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3日 星期六

我用一生來等你,一名臺灣老兵的坎坷回家路


 這是一個臺灣老兵與祖國大陸隔海相望,與親人生離死別將近半個世紀的隱隱作痛的回憶。一百四十萬人,就有數倍於一百四十萬個悲歡離合的悲凉故事。他們經歷了戰火硝煙,經歷了戰後作為“外省人”在臺灣的艱難謀生,經歷了骨肉分離的生命悲劇。如今六十七年過去了,這些故事的主人公懷着深深的遺憾飽經滄桑地老去,但巨大的家國之痛,卻隨著他們的血脈,還將在子孫身上無盡地傳承下去。




佛蘭克林曾經說過:從來沒有好的戰爭,也不存

在壞的和平。硝煙散盡於歷史的天空後,世人方知,活著,原來為的就是相聚,為的是骨肉不再分離。相信隨著時間的流逝,悲傷可以忘記,愛恨可以放下,無論怎樣的滄桑與悲凉,都會在春天到來時終結。

-背景–

從1948年到1950年,140萬人從大陸湧向了臺灣。從此,開始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也是最漫長的一場分別。劉祿校,湖南永順籍老兵,1947年5月28日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後;轉戰廣東、河南、湖北、安徽、江蘇、上海,1949年5月24日跟隨69軍從上海吳淞口登船去往臺灣,從此開始了遙遙無期的隔海思念。陳全梅,張家界永定區溫塘鎮溫塘村人,1944年9月初八嫁給劉祿校,從丈夫離家那天起,無怨無悔肩負起照顧丈夫家5個人的艱難生活。一個歷經41年的等待未娶,一個歷經41年的苦守未嫁。1988年12月6日,劉祿校重返故土與妻子團聚。2012年,劉祿校在臺灣正式辦理了相關手續,回到張家界城區西門溪巷22號定居,和妻子度過70年的鉑金婚,四世同堂,安享晚年。2014年12月21日,陳全梅去世;不到一年(2015年9月18日),劉祿校也離開了人世。

我被抓壯丁了

我是1926年9月27日出生,命硬,娘生我的時候用了整整一天一夜。老家在永順縣潤雅鄉柯溪村,是個典型的土家村,落後,山水十分漂亮,打仗去了那麼多地方,又到臺灣東西南北住了個遍,但可能是家鄉的原因吧,總覺得就我柯溪漂亮,有山有水,有樹有雲,還有各種各樣的鳥。


從1945年開始,國民黨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調查戶籍、人口,然後對將年滿18歲至45歲的男子登記造册。每年由保長採用抽籤的辦法,决定誰去當兵。抽籤的原則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獨子免征”。

抓壯丁的方法是五花八門,有設局抓捕的,有晚上強搶的,有到大路上直接抓的,很多人不願意當壯丁,還鬧出了人命案。




我沒有躲過抓壯丁。那是1947年的5月,當時我還不滿20歲,和陳全梅結婚不滿3年,第1個女孩1歲多時染風寒走了,第二個是個丫頭,叫劉翠蓮,還只有六個多月。母親死得早,父親多病,大弟15歲,妹妹7歲,最小的弟弟還不滿1歲,全靠我和全梅帶養。




那天聽到抓我的消息後,我連忙趕往家裡,帶著全梅和女兒就躲到了我們那裡的一座大山——高架山,那裡有一個洞,可以住人。全梅很能幹,將紅薯、米和野菜洗了燉成一鍋,我們就這樣吃了三天,躲在洞裏不敢出來。






(隔海望鄉的士兵們)




可最終還是沒能躲過,當第四天天天剛亮,我遠遠發現埡上跑來了一隊人馬,領頭的是兩個叔叔。我知道自己逃不脫了,轉身到洞裏跟全梅做最後交待:如果柯溪這地方你能住就住,不能住就回你老家溫塘,族上力量也大。但無論如何,你要幫助父親養大我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還有女兒,等仗打完了只要我還活著有一口氣,我爬也要爬回來,和你埋在一起!




