做掩飾。
值得提上一筆的是，即便在中國經濟最困難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額也遠遠超過了對蘇還債。 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就曾說明：“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當時中國節衣縮食援助最多的國家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施援目的是推動“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終造成的可嘆結果有目共睹。究其根源，正是出於對世界形勢的錯誤認識，以及同蘇聯競爭充當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態。
正視歷史才能汲取教訓。如今的人們回顧“三年困難時期”(不應再說“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最重要的是如實認識當年指導方針極“左”和空想狂熱的錯誤，方可避免再重演類似悲劇。如果再重複“蘇修逼債造成挨餓”這類不實傳言，只會推卸和掩飾主觀指導錯誤。想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人們就應摒棄情緒化的不實傳說，還原事件本來面貌，對中蘇債務這筆舊賬的說明自然也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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