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時左右，台灣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在湖口基地主持裝甲第一師例行的戰備檢查。誰也沒有想到，趙志華在向部隊致詞時突然發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演說。演說的主要內容是：國際形勢不利於台灣當局，世界各國爭著討好中共，國民黨「外交」有陷於孤立的危機，當局沒有處理「外交」的能力，竟有人逆歷史潮流而動，提倡「兩個中國」的論調；台灣軍隊的高級將領，只顧自己生活享受，不顧部隊生活，比如「總統府」參軍長周至柔養的狼狗，每月吃的東西和花的錢比一個連伙食費還多；台灣小姐選拔，無異鼓勵奢靡生活，小姐們本身也淪為高官子弟追逐的對象。面對這種形勢，為了台灣的進步，為了台灣軍隊的發展，裝甲兵部隊應該挺身而出，前往台北「清君側」，因為裝甲兵是「國軍」精銳，曾是戍守台北的「御林軍」。
趙志華在台上說得口燥舌干，台下聽者一個個瞠目結舌。沒有一個叫好的，連一個鼓掌者也沒有。這實在是出乎趙志華預料之外。他見人們反應冷淡，不禁有些生氣。他高喊一聲：「誰敢跟我去？」台下仍然靜悄悄的，沒有任何反應。趙志華見狀，不由得掏出手槍，對空連放兩槍，再次高叫：「誰敢跟我去？」這一次，台下終於有了反應，可趙志華倒霉的時刻也隨之到來。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隊列高喊：「副司令說得對，我跟您一起去！」隨後，一位叫張民善的「少尉」也走上講台，偽善地表示願意追隨副司令。他一邊說著，一邊向趙志華靠近。趙志華見有人響應自己的號召，心裡一陣高興。他連連表揚這兩個人，同時呼籲更多的人站出來「為國效忠」。可就在這時，張民善等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趙志華，同時高聲叫喊：「抓起來！抓起來！」又有一些人從隊伍中沖了出來，協助張民善等人把趙志華制服了。從趙志華開始演講到被制服，大約經過了1個小時。趙志華被抓後，在場的官兵在師長徐美雄的指揮下，開回各營區。
趙志華被抓時，湖口基地外已經「翻天覆地，亂作一團」。就在趙志華演說之初，基地執勤人員聞聽不對勁，就已逐級上報。當「裝甲兵謀反」的消息傳到「參謀總部」時，「參謀總長」彭孟緝、「陸軍總司令」劉安琪不在台北，事實上已接替梁序昭為「國防部副部長」的蔣經國接到報告後，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陸軍及裝甲兵進入各臨時陣地，隨時準備阻擊任何北上的坦克或裝甲車，如阻擊不成，即炸毀進入台北市的中興、中正、台北3座大橋；命令駐桃園、台中的空軍機群進入戰備狀態，隨時準備配合陸軍阻擊「叛軍」；設在台中清泉崗的「裝甲兵總部」因總司令郭東暘不在職，由參謀長金仲原和政戰部主任武宦宏坐鎮，並委任前總司令蔣緯國負責聯繫。
在事變應急過程中，蔣經國的軍事指揮才能得到了唯一的一次發揮，可謂「頭頭有道，井井有條」。只可惜1小時過後，得到的報告僅是趙志華一人「口頭政變」，而非「裝甲兵謀叛」，這就失去了證明蔣經國軍事才華是高是低、軍事決策是對是錯的實戰機會。
以上就是史書所稱「湖口兵變」的全過程。
「湖口兵變」名副其實嗎？
趙志華鼓動裝甲兵向台北進軍事件能否算「兵變」，歷史上存在爭議。
趙志華被捕後，並沒有按照陸海空軍刑法中規定的「叛亂罪」起訴，而是以「違反軍紀案」處理。趙志華如果真是要率領裝甲兵叛亂，那台灣當局必置他於死地，絕不會僅判他無期徒刑，14年後又「保外就醫」，趙志華的妻室子女獲准移居美國。以上處理結果是基本上可以說明趙志華事件不是「兵變」。
1988年3月間，蔣緯國在其兄蔣經國死後僅兩個月，就在台灣大學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稱，「湖口兵變」絕非事實，全是外界訛傳，不足採信。不是「兵變」，那是什麼呢？據當時在場的一位將軍說：「所謂『湖口兵變』，根本談不上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兵變』，僅是趙志華將軍的個人事件。」