我被捉壯丁那天,天下著小雨,全梅抱住我撕心裂肺地大哭起來,女兒在她母親懷裡嚇得大哭,仿佛我馬上就會死掉一樣,我也止不住抱著母女哭得死去活來。這一行人一到,當兵的拿槍抵著我的背,輕吼:“走!你這個死不老實的,竟躲到這個旮旯裏來了!害得我們走得腰酸背疼!”另一個兵則用脚狠踹了我一脚,叫我快點拿件衣服上路。




我放開妻女,去洞裏取來一雙全梅給我做的布鞋,站起來跟他們走了。當我回頭望全梅時,看見她正抱著女兒給我下跪,我忍不住喊了一聲“全梅!”阿兵哥又罵了我一句,用槍戳了我一下,“我會回來的,你要等我啊!”只聽全梅哭著的聲音從遠處山谷裏飛來:“我一定等你!一定等著你!”




後來在臺灣的幾十年裏,我腦海裏差不多每隔幾天就會回想起這一幕。那時全梅長得很漂亮,白白的,苗苗條條的,眼晴又黑又亮,一雙辮子又粗又長。後來我偶爾看電影,覺得女演員沒幾個有我媳婦好看呢!關鍵是全梅賢惠,砍柴、做飯、扯猪草、照顧弟弟妹妹還有女兒、父親,肩上擔子太重了,心裡有愧啊!每到半夜,我就會流淚,三十多年前我眼睛就不好使了,那是因為哭多了。




沒有退路,前往臺灣

我成了69師99旅51團第2營第4連一員,是步兵,屬於原陳誠中央軍。我的連長叫李志敬,看我年紀小,就給發了挺輕機槍,其他有的發的是重機槍,有的是手槍,還有的是手雷。接著老兵帶我們軍訓,練習站立、稍習、打靶。短短一個月之後,我們部隊便開往廣東。




那時生活很艱苦,伙食由連隊事務長掌管,克扣之風,遍及各部。我們根本吃不飽,也穿不暖。個個黃皮寡瘦,冬天兩人共蓋一條軍毯,墊些稻草,冷得很多人感冒咳嗽,但大家敢怒不敢言。部隊開拔時,每連編成三路縱隊行進,連、排、班代持槍在前後左右監視,如解犯人。若發現新兵潜逃,便抓回來用繩索捆住雙手,吊在梁上,連番鞭打,拷問其逃跑原因。有的受刑不過,自縊身死。我看得膽戰心驚的,於是便斷了逃跑的念頭。






(1949年5月24日,大批國民黨政府官兵從海上乘船逃往臺灣。)




經歷抗日戰爭後,當時國民黨部隊裏厭倦戰爭的人不少,但對打勝共軍有信心的卻更多。大家普遍認為“共軍不是對手”,所以那時大家以為戰爭不會拖得太久,共軍只有八十萬部隊,而國軍卻有三百萬裝備精良的部隊,結局一定會像蔣介石召見司徒雷登時所說:“相信能够在六個月內粉碎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可是,誰都沒想到,此後會打一仗敗一仗。




我說了我這人命硬,那打仗的兩年時間裏,我到過河南,鎮守鄭州;後又轉戰武漢,保衛長江和南京;又到過安徽,最後兵敗後又轉戰上海,很多人都戰死,我卻沒有挨過一次槍子兒,到現在為止,除了1994年因患胃癌在臺灣做了一次胃切除手術留下疤痕外,一個小印記都沒有。




