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先生關於經濟學術的研究過程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1970年代。研讀的主要著作是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以及恩格斯和考茨基編纂的《剩餘價值論》，加上其它一些啟蒙讀物。
第二階段是在1980年代初期。主要是反复研讀了當時新出版的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何新認為，馬克思關於《資本論》的生前未出版的手稿，可能比其已出版的《資本論》著作更為重要。
在這個階段，由於何新已具備了深厚的哲學、邏輯學功底，使其能夠批判地對照現實經濟，進行理論思考。儘管馬克思的著作意在批判資本主義，何新在這個階段的主要感受卻是對左派經濟理論的批判。他認為，蘇聯和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實際都是庸俗地解釋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
多年以後，何新對左派經濟理論的系統反思和批判，集中發表於2002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思考·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一書中。
兩年後何新對此書進行修訂，更名為《反主流經濟學》，於2010年再度出版。
所謂“反主流”，筆者理解為既反右派主流（新自由主義），也反左派主流（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何新曾經反複申明自己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是一個務實派，實事求是派，屬於非鳥非獸的蝙蝠一族。
第三階段是在1980年代中後期。這期間何新閱讀了薩繆爾森、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瓊斯、斯拉法、哈羅德等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的代表性著作。在這個階段，何新最大的收穫是通過熊彼特經濟思想史的介紹，發現並研究了德國的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有三大流派：自由主義（斯密主義）、反自由主義（國家主義，李斯特主義）、批判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至此全部納入何新的研究視野。
通過深入思考，尤其是深入研究李斯特的著作，何新認識到，自由主義試圖建立純形式經濟學乃是極其荒謬的空想。經濟學是關於生產關係的學說，歸屬於意識形態範疇，不可能是中性的，無法超越意識形態和集團利益（包括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西方主流經濟學企圖抹殺和掩蓋李斯特，本身就是出於利益的需要。經濟學首先不是先進與落後之分，而是是否符合本國利益和本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徵。如果不符合國家利益，越“先進”的理論可能越有害（例如“休克療法”、“哈佛五百天計劃”之於前蘇聯-俄羅斯）。
第四階段是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
1987-1988年，何新在《經濟學週報》上公開撰文挑戰“休克療法”，指出某些智囊們提出的激進改革方案會引發惡性通脹和社會動盪。這是何新本人，也是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以個性化的思考（而非照本念經），向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直接開的第一槍。從此，何新橫槊西風，如同堂吉訶德大戰風車，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潮進行著激烈的論戰。孤獨地堅持了近十年之後，才有一些非主流知識分子、民間學者在思想上跟進。近二十年以後，才有一些主流知識分子、官方學者在主流學術刊物上跟進。
何新的理論批評引起了鄧小平、陳雲也包括趙紫陽的注意。在高層的支持下，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以頭版要聞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刊登了《論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何新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的談話錄》。談話錄的發表掀起了“何新旋風”，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正是在這篇談話錄中，何新在學術上第一次指出中國經濟存在由於生產能力過剩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換言之，何新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樣存在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這是一種顛覆性的、前人未發的論斷。它既不符合右派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也不符合左派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因此遭到了當時經濟學理論界的群體性圍攻。