趙志華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期學生，後到美國西點軍校專攻裝甲作戰課程。抗戰時參加選征軍，編入新一軍裝甲團。抗戰勝利後被收編到裝甲兵部，成為蔣緯國的部下。淮海戰役時已官至上校，作戰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1949年4月間逃到台灣，找到老長官蔣緯國，官復原職，出任裝甲旅上校旅長。在台灣軍隊整編中，裝甲兵編為二師四旅，經蔣緯國向蔣介石保薦，趙志華升任裝甲一師師長。後官至少將副司令。
趙志華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只能當俘虜，可平時在台灣軍隊中還真有點「才氣」。任裝甲第一師師長時，治軍嚴格，管理有條，多次受到台灣軍事當局的嘉獎。前任司令胡忻曾誇獎趙志華「深得蔣緯國將軍的真傳」。趙志華是東北人，為人耿直，說話坦率，對國民黨尤其是上層的墮落，對社會尤其是官場的腐敗，深有感受。平時積怨甚多，終於導致發表批評時政，呼籲裝甲兵責無旁貸地起來「清君側」、「肅腐敗」的「一·二一講話」。
在獄中服刑期間，趙志華又給蔣緯國寫了《萬言書》，列舉了選拔台灣小姐、部隊伙食差、高級將官生活奢靡、人事升遷浮濫等時弊，把「一·二一講話」系統化。文中申訴情緒激昂，用詞尖刻。要說趙志華是煽動造反、預謀叛亂，真是冤枉了他。趙志華完全是出於對蔣家王朝的忠誠，是為了國民黨能夠減少惡習，避免走向毀滅。這種敢於直言之士，理應受到重賞，可虛假的環境、虛偽的官場，不會容納說實話的人，趙志華只能落個可悲的下場。
趙志華的演說和《萬言書》，對台灣上層人物構成巨大威脅。「總統府參軍長」周至柔等人不遺餘力地欲置趙志華於死地。蔣緯國見自己難以保住趙志華的性命，便把他的《萬言書》呈交父親，讓蔣介石秉公處理。蔣介石看到《萬言書》後，認為趙志華只是基於一時激憤，並無明顯的叛亂意圖，所言又充滿效忠之情，乃從重臣槍口下救下趙志華一命。但「死罪饒過，活罪難逃」，蔣介石沒有容忍趙志華的魯莽行為，不能不考慮萬一裝甲一師的坦克、裝甲車開到「總統府」前，局勢非趙志華能控制，也非自己這位「大總統」所能控制，造成的後果將不堪設想，故還是把趙志華交給軍法部門處理。蔣介石這樣做，也是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類似的人物出現。所以，蔣緯國在後來評價此事時說趙志華是「動機單純，方法錯誤」。此話不失客觀持平之論。
那麼，趙志華身居高位，官級超群，手據重兵，為什麼幹這類既無成功把握，又有殺頭之險的「蠢事」呢？綜合起來，不外乎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他對昔日的下屬郭東暘在蔣緯國離職時升為總司令，爬到自己頭上，使自己升遷受阻，心中不服；二是買房子向官方借錢沒有被批准，心頭怨氣積盛；三是郭東暘不把自己這個老副司令放在眼裡，欺負自己，使自己處境尷尬；四是對上層腐敗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在舊部裝甲一師的影響，過高地估計了裝甲一師官兵對自己的盲從程度，以為只要振臂一呼，就會追隨成群，坦克就會隆隆開往台北，揪出貪官污吏，所以在毫無組織準備，沒有聯繫一兵一卒，也沒有調查摸底的情況下，臨時突然發表演講，進行鼓動，可講演剛完，自己也成了階下囚。對以上這一切，趙志華曾在獄中所寫的《湖口兵變真相》手稿中詳加描述。可惜的是，隨著趙志華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飛。
「湖口兵變」殃及蔣緯國
「湖口兵變」雖不是正兒八經的兵變，但畢竟是繼「孫立人事件」後台灣軍隊中發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它使蔣緯國的仕途受到嚴重影響。
長期以來，蔣緯國把裝甲兵當成「第二生命」，為裝甲兵的建設嘔心瀝血。在大陸時期，蔣緯國即專注於國民黨軍裝甲兵的初創，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國民黨軍逃台後，蔣緯國又主持完成了裝甲部隊的恢復、整編事務。在國民黨政權逃台後的15年間，蔣緯國當了10年的「裝甲兵總司令」，大大超過了台灣軍方關於軍隊主官任期的規定。