我們是1949年5月24日那天下午從吳淞口登客輪前往臺灣的。




那天也下著雨,和離家那天的雨相比,算得上瓢潑大雨。在客輪上,很多阿兵哥都默不作聲,甚至有些阿兵哥很悲觀,心裡一片茫然。當時我們連還順路抓了很多壯丁,軍隊已經上了大型的登陸艦了,還有很多人湧進來,差不多都是婦女。她們就在碼頭上叫啊,喊啊,哭啊。我也想起了我的妻子、弟弟妹妹、我的女兒,還有多病的老父親。但我沒有退路,只能和成千上萬驚慌失措的人一起被帶到一塊陌生的土地上。






(撤退的大批軍隊中,還包括敗退途中抓的壯丁。圖為壯丁與士兵們在一起。)




我們在船上三天兩夜,海浪很大,很多人暈船。上船的時候每個人發一袋斜背的米包,餓了就咬生米。最後在高雄登入。我們下船的時候,兩邊有學生在發慰勞品,有學生看見我們那麼小,打心眼裏崇拜說:“這麼小就投筆從戎了,好偉大!”他們哪裡知道,我是被抓壯丁來的。




當晚,我軍被分配住在沿海邊的一個叫花蓮的村子。都說“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望著茫茫的海水,我內心一片茫然。何時能回到老家?在這個荒凉的小島上將發生什麼?我們不知道的是貧苦的生活、孤獨的思念、絕望的等待,才剛剛開始。




在臺灣的真實生活




到臺灣後,我仍在第69軍。部隊重新改編後,我在17師296團第2營第3連。我們的師長叫鄒鵬奇,安徽人,對我們很好。軍長是胡長青,我現在手裡的士官證上都有他的簽名,1948年9月發的。到臺灣後我才知道,這個島本來是和大陸連在一起的,後來相連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峽,就出現了現在的臺灣。




各部隊輪流駐防金門、馬祖等前沿陣地,兩年一換崗。我先後幾次隨部隊到金門守衛,坐的老爺飛機,要一個半小時。我們軍先後駐守過桃園、臺北、基隆、宜章、花蓮、屏東、高雄、台南、嘉義、宜蘭等16個縣市,歌曲《外婆的澎湖灣》唱到的澎湖也到過,《綠島小夜曲》裡面唱的綠島我也到過,那是關押政治犯的地方,很漂亮。






(臺灣眷村)




剛開始時,我們連營房都沒有,睡的床是竹子做的,房子上面蓋的是茅草。這裡常遇颱風,通常是睡一覺醒來茅草頂就不見了去向。糧食供應嚴重不足,一天兩頓飯,早上是稀飯,下午四五點鐘才是硬飯,五六個人一盤菜,只有一點點湯,菜漂在水裏,看不見油珠子。




同來的還有很多受傷的兵,很多體弱年老的阿兵哥因為水土不服,不幸死去。那年我23歲,靠著年輕力壯,硬是挺過了這一關。




那時,有些人以為臺灣很富裕,還有美國的援助,其實不是那麼回事。那時政府給我們一個特殊的稱呼:“榮民”,即“榮譽國民”。幾年之後,蔣經國給我們修了800多個特殊的村落叫“眷村”,主要是安置軍官及家屬的,而我們和後代們被稱為“外省人”,就是來自臺灣省以外的大陸其他省份的人。




當地人很少和我們來往,一方面是語言不通,難以交流;另一方面是我們“外省人”在黨政軍統治地位的優勢,擠壓了當地人的發展,這樣無形中形成了族群間的衝突,以致後來成為臺灣政府的棘手問題。總之,我們這些“外省人”是很難融入當地社會。後來臺灣政府還為孤身老兵準備了集體宿舍,叫“退舍”,這些都是我們過去後誕生的新名詞。




老兵的生活十分清苦,更苦的還有想家——這種苦還說不出來,也不能說。老兵從大陸各地來到臺灣後,時刻都在思念著家鄉的親人,可由於海峽兩岸一直處於敵對狀態,想回家是天方夜譚。