但是，非常奇怪，何新文章中關於中國經濟中存在“生產過剩的觀點，受到了高層的重視。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非常重視何新的觀點，甚至親自向何新詢問經濟對策。何新提出了限產壓庫、引導消費，鼓勵出口、積極拓展國際市場的建議。在當時經濟學界的滔滔反對聲中，這些建議居然得以付諸實施。正是從那時開始，出口導向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並使中國成長為“世界工廠”。
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掀起大規模的私有化和下崗失業運動之後，何新以非常直率的筆法，對這一運動提出了直接的、尖銳的批評，由此而形成了系統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
總體來說，在第四階段，何新通過思考、研究、寫作，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經濟學術體系。其成果，大部分匯集於《新戰略論·經濟編》（1999年出版）和《思考·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還有一些文章散落於其它著作。為了寫作本書，筆者還從何新自傳《孤獨與挑戰》中引用了一些內容。
第五階段，1998年以後，隨著中國在新世紀初加入了世貿組織WTO，同時金融工具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而全球金融戰爭愈演愈烈，何新開始深入系統地思考貨幣、金融問題。
2010年開始研究共濟會之後，又將貨幣金融的研究更向前推進了一步。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匯集於《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何新看中國經濟》、《匯率風暴：中美匯率戰爭真相揭秘》等著作中。
通過對匯率、利率、物價聯動機制的思考，以及揭示匯率與幣值概念的根本性不同，何新揭破了國際金融巨鱷企圖通過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進行摧毀性打擊的陰謀。
二、何新在經濟學術上的主要創新觀點
在何新研究經濟理論的第四階段，其核心、也是極具獨創性的一個最重要觀點是提出“市場有限性規律”。
根據這個規律：市場不是無限的，市場並非可以無限擴張的。何新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稀缺資源，並且任何商品進入市場，是需要成本即有價的。何新指出，市場空間與利潤空間呈同比關係，某商品市場空間愈大，則利潤空間愈高。反之則相反。先期進入市場者，因市場成本較低因而利潤收益也較高。
何新認為，市場競爭規律實際也是市場有限規律的引申表現。
何新認為，由市場有限規律出發，與“投資效益遞減規律”和“相對成本遞增規律”相結合，可以解釋和推演出古典型經濟危機——即生產過剩危機的必然性，以及解釋許多有關於實體經濟的現象。
應當指出，何新的市場有限論，實際上是對著名的馬歇爾供求曲線以及亞當·斯密及馬歇爾的市場自動均衡理論的粉碎性打擊。這個規律，為國家主義的市場培育與保護政策提供了理論的支柱。
在何新研究經濟理論的第五階段，何新的獨創性觀點是在市場空間有限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資本決定價格”的經濟規律。
何新認為，現代市場競爭是在國際大資本（共濟會金融體）對世界市場進行全面壟斷基礎上進行的。在現代世界市場空間下，商品價格本質上不是由供求關係自由決定，而是由控制世界市場和進入世界市場的資本規模和數量決定。這一觀點徹底摧毀了古典主義斯密以及新古典主義馬歇爾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由此觀點出發，的確可以解釋和推演許多現當代金融經濟（包括商品和金融期貨投機）的價格現象。
正是由於認識到國內市場的有限性，何新主張大力拓展海外市場，反對內需主導、封閉性市場空間以及任何劃地為牢的觀點。何新引證近代資本主義的成長歷史，論證只有大力開拓和利用世界市場，國家經濟才能獲得持久穩定的發展動力，而避免由於國內市場狹窄帶來的經濟危機和發展瓶頸。
何新認為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有人認為實際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根本原因都是工業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國家（包括前蘇聯）為分割、爭奪和壟斷國際市場而發生的。何新認為，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終極結局，導緻美、英、歐、日組成的跨國金融資本集團（共濟會金融體系），基本實現了對全球經濟體的控制。
由於市場有限，投資效益必然隨規模增大（到一定程度）而出現逐漸遞減。這種遞減不可能通過無限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克服，因為通貨膨脹會導致資源的昂貴化，直到消費者難以接受，生產部門無利可圖。因此，何新堅決反對以高赤字、高通脹、高債務（凱恩斯主義）來強行擴張經濟。為此，必須樹立“適度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觀點。
何新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主張保護民族產業，為民族產業謀取市場。除了向外看（開拓國際市場）以外，還有兩個要點：一是打破國內各個省區的經濟“封建”割據狀態，形成統一暢通的市場環境；二是發展就業、加強社會保障，這是因為收入越低者消費傾向越高。增加貧困者的收入，抑制貧富分化，有利於擴大市場，這才是真正的“擴大內需”。