對於裝甲兵，蔣介石的內心一直很矛盾，難以放下心來。從固守台灣的角度講，坦克、裝甲車無疑是一支反登陸、衝擊灘頭陣地的理想武器。在陸軍步兵部隊或其他軍兵種出現叛變時，裝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鎮壓力量，所以裝甲部隊曾被台灣社會稱為「御林軍」、「典衛兵」。可從內部譁變來講，裝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險的力量，它不像空軍、海軍那樣需要大量的後勤支援、複雜的技術要求、精密的通信設備；它不受氣候地形的限制，行進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機動性極強；它火力集中，殺傷力大，再加機動性極強，所以它的進攻性極強；它自身具有相當的防衛能力，再加上機動性、進攻性極強，所以不像其他軍兵種那樣容易攔擊和互相制約。尤其是在台灣島，南北長不足400公里，東西寬不足150公里，坦克、裝甲車能在晝夜間橫掃來回。正因為裝甲兵的厲害，為防萬一，蔣介石特地讓小兒子蔣緯國出任裝甲兵總司令。
儘管裝甲兵歸蔣家人管，但由於裝甲兵總司令部設在台北，總部院內的坦克和裝甲車總是虎視眈眈地對著台北市的各中央機構，社會上關於「裝甲兵要造反」的傳聞一直不斷。追根到底，關於「裝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蔣經國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扶其主」，確保蔣經國的「太子」地位。借蔣介石之手貶「小委座」蔣緯國，使其無力與蔣經國「爭位」。
關於「裝甲兵要造反」的傳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說得活龍活現，蔣介石不禁生了疑心。他思來想去，還是把蔣緯國調離裝甲兵，並把裝甲兵司令部由台北愛國東路遷往台中，以便於在裝甲兵出現異動時，台北方面能夠為研究對策、調兵遣將爭取時間。「趙志華事件」發生後，則可看出蔣介石把裝甲兵調出台北的高明之處。趙志華還在鼓動演說之際，湖口通往台北間的所有路口、要地、橋樑都已被忠於蔣經國的部隊所占領。即使趙志華鼓動成功，坦克能開到台北，那也是損失巨大，傷痕累累，為強弩之末，難以再戰了。
蔣緯國以「總統」的兒子的身份，長期經營裝甲兵，裝甲兵簡直成了他一人獨霸的勢力範圍，他人不敢染指，連無處不到的蔣經國也從未到過裝甲兵營區一步。在裝甲兵內部，人事關係，軍官晉升，都是以總司令蔣緯國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鑒於這種現實，「湖口事件」以後，蔣經國直接指導裝甲兵的清理、整頓工作，名為清除趙志華的影響和勢力，實為趁機圍剿蔣緯國的勢力。裝甲兵從此由蔣緯國移到蔣經國的門下，蔣緯國和裝甲兵的緊密聯繫就此結束。
蔣緯國與趙志華有著不一般的關係。兩人合作達20年之久，蔣緯國對這位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很有好感。趙志華在蔣緯國的栽培下穩步上升，特別是在逃台之初，作為解放軍的俘虜，能夠官復裝甲旅上校旅長，完全是靠蔣緯國的提拔。遺憾的是，由於趙志華有過被俘史，在蔣緯國離開裝甲兵去陸軍指參大學時沒有當成裝甲兵總司令，而讓郭東暘「捷足先登」。案發之後，蔣緯國不顧自己的困境，儘可能地為趙志華辯護，說趙志華行動屬於莫名其妙的精神不正常所為，不必送軍事法庭，關進精神病房即可。甚至還說動了「陸軍總司令」劉安琪，一起去說情。趙志華入獄後，蔣緯國經常去看望，並親自安排趙的妻室子女去美國定居。後來又安排趙志華「因病保釋」。趙志華死後，蔣緯國又出面料理喪事，自始至終是個有情有義的朋友。
由於與裝甲兵和趙志華關係均過分親密，儘管「湖口兵變」時蔣緯國已離開裝甲兵擔任陸軍指參大學校長近1年，但「子弟兵」鬧事，他也難逃其咎。「湖口事件」發生後，蔣緯國立即向「國防部長」俞大維自請處分。俞大維雖是蔣介石的忠臣，連任了10年「國防部長」，又是蔣經國的兒女親家，卻也不敢作主處分蔣緯國，只是報蔣介石裁決。
蔣介石並沒有公開處分蔣緯國，可也沒有輕饒小兒子。蔣介石不滿蔣緯國的原因是小兒子辜負了老子的期望，沒有把裝甲兵帶好。他日夜擔心的裝甲兵要造反一事，終於發生，差點釀成大亂，而大亂的根源則是蔣緯國長期信任的趙志華。裝甲兵不穩，不能不說是與蔣緯國長期管理有關。蔣緯國的行動同蔣經國在接班路上不出差錯、穩紮穩打地前進，大相逕庭。
在蔣介石的眼裡，蔣緯國已經不具備帶兵條件。從此時起，蔣緯國就停止了晉升，一直掛著中將的牌子，一掛就是15年，直到蔣介石死後，才晉升為上將。同時，蔣介石徹底削去了蔣緯國的帶兵權，讓他致力於軍事教育，成了紙上談兵的將軍。
蔣緯國對蔣家王朝有二心嗎？
先為「總統」之子，後為「總統」之弟的家庭現象，在當代社會已很少見。蔣緯國在蔣家王朝中先當「總統」之子，後當「總統」之弟，可謂幸運兒。那麼，蔣緯國對蔣家王朝是忠心耿耿，還是懷有二心呢？
有人認為蔣緯國長期以來一直在蓄謀爭位，可這是難以成立的。