過年過節就格外想念親人啊,怎麼辦?我們就三三兩兩聚集到海邊,一瓶酒一碟土豆,喝得酩酊大醉,有些文化的兵還會朗誦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寫的一首《望大陸》: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每當這時,大家會抱頭痛哭,激動時,甚至有人想舉槍自殺。那時才真正體會到什麼是“身在異鄉為异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像我們這些上士以上的,到50歲以後退休可以自由結婚。我家裡有女人,有孩子,囙此當幾個戰友給我介紹對象,甚至有個邵陽的三十多歲女人上門找我,都被我拒絕了,我總相信我和全梅還能在一起的,這個念頭在心裡從未動搖過。






(劉祿校老人在臺灣打工時候的養雞場)




我們是1943年九月初八那天結的婚,族上用了三臺轎去接到家的。丈母娘丈人都很開明,沒要上頭禮,不設攔門,一去就用轎子將全梅和他的伯伯伯母抬起,將一些男客女客接到家裡,拜堂。那天我還戴了銀花,兩朵,插在一個帽子上的,是我姑姑送給我的。我和全梅拜了堂,用我們那裡的話叫“響堂夫妻”。全梅很勤快,到家第二天就煮飯、洗衣、喂猪,對父親、弟弟妹妹都很關心,我打心眼裏喜歡她。




生活艱苦,內心孤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時,為了擺脫這種孤獨,也為了掙錢給以後養老,甚至懷抱有朝一日重回老家養家糊口的願望,我和絕大部分退下來的老兵一樣,走上了打工之路。我不會別的,去了楊梅鎮上田雞廠養雞,和8個老戰友一起,每個月2萬多台幣,一做就是19年。




我想到過全梅是否改嫁?我又心裡希望她過得好些,希望有人關心她,可是內心馬上有另外一個我站出來反對。難受得很的時候,我會走到安靜的地方,悄悄念一念全梅的名字,想一想她的樣子。最後內心總算安定下來,以我對全梅的瞭解,她是一個很有家庭責任感的人。靠著這種信念,維繫著我有些絕望的生活。




生和死,走和留,都由不得人選擇。




終於回到了闊別41年的故土




我們老兵一直感謝一個叫薑思章的人,他後來是老兵促進會的負責人。1987年5月10日母親節,他帶領促進會的老兵集體上街遊行、請願,要求當局開放回大陸探親。他們穿著“想家”的衣服上臺去唱20世紀30年代的《母親你在何方》:




雁陣兒飛來飛去,白雲裏經過那萬裏。可曾看仔細雁兒呀我想問你,我的母親可有消息?……母親呀我真想你……恨不能够時光倒移……




這次遊行得到了很多社會人士和團體的支持,也引發了高層的關注。在1987年10月15日,臺灣當局通過了《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並於當年12月1日起正式實施。至此,返鄉的臺灣老兵如同開閘後的洪水,開始大潮般湧向大陸。






(1987年5月10日,臺灣老兵發起返鄉運動。)




1988年年底,政府終於準予我回大陸探親。12月1日,我終於踏上回大陸的旅途,幾經輾轉,12月6日下午6點左右,我終於坐火車抵達大庸北站(現張家界北站)。




我是最後一個走下火車的,遠遠地看到人群都往車站外走,唯獨一對中年人站在火車站出口不動,這時見一個漂亮的女子上前來喊了一聲“爸爸!爸爸!”我不敢相信這是我女兒,當初那個只有六個月大的女孩子竟長成了這麼大的人了?這時旁邊一個中年男子(後來我知道是我女婿黎祖鑫)拿出我寫給我岳父的信和我寄給我弟弟的照片時,我才確信,眼前這對中年人就是我朝思暮想的親人,是我的女兒女婿,我扔下包,緊緊地抱著女兒失聲痛哭。






(1988年1月20日,由臺灣“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組織的第一個臺灣返鄉探親團登上了長城。)