只有發展就業、加強社會保障，才能實現社會穩定。只有社會穩定，才能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正是由於各個發達國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消除了內部爆發革命的危機，才得以實現持久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由“資本決定價格”的觀點出發，何新揭示了國際金融力量不斷壯大、美國取得全球霸權的經濟根源。美國所鼓吹的規則、向中國推銷的金融理念，例如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驟然開放金融市場，都是有利於美國，而極不利於中國的遊戲。正是由於資本能夠決定價格，使得金融勢力能夠炒作各類產品（包括實體產品和金融產品），從中獲取暴利。如果中國實施金融自由化政策，驟然開放金融市場，必將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因此，何新主張對於金融領域的改革和開放必須十分慎重，謀定而後動，絕不能任由美國牽著鼻子走。
在中國，近年來由於市場原教旨崇拜盛行，“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等惡性炒作現象頻頻發生，尤其是炒作房地產形成的泡沫，已經嚴重綁架了中國經濟。過度的炒作和經濟波動對長遠發展十分不利，何新主張抑制各種炒作行為，抑制金融市場的過度波動。
近期國內發生的“牛奶過剩”、奶農屠牛等惡性經濟現象，則進一步證明了何新關於市場規律和生產過剩規律的論述。
三、何新與左右經濟思潮的論戰
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何新與主流經濟學界發生了相當激烈的論戰。這裡從有利於邏輯展開的角度（而非時間先後順序）加以簡要介紹。
何新首先批駁了薩伊關於市場可以自動達到供需均衡的觀點。市場自動均衡需要四個條件：轉移投資無需支付成本、資本結構具有充分的彈性（可以隨時變賣拋售）、資源和技術可以無限供給、生產過剩永遠不會發生。這四個條件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因而市場自動均衡只能是神話。
馬克思認為，一件產品一經生產出來，就可能與需求脫節。這本身就蘊含著發生經濟危機（供需不均衡）的可能。因此，市場必不能自動均衡，難以實現產品的充分交換。這意味著市場對產品的吸納能力有限，即何新所認為的“市場有限”。
在市場有限的情況下，各個國家和企業必然存在激烈競爭。如果大家都實施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門洞開，競爭結果必然只對強勢企業和發達國家有利。不發達國家的幼稚產業永遠難以成長起來。斯密的《國富論》鼓吹垂直分工，發達國家生產工業品，不發達國家提供資源，這種自由主義對不發達國家而言乃是《國窮論》，等同於狼外婆的甜言蜜語。
由《國富論》的明顯意識形態傾向可知，經濟學是關於利益的學說，不可能是中性的。經濟競爭存在零和博弈的因素，你勝則我敗，我勝則你敗。既然試圖建立中性的純形式經濟學，無非是想讓經濟利益達到最大化。但存在零和博弈的情況下，對於一方有利的純經濟學，不利的一方必然加以反對。這如何能夠讓大家都遵守純經濟學呢？因此，經濟學絕不可能超離意識形態和集團利益。
以劍橋學派的馬歇爾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試圖建立超越國家、民族、階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科學經濟學”，夢想構造一個抽象的數學模型或系統，只需要將各種數字元輸入進去，這個形式系統就可以自動工作，模擬和預測出一國的國民經濟或市場供求的取向和動態。其實質卻是服務於發達國家和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學說。 （由馬歇爾“科學經濟學”發展起來的“計量經濟學”，主要就是為金融資產階級服務的經濟學說。）
事實上，純經濟學的前提假設“經濟人”、“個人偏好”、“社會福利”、“欲求”（需求/慾望），本身就意味著經濟學和人、和利益有著血肉不可分割的聯繫。離開人、離開利益（當然包括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經濟學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而利益/價值的不同表述實質就是意識形態。
何新反對自由主義理論體系，主要是反對其立場和利益傾向，而並非認為其一無是處。這種反對並不妨礙從其體系中吸收有益的成分。
何新深刻地指出：“不同的利益體系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派。”一個國家在運用經濟理論制定政策時，既要看是否符合本國利益，又要看是否符合本國經濟階段性特點。在不同的階段，往往需要運用不同的經濟理論，至少在程度上需要有所改變。
除了批駁右派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何新也批駁了左派經濟理論。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曾經實施“戰時共產主義”的極左經濟政策。結果導致大規模農民暴動，蘇維埃政權岌岌可危。何新指出，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實行的“餘糧徵集制”，實質是國家向農民徵收高額地租，是一種壓榨和掠奪，其額度甚至高於地主索要的額度。 “義務勞動制”，相當於王朝時代實行的徭役制度。儘管在意識形態上宣稱“為革命作出貢獻”，但戰時共產主義實質上是回到了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製度，並無先進性可言。這種做法對於當時的蘇俄，短時期內或許是必要的，但長久持續下去，必定以失敗告終。