蔣緯國如要爭位，正常途徑不可能，而使用非正常手段，則需要實力。從台灣的現狀看，裝甲兵是發動政變的最佳力量，世界上不乏把坦克開到街頭，控制總統府後政變即告成功的先例。從政變的最佳時機看，應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初期。因為20世紀5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剛到台灣，缺吃缺穿缺裝備，社會一片混亂，軍隊編制不全，大失敗的氣氛籠罩著全島，統治秩序還未建立起來，政變者可以亂中奪權。再說美國大老闆也有在台灣扶植新的政治勢力、擯棄蔣家王朝的計劃，政變者可以得到美國的呼應。
20世紀60年代初也是政變的最佳時機，因為自1958年8月起金門炮戰開始，就對台灣當局形成巨大的政治壓力。次年秋台島中南部遭受特大水災，主要產糖區基本被淹，水災損失慘重，又對當局形成巨大的經濟壓力。在這些壓力之下，人心不穩，社會動盪。政變者如選在此刻動手，將會大大增加成功的係數。作為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台灣裝甲兵總司令蔣緯國，控制著發動政變的最佳力量，有過兩次發動政變的最佳時機，他沒有動手，也沒有政變篡位計劃，或者說沒有談起過此事此案。
從蔣緯國的後半生看，正是因為他作為「總統」次子，沒有繼承權，故在對待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談及兄弟關係和父子關係時，瓜田李下，非常謹慎。
可以看出，蔣緯國從蔣家王朝的大局著眼，為維持台灣政局的穩定，根據蔣介石的安排，從心裡對哥哥做出讓步，保證蔣經國上台。因此說，蔣緯國雖然有時候對父親和哥哥不滿，但從根本上講，他還是忠於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既然蔣緯國對蔣家王朝沒有二心，那麼，蔣介石為什麼改變了他早期制定的計劃——大兒子接班，小兒子掌握軍隊；一文一武，武為文用——放棄了讓蔣緯國執掌軍權的打算呢？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第一，300萬元借款事件及趙志華事件後，蔣介石覺得小兒子思想易激，情緒奔放，穩重不足，輕浮有餘，雖說不至於背叛蔣家，可成事之才遜於敗事之能，放在一線位置容易出亂子，還不如早做安排。
第二，在舊中國的政治舞台，向來是槍桿子說話最響，蔣介石自己就是靠槍桿子政變上台。蔣介石擔心蔣緯國獨掌軍權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在國民黨上層成為蔣介石第二，打亂大兒子蔣經國的接班步驟，因此下決心早做防範。
第三，蔣經國的接班意圖明顯後，父傳子，家天下，令天下恥笑。蔣介石為減少人們的議論，故意讓蔣緯國放棄一些權力，不再擔任作戰部隊主官，美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蔣記」色彩，以蔣緯國的損失來換取蔣家政權得以延續。
第四，蔣介石所看到的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家人兒子有限，可奴才不少，蔣家人士放棄的職位，可以用聽話的下屬來代替，況且下屬比兒子便於管理，更能理解和執行蔣介石、蔣經國的旨意，對蔣氏政權有益無害，特別是不易造成軍權落入一人之手的被動局面。當然為防止軍事主官擁兵自重，杜絕趙志華式的人物出現，蔣家父子則採取了加強政戰系統的監督，軍事各主官實行任期制等防備措施。
第五，對蔣緯國的自我發展，蔣介石根據自己辦黃埔的經驗和蔣經國出任各種各類職務的經驗，希望蔣緯國通過執教辦校，以擴大自己的影響，這種效果來得容易，來得迅速。再說蔣緯國具備到軍校任教的條件，他口才上乘，風度不俗，看過不少書，大學畢業後又三度出洋專攻軍事，見多識廣，可謂文武兼備，土洋齊全。
正是鑒於蔣緯國對蔣家王朝沒有二心，「湖口兵變」發生後，在蔣介石一時怒不可遏，打算重處蔣緯國的情況下，宋美齡和蔣經國都站出來，替蔣緯國說好話，勸蔣介石儘可能減輕對蔣緯國的懲罰。
「孫立人事件」是怎麼回事？