當晚,我離家越來越近,心裡卻越來越緊張。當走進屋看到全梅的那一刻,我一眼就認出了,還是當年的樣子,只是老多了。看得出她也很激動,淚水在眼裡打轉,手不停抖動,嘴巴哆哆嗦嗦,想要說卻說不出口。最後我們都沖過去抱著對方嚎啕大哭,把40多年的朝思暮想、心酸委屈都哭出來了。




女婿很孝順,給我做了只雞,土罐燉著的。一嘗,這才是家鄉的味道!那刻,眼淚就像斷線的珠子似的往下掉。當晚全梅給我燒水洗澡,給我換上了她做的棉鞋,棉鞋裡面還墊了雙繡有鳳凰的鞋墊。熟悉的稻草,熟悉的人,熟悉的氣息,真好!




我離開家幾十年,常常睡覺做夢都在想著回家的場景,各種回家的管道都夢過,有時候夢啊夢啊,夢到回到家什麼都沒變,就是看不見一個親人,就在夢裡面喊著哭出來。我幾十年一直在做這樣的夢。那晚我又開始做那個夢了,又哭啊!全梅把我喊醒了,一看,原來我就睡在全梅的身邊,說也奇怪,自從那一次,我就再也沒做過回家的夢

第二天我就和全梅去看她兩個弟弟。我不在全梅身邊的日子,是他們幫助我撐起了這個家。我離家不久,全梅就帶著一大家子回娘家住,直到後來弟弟妹妹成家立業。聽全梅說,她母親要算命先生給她算了10多次命,每個先生給我拆字時都說我“命起不起四柱”,不在人世了,全梅可以再嫁個好男子,但都被她拒絕了。她性子剛烈,父母拗不過她。




60年代初,國家困難,隊裡將細糠分給成分好的,因為我的“海外”關係,全梅卻只分得粗糠。她將粗糠背回家用鍋背,再用碓碼碓碎,和山上的木瓜籽和在一起揉成面,結果一家人吃了大便都拉不出來。即使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全梅為我養大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一個女兒,為我父親盡孝送終,我一輩子都虧欠她啊!




從1988年開始,我每年會回家住兩至三個月,除了1994年我胃癌回臺灣開刀,中間間斷過一年,其他是雷打不動。我虧欠他們41年,再不能浪費時間。我和全梅很珍惜這些日子,常回老家。




那時我家裡還住在鄉下,不是很富裕。於是我回臺灣後就繼續給別人打工,重操舊業養雞,加上每月4000多元終身俸,這樣先後為家人攢了100多萬元,給全梅和女兒在城裡修了3次房子,給三個外甥買了三套房子、三部車子,以彌補多年來對他們的虧欠。




2012年,我在臺灣正式辦理了相關手續,回到張家界和妻子家人長相守在一起。我這一生又苦又幸,苦的是被抓壯丁,妻離子散,在臺灣飽受孤獨絕望;幸的是,和其他老兵相比,我從戰場上活了下來,還能從臺灣回家探親,還能見到等我41年的妻子,尤其是現在還能在家鄉安享晚年,我很知足。還是那句古話講得好:“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我老伴上個月初二走了(指2014年12月21日,老人落下了淚水)。




從我離開家的1947年開始,全梅每一年給我納一雙布鞋和一雙鞋墊。這鞋底納得很細密、乾淨、整齊,鞋面樣子也好看,總共有67雙,放在箱子裏的,前幾年發現有30多雙被蟲吃了就丟了,現在還剩20多雙。她還會紡棉花,為我做了衣服。如果當初在臺灣時能收到這些該多好啊!






(劉祿校撫摸著妻子給他做的這雙鞋子,依然感慨萬千。)




這些是我給她買的手鏈、戒指、手鐲和項鍊,她走時我要給她帶走,可她執意要留給我做念想。咦,她走了還是用這些小東西纏著我,怕是想套住我的。




我把她送回了永順的柯溪祖墳。我老後,就可以和她永遠在一起了。




統籌|黃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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