當時只有列寧意識到了問題所在，費盡唇舌才說服俄共中央，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轉軌。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高於我國當前經濟制度（即名義上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當時俄共中央成員均無法理解。實際上，列寧是依據“生產力決定論”作出這一論斷的。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說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面對蘇俄時期小農經濟為主的經濟形態，無論如何不可能一夜之間建成社會主義。如果能夠建成，就不是生產力決定論，而是生產關係決定論了。左派經濟理論的根本性依據就是生產關係決定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理論來源，並非出自馬克思，而主要是蘇聯早期理論家布哈林所寫的《過渡時期經濟學》。在這部著作中，布哈林提出了經濟實物化（廢除貨幣）、消滅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將會消失等觀點。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全部經濟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建立在“生產關係決定論”基礎上的左派經濟理論不可行。 1958年，中國曾經聲稱：“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但在六年之後，看法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實現共產主義）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100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歷史上的左派經濟實踐大抵如此，屢屢摔得頭破血流。
1990年代風行於中國的自由主義“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也是建立在“生產關係決定論”之上的一派學說。由此中國掀起了大規模的轉機改制（私有化）和失業下崗運動。新制度經濟學的惡果，早已在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中顯露無遺，其政策卻仍然得以在中國推行，著實令人訝異。
有些人會問：“中國不正是由於實行了轉機改制，提高了經濟效率，而獲得了成功麼？”荒謬就在於此！對於因果關係的錯誤認知，會讓人一再陷入泥坑。凱恩斯說：“對於社會最有威脅的並非經濟既得利益，而是錯誤的經濟思想。”只有找准因果關係，才能把準脈、下對藥。
事實上，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功，有許多人亦歸於左派經濟理論。這與一些人將中國改開以後經濟建設的成功歸於私有化運動，如出一轍，同樣荒謬。
經濟規律具有普遍性。如果沒有普遍性，就不應稱之為“規律”。資本主義興起以來，各國經濟的成功，往往要經歷一個重商主義（國家保護主義）階段。即使是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的英、法、美三國（第一代工業國），早期也都實施過重商主義（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第二代工業國德國、日本實施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可以看作重商主義的升級版。第一代工業國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就拼命地醜化、淡忘重商主義，指責其“過時、落後”。其實質，就是試圖通過“先進的”自由主義拆解後發國家的保護政策，從而保持發達國家的領先地位。
撩開意識形態的面紗，蘇聯、中國以“閉關鎖國”為特徵的早期工業化，實質是重商主義的另一升級版。改革開放則可以類比於由重商主義進化為市場資本主義。這才是歷史的真相，符合經濟發展的必然性規律。以此推斷，建立在生產關係決定論基礎上的左派經濟理論和右派“新制度經濟學”，顯然都搞錯了因果關係。
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是，企業不斷走向大型化、壟斷化，社會福利制度十分完善，與“新制度經濟學”要求的私有化、分散化、國家放棄經濟干預完全不同。而當代中國的基本經濟基礎亦是混合經濟形態，正在努力邁向“共同富裕”，發展新型社會主義，與左派理論所主張的“無市場、無商品、無貨幣、一大二公、經濟全面管制”形態也截然不同。
四、何新新國家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念
何新在《新國家主義經濟學》書中說，他是歷史的決定論者，相信歷史背後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有人問，既然蘇聯和中國的發展並不能逾越經濟發展的必然階段，那麼革命還有什麼意義？ （俄國的孟什維克也作如是問。）何新引用列寧的話指出：共產黨革命可以為俄國經濟發展爭得不同尋常的條件。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雖然英、法、美早期的重商主義，德國、日本的國家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初期的工業化，具有類似的性質，即都是以國家保護政策，大力發展本國工業，但是畢竟時代情況不同，各自都必須有一些特殊條件作為保障。例如，在第一代工業國的先進工業壓制下，第二代工業國就不能再實施“農→輕→重”的發展次序，而必須實施“重→輕→農”的發展路線，以盡快赶超第一代工業國。而對於蘇聯、中國而言，由於國際競爭更為激烈，不僅要實施“重→輕→農”的赶超路線，而且還需要贏得獨立自主的經濟環境，以國內市場扶持本國幼稚工業起步，避免先進工業國的衝擊。只有通過強有力的革命，才能贏得這些條件。再加上共產黨能夠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避免兩極分化所造成的政治、經濟危機，因而革命自然有著偉大的意義。