在台灣，人們一談論起「湖口兵變」，就要與「孫立人事件」相聯繫，認為「孫立人事件」是國民黨逃台後的「兵變第二」，而「湖口兵變」則是「兵變第一」。那麼，「孫立人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它與蔣介石和蔣經國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孫立人是安徽舒城人，1900年出生。192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爾後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土木工程，獲理科學士學位。後來，孫立人改行軍事，考入美國西點學校，專攻軍事指揮專業，完整地掌握了西方的軍事理論和實戰經驗。西點軍校的學習經歷，使他成為美國軍事當局的培植目標，以擴大西方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孫立人經過學習，同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成為西方軍事名將的校友們建立起不一般的聯繫，其中包括著名的軍事家艾森豪、馬歇爾、麥克阿瑟、史迪威等。
孫立人加入國民黨軍後，開始晉升不快，而到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他官運亨通，連連晉級，由團長升為「陸軍總司令」，軍銜由上校升為二級上將。「孫立人事件」發生時，孫立人已離任台灣陸軍總司令，擔任「總統府參軍長」職務。
震動台灣的「孫立人事件」當事人並非孫立人，而是時任台灣陸軍步兵學校總教官室少校教官郭廷亮。事件的內容也有兩個層次，一是郭廷亮預謀兵諫活捉蔣介石，被逮捕關押；二是孫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郭廷亮出面聯絡自己的舊部，以加強聯繫，保持自己對軍隊的影響。但事件卻嚴重殃及孫立人。
中年時期的蔣經國
孫立人聯絡舊部、擴張勢力的行動，是藉助郭廷亮進行的。所以說孫、郭兩方案，是同步實施，時常交叉。如果沒有孫案，則郭案無法執行；而沒有郭案，則孫案也是一紙空文。孫立人升任台灣陸軍總司令後，在黃埔系勢力遍及各個角落的軍界內，時刻都有一種孤獨感，與他親近的上層人員少得可憐，數得著的只有陸軍副總司令賈幼慧、陸戰隊司令唐令治、副參謀總長余伯泉、大陳島防衛司令劉廉一、台灣防衛總部副司令舒適存等人。他的舊部大都已在東北被消滅。從頂住黃埔系排擠、擴大自己勢力範圍和權力基礎出發，他決定找一個心腹，為自己聯絡分散在各部隊的舊部，特別寄希望於自己到台灣後主持的第四軍官班的學員身上。
從1953年11月下旬起，孫立人指示江雲錦與以前已經畢業的第四軍官班學員保持聯繫。具體是利用督導組的有利位置，通過各軍的督訓官到各團各營視察的機會，指定一個職階較高，學識較優、服務年資較深的同學為負責人。到1954年1月，孫立人又要江雲錦把指定負責聯絡責任的學生聯起來，建立橫的、縱的聯繫。由於江雲錦對這樣做的用意有所懷疑，開始對聯絡工作不熱心。1954年6月，孫立人正式交去陸軍總司令職務時，曾命江雲錦把已指定的各聯絡負責人「造具名冊」。江雲錦只是讓督導組副組長於新民寫了一個很馬虎的名冊。孫立人認為江雲錦不太積極，就在8月間召見他的老部下郭廷亮，要其完成這項工作。郭廷亮正在有意多方拉關係，擴大自己的實力，並伺機進行兵諫捉蔣。兩人不謀而合，為各自不同的目的和任務協作行動。
郭廷亮發展的核心人物有任台灣陸軍總部第五署督導組中校組長江雲錦，某部上尉情報官田祥鴻、劉凱英，五署中校副組長王善從，參軍長辦公室少校陳良塤等5人。同意保持聯絡的校尉官有100餘人。郭廷亮本人缺少正確的理論指導和必要的組織才能，也沒有掌握髮展組織和領導政治團體的基本要領。他所聯絡的對象，思想狀況、政治覺悟依然如故。內部成分複雜，組織渙散，沒有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和領導核心，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根本不可能成為發動重大行動的基本力量。在這百餘人中間，大部分是為了追隨老長官孫立人，聽命於郭廷亮的幾乎沒有，更沒有人認為和知道自己的行動是為了兵諫捉蔣。
當年在納粹德國學習裝甲兵專業的蔣緯國
為開展第四軍官班學員的聯絡工作，孫立人為江雲錦、郭廷亮等提供種種方便和經濟上的資助。他本人也經常出面，通過郭廷亮等人的安排，接見那些聯絡員。
1955年6月初，台灣軍事當局計劃在台南地區舉行有「總統」和美國顧問團檢閱的軍事會操，郭廷亮決定在屏東機場檢閱時，採取行動，一舉活捉蔣介石，成為張學良第二。可惜屏東起事無論是從政治上、軍事上還是從社會背景上講，均不同於「西安事變」，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5月15日，郭廷亮找到孫立人說：第四軍官訓練班同學因部隊中存有一般不良現象，擬向「總統」呈遞意見書，並準備借某部於5月中旬由營教練轉向團教練之間的10天間為行動時間。郭廷亮沒有對孫立人講「兵變」之事。孫立人沒有同意郭廷亮的意見，只是表示，同學勿輕舉妄動，如有意見，等自己於5月25日到屏東後再說。
郭廷亮為鼓舞士氣，視大事為兒戲，對自己所聯絡的對象們稱：孫將軍已決定在5月底6月初行動，並決定在南部某地設立指揮部，為便於行動，將乘汽車南下，沿途通知和指揮已經聯絡好的部隊。臨到發難，郭廷亮在準備兵變過程中的薄弱環節集中暴露出來：這些在各部隊中的聯絡員，大都沒有掌握所在部隊的指揮大權；不少聯絡員在得知兵變計劃後紛紛退卻，其中有20多人分頭向上級、政工、特勤部門報告了郭廷亮、孫立人異動的秘密。「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突然乘飛機火速南下，統一行動，逮捕在各部隊的聯絡員。而郭廷亮本人則在5月25日被保密局特勤室扣押。28日僅由陳良塤乘車南下，沿途通知各聯絡員，可無人響應。郭廷亮8個月來的活動毀於一旦，「兵變計劃」還未實施即行流產。
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勒令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詳細調查。調查工作進行了將近2個月，內容包括審問孫立人，最後認定他有如下責任：對第四軍官訓練班部分結業學生髮動聯絡組織，其動機並不正常，此非有形之組織，用心無他，可顯然企圖形成以個人為中心的一種力量，行為上實有在軍中「違法密結私黨或秘密結社集會」之嫌；孫立人為加強上項聯絡組織，加派郭廷亮等更積極展開此項違法之秘密活動，孫雖然不知道郭廷亮的「兵變計劃」，可偏聽偏信，「未做任何適當之防範，應負失察之責任」。「對舊部不法言行，恆徇情姑息之態度，知情不報以及其平日之管束無方與訓導失當」；劉凱英被追捕時於6月2日來到孫家，孫立人先是勸其回部隊報到，後在劉說明不敢回去後資助路費，「實有徇情包庇之嫌」。
蔣介石和蔣經國、蔣緯國兄弟
8月2日，經「副總統」陳誠批准，「調查委員會」向孫立人公布了郭廷亮案。次日孫立人簽呈蔣介石，稱對郭廷亮是「職竟未警覺，實為異常疏忽，大虧職責」；稱聯絡舊部「不但有形成小組織之嫌，且甚至企圖演成不法之舉動，推源究根，實由職愚昧糊塗，處事不慎，知人不明，幾至貽禍國家，百身莫贖」。孫立人還稱：「竊職材識庸愚，唯知忠義，自遊學歸國預身宿衛以還，念18年間，自排長以迄今職，純出於鈞座一手之栽培，恩深誼重，雖父母之於子女無以過之，對於鈞座盡忠效力，不惜貢獻其生命以及一切，冀報萬一，為職此生唯一之志願。」隨後蔣介石發布命令：「總統府參軍陸軍二級上將孫立人因『匪』諜郭廷亮案引咎辭職，並請查處，應予照准，著即免職……」
10月31日，蔣介石又發布「總統令」：「以孫立人久歷戎行，曾在對日抗戰期間作戰立功，且於案發之後，即能一再肫切陳述，自認咎責，深切痛悔，既經令准免去總統府參軍長職務，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同時發表的還有《孫立人事件9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至此，關於「孫立人事件」的調查宣告結束。
孫立人的罪名，除把一個老長官想保持與部下的聯繫(這在國民黨軍隊內是極為普遍的現象)，說成是「密結私黨」外，其餘幾項基本是客觀的。即使從長達1郾6萬餘字的報告書看，孫立人的問題也不過如此，換個朝中紅人則太平無事，而對孫立人為什麼處理得那樣重呢？港、台及西方許多人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疑問。
郭廷亮是不是「共諜」？調查報告書一再稱郭廷亮為中共做「兵運」，「造成事實，引起混亂局勢，實行顛覆政府之陰謀」。可從審判結果看，僅判為無期徒刑，後又假釋。而當時台灣當局對「共諜」是格殺勿論的，更不要說對有「兵變捉蔣」行動的「共諜」會有寬待。
有無「兵變捉蔣」之事實？郭廷亮受孫立人委託聯絡第四軍官訓練班學員固然無可否認，可《報告書》對此也是一本糊塗帳，只是說「建立系統，形成組織」，可未講是什麼組織，誰是領導，有何經常性的秘密活動和完整的組織系統，掌握了多少部隊。如果說連一個有形的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都沒有，「兵變捉蔣」又從何談起呢？