換句話說，雖然共產黨革命也不可能超越“生產力決定論”，雖然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本質上只是以重商主義/國家主義為訴求的民族革命，但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畢竟可以使經濟得到更快的發展，也就是可以使生產關係更好地適應生產力要求，盡量把各種因素發揮到極限。正如百米賽跑，沒有革命，或許只能跑到20秒，甚至更慢。有了革命，儘管也不可能跑進10秒以內，但通過努力，可以達到12秒、11秒。這就是“選擇論”。
何新經濟學術繼承了李斯特主義（國家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兩者的綜合和發展。
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上，何新反對斯密主義、薩伊的自動均衡理論。這集中表現於何新在新世紀以前的經濟研究成果中。
站在大多數人利益的角度（繼承了馬克思主義），何新反對馬歇爾等人主張的純形式經濟學（自然也會包括計量經濟學），因為這類經濟學最有利於金融資產階級。 （純形式經濟學則經常指責馬克思主義“科學性低”。）何新提出“資本決定價格”的反論，與主張自動均衡的西方價格規律學說（供需規律）針鋒相對。市場價格首先而且主要是由資本的進出量決定，如果任由炒作盛行（一些人甚至聲稱不准炒就違背了市場規律），必然是僅僅有利於極少數投機者和金融資產階級（共濟會）。為此，何新甚至引用了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在每個毛孔中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何新指責美國鼓吹“新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信息經濟），意在製造概念，以便操縱炒作金融產品，是國際金融巨鱷的鬼把戲。
何新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高級階段——金融信用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中，金融信用問題高於一切。如果金融信用破產，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的瞬間崩潰。因此，國家必須建立強大的金融部門，積極追求金融效益。由凱恩斯主義而推導出的高赤字、高通脹、高債務政策，不利於國家金融穩定，有可能導致國家信用崩潰。
因此，何新在有的文章中對凱恩斯主義痛加指責。但另一方面，何新承認凱恩斯主義對於解救經濟危機確有重大效果，因此在有的文章中，何新又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大加讚揚。這種矛盾的態度，表明確需一套辯證的方法來處理金融效益和經濟危機之間的關係。
何新對於通貨膨脹問題尤其有著深入研究。
何新第一次在主流刊物上發表的經濟學文章（1988年發表於《經濟學週報》）題目就叫做《通貨膨脹與決策失誤》。何新在1990年撰文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短缺經濟”正是通貨膨脹的表現之一。在社會主義國家經常發生居民手中持幣，但在商店買不到東西的情況，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是需求旺盛，供應不足。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會表現為物價的大幅上漲，即顯性通貨膨脹。如果繼續深入追究下去，所謂“短缺經濟”恰恰是由於生產循環出現梗阻（生產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總供給大於總需求）造成，具體來說就是由於國家救助受困企業，多發了許多鈔票，導致通貨膨脹。這種現象絕非“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由“短缺經濟理論”推導的政策思路只能將國家經濟病症越醫越重。何新的這一觀點導致1991年後中國經濟政策發生驚天逆轉，由囤積貨物、緊縮金融，改為放鬆金融、增強產品銷售、努力開拓海外市場。
在新世紀，許多經濟學家主張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貨膨脹。何新指出：正是由於人民幣升值政策，導致了中國嚴重的通貨膨脹。越升值，則通貨膨脹將越嚴重。這是因為，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會導致熱錢的源源湧入及外匯兌換人民幣的超量發行，從而推高中國國內各種資產（包括股市、房地產）價格，形成通貨膨脹、泡沫經濟。
何新指出，新自由主義混淆了匯率和幣值兩個概念，將兩者劃上等號。何新認為，貨幣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不僅具有市場價格，而且具有雙重價格，一是對實物的市場價格（即物價，是以實物對貨幣的估價），另一是對其他貨幣的價格，即匯率。這種觀點過去沒有被人明確指出過。
何新認為，人民幣匯率的不斷升值，引發國內通貨膨脹，導致人民幣在國內的購買力下降（幣值降低）。這是人民幣發生“對外升值、對內貶值”這一奇怪現象的根本原因。
由上述問題出發，何新又深入研究了價值規律，指出匯率、利率、物價具有聯動而目標相悖的關係。只有辯證處理好這些因素，才能使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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