為何就孫立人大做文章？孫立人身為「總統府參軍長」，挑選幾位舊部作為親信，實屬正常。郭廷亮挾孫行事，孫立人有所不察，本為郭廷亮之事，為何國民黨當局反而把重心放在孫立人身上？孫立人並未加入「兵變」事件，為何又被整肅下台？
辦案何故特殊？一起被告密者說成是「政變」的案件，在主犯被抓近3個月，案情已明的情況下，為何蔣介石還要組成以「副總統」陳誠為首的最高層次的「調查委員會」查處此案？
許多人認為能夠說明以上問題的，只有一句話，那就是蔣介石決定拋棄孫立人，孫立人必須下台。事情的確是這樣。從根本上講，孫立人是因為與蔣介石發生衝突，而被蔣搞下台的。
蔣、孫衝突起於孫立人陸軍總司令的第二任期內。孫立人的走紅是與蔣介石的信任、美國人的支持、黃埔系的吃醋連在一起的。蔣介石用孫事出有因：
第一，逃台初期，蔣準備運台的部隊還在海南、舟山等地，台灣的守軍主要是孫立人訓練出來的軍隊、台灣防衛司令、陸軍總司令的人選，從實力角度出發，非孫莫屬。
第二，孫立人自1947年底就已脫離內戰主戰場，同在前線與中共決戰時敗績累累的黃埔系、准黃埔系的各位頭目相比，孫立人雖說是被排擠出東北，可敗績也就少得多。蔣介石在確定陸軍總司令人選時，挑來挑去，挑孫立人多少能改善一下國民黨政權的形象。
第三，逃台之初，島上軍事人員來自近百個軍、數百個師、各軍兵種、各總部機關和地方「綏靖機構」、軍管區、師管區，參差不齊，人員複雜，機構混亂，裁撤、整頓、訓練任務很重，而負責整訓的又是陸軍總部。蔣介石讓孫立人出來主持問題最大、最多的陸軍整頓，並非盲目行事，而是擇能從之。在蔣介石看來，黃埔系成員無法完成整頓黃埔系的任務，孫立人非黃埔軍校出身，整頓由黃埔系控制的陸軍狠得下心，下得了手，是最合適的人選。再說孫立人在訓練和管理上用的是美式方法，而國民黨逃台後的主要保護國、援助國是美國，按照美式要求、慣例訓練和整編軍隊，有益於接受美援和使用美援，有益於美軍顧問團的指揮。
第四，蔣介石為擺脫逃台後的困境，想方設法爭取美援。為取得美國老闆的歡心，在用人上任命了一批深受美國要人欣賞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孫立人。1954年6月孫立人陸軍總司令職務任期滿後，蔣介石另有打算，把他調任「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是國民黨決策圈內，為穩定軍隊里的混亂局面，把60萬軍隊，數十萬軍事人員，改編為整齊的現代化軍隊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之一。在他的主持下，軍事當局完成了台灣地區的整個防衛設想。與此同時，孫立人大刀闊斧地進行軍隊整編，把國民黨在大陸時保持的400餘萬軍隊的編制和近百萬逃台軍事人員徹底打亂，重新編隊，確定了台灣陸軍的基礎。孫立人還加強軍事長官和軍士的教育和培訓，以加速軍隊的正規化和現代化。經過整頓，軍隊內部原有的派系現象有所克服，效率較前提高，適應了蔣介石建設台灣、保衛台灣的需要，為全面接受美國軍援提供了條件。
孫立人功在整軍，過亦在整軍。同為「整軍」，曾經得到蔣介石的讚揚，卻也為蔣介石所不容。
首先，孫立人的整頓，侵犯了黃埔系的利益。黃埔系在孫立人的眼裡，始終是一幫練兵不精、打仗沒章法、官官相護、吃空額喝兵血、胡作非為的草寇。自己受氣於黃埔系已多年，只因黃埔系勢力龐大，一直沒有教訓他們的機會，如今蔣介石的整頓令在手，整治這幫不法之徒的時機已到，決不手軟。因此，在整頓中，黃埔系、准黃埔系花費30年創建起來的軍事局面，全部被打亂，用人慣例、人事安排全部被取消；成批成批的將領被撤離崗位。雖然都知道這是蔣介石的安排，軍隊主官大都還是黃埔學生和中央軍校學生，可失意者都把此記在孫立人的帳上。軍界上層一片反對之聲，編餘軍官群起而攻之，為改變自己被整肅的命運四出告狀，到陳誠、何應欽、顧祝同、蔣經國處講讒言，訴說孫立人不是。積非成是，孫立人要「整垮黃埔系」的說法不脛而走，蔣介石當然不允許孫立人「腰斬」黃埔系的行為。這樣孫立人的整軍，昨天還算功績，今天卻成為罪過。
其次，孫立人的整頓，配合了蔣家父子苟延殘喘，重建台灣的大業功勞卓卓，不免引起其他軍中重臣的妒忌。他們明里反對，暗中拆台，加入倒孫大合唱。軍中重臣以陳誠為首，而孫立人又是陳誠自抗戰中期以來極力排擠的對象，倒孫過程中陳誠之賣力可想而知。這幫軍中重臣大都曾幫助蔣介石篡權上台，30多年來一直被蔣介石視為心腹股肱，他們的意見往往能影響蔣介石的政策，所以孫立人必倒無疑。
第三，隨著孫立人整頓的進行和時間的推移，蔣介石自己的態度也起了變化。蔣介石到台灣後的一條基本路線就是為大公子蔣經國接班上台做準備，軍事方面也是這樣。孫立人在整編過程中，啟用了一批深受蔣經國賞識的軍人，這是符合蔣記基本路線的。可是蔣經國此時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正利用政工系統全面干預軍事指揮事務。孫立人從西方軍事管理理論出發，對過去在前線率領新一軍時受到的政工系統的干擾，記憶猶新，更對現時無處不在的、蔣經國的政工勢力的牽制分外反感，故把削弱乃至取消政工系統也列為陸軍整編的一大內容。當他讓美國顧問團團長蔡斯提出這一建議後，除得罪了大多由軍中特務擔任的、權力很大的政訓人員外，也得罪了蔣經國，從而得罪了蔣介石，蔣、孫分手難免。
孫立人在台灣軍界成為不受歡迎的人，孫立人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蔣介石看不慣孫立人那高傲、盛氣凌人的氣勢，孫立人平時缺少黃埔系成員的那股「機靈勁」，說話坦率刺耳，作風明快偏激，斷事利落無情。特別是孫立人很受美國方面的寵愛，在美國顧問團團長蔡斯的眼裡，只有孫立人。孫立人更挾「洋」自重，目空一切，蔡、孫的親熱關係，刺激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台灣軍政要員。孫立人只尊不敬的態度使蔣介石大為不滿。在蔣介石的眼中，孫立人成為一個不可不用但又不可久用的人物。
蔣介石時機選得很準，此時美國已經準備在干涉中國內政的道路上走下去，維持台灣當局的統治，反對新中國。運到台灣的美援已經進入正常化、制度化階段，蔣介石不必整日為美援能否準時到來而擔心，也不必再用美國方面喜歡的官員來爭取美援。在這種美援不斷的國際背景下，孫立人下台的時機到了。
從台島內部政治發展看，軍事整頓已告一段落，接下來進入正常時期，不再需要「軍中強人」。尤其是孫立人這樣倚仗美國支持的「強人」的存在，將會威脅到蔣介石的權威，增加蔣、孫之間的摩擦係數，成為蔣經國接班路上的障礙。蔣介石清醒地看到這一點，為消除後患，他決定大貶孫立人。
黃埔系見蔣介石欲倒孫立人，也乘機報復，就在孫立人上任「參軍長」，不再直接控制部隊，而加緊進行舊部聯絡之際，尾巴被黃埔系及特務機構揪住。為整倒孫立人，「聯絡舊部」被說成是要在軍中建立「縱橫聯繫網」，結成死黨；負責聯絡的郭廷亮被說成是「匪諜」；郭的活動說成是借孫立人的名義進行受中共指使的兵運兵諫，「製造大變亂」；孫立人則被說成是參與「共諜」所進行的陰謀活動，並是郭廷亮他們推舉的最高長官。在陳誠等人的指使下，一樁錯案就這樣製造出籠了。
由於孫立人地位特殊，「孫立人事件」發生後，時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和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等國際級名人，致電蔣介石對孫立人「慎重處理」。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決定像處理張學良一樣對孫立人實施「軟處理」。於是，孫立人被勒令遷往台中居住。從此，孫立人在台中開始了為期33年的囚禁生涯，成為張學良第二。他離開了燈紅酒綠、熱鬧非凡的政壇，冷清、淒涼、孤獨，再無以前的前呼後擁、居高臨下之勢，雖說不服氣、不習慣，可有張學良將軍被關押大半生的明鑑，孫立人將軍也無過多的奢望。每年除到台北「榮民總醫院」做一次例行體驗外，平時極少去台中以外的地方，由特工人員「保護」在家閉門思「過」，讀書和養花。
直到蔣介石死後，繼承父位的蔣經國曾派「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到台中探視孫立人，試探孫將軍願不願意去見蔣經國。豈知秉性剛直的孫立人數十年來「思過無效」，對蔣家的「恩澤」領教不淺，不願去見這位曾經參與置自己於死地陰謀的過去的「太子」，今天的「總統」，只是提出3點要求：正式退役，請當局代修住房，恢復自由。由於孫立人冷落了蔣經國，結果實現的只是「代修住房」，「正式退役」的退役金大打折扣，「恢復自由」沒有同意。
1988年3月26日，經「新總統」李登輝批准，「國防部長」鄭為元來到台中孫家，宣布：「你現在已自由了，你願意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你愛上哪裡去，就上哪裡去，並可以同任何人交談。」此時，孫立人已經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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