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25日晚，美國舊金山的豪宅內，77歲的宋子文手持刀叉，正準備品嚐盤中的煎牛排，突然身體前傾，雙手摀住喉嚨，面部瞬間脹成紫紅色。
坐在對面的友人還未反應過來，被福布斯稱為「世界首富」的宋子文，就已倒在餐桌旁，餐盤跟刀叉散落一地，紅酒灑在潔白的桌布上，像一攤凝固的血跡。
即使讓一個普通人來看，都會覺著宋子文的死有很大的問題。
宋子文的猝死，在海外華人圈掀起軒然大波。美國警方初步鑑定為“食物噎嗆導致窒息”，但民間傳言卻從未停歇。
有人說他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因晚年意圖回歸大陸；也有人說他死於財富紛爭，家族內部為遺產分配早已劍拔弩張。
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的葬禮上，蔣介石未派代表出席，宋美齡雖親赴美國，卻跟宋子文的子女全程無交流。
那麼，宋子文是誰，為何會得罪蔣介石呢？他又是如何在戰亂不斷的中國，成為了「世界首富」的呢？
“留洋精英”
宋子文的命運，從出生起就跟「宋氏家族」的崛起緊密相連。
1894年，他生於上海傳教士家庭，父親宋嘉樹是靠印刷《聖經》發家的商人，母親倪桂珍是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的後裔。
身為宋家的長子，宋子文自幼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
白天在私塾誦讀《論語》，晚上則跟著父親學習英語。雙重的教育背景，讓他既熟悉中國傳統的人情世故，也具備西方現代的思維方式。
1912年，18歲的宋子文遠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哈佛大學經濟學專業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專業，並取得博士學位。
在哈佛期間，他主攻貨幣銀行學，曾深入研究歐美各國的財政體系，也撰寫了關於中國關稅問題的論文，指出「列強把持關稅主權，是中國財政困境的根源」。
學成歸國後，宋子文在上海漢冶萍公司擔任英文秘書。
上海漢冶萍公司是盛宣懷創辦的企業，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卻因管理混亂、外資滲透而瀕臨破產。
宋子文入職後，憑藉著精準的財務分析，梳理出企業的收支漏洞，也推動建立了現代化的會計制度，短短兩年就讓漢冶萍公司的盈利翻了一番。
此後，在二姐宋慶齡的推薦下，宋子文南下廣州，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的英文秘書兼財政顧問。
當時，大元帥府財政拮据，軍費時常拖欠，宋子文提出「整頓稅收、發行公債、改革貨幣」三大舉措。
他親自督辦鹽稅徵管，打擊走私偷稅，讓鹽稅收入從每月10萬元增至40萬元；發行“革命戰爭公債”，通過自己的海外人脈吸引華僑投資；還建立了廣州中央銀行，統一貨幣發行，結束了廣東地區貨幣混亂的局面。
三項措施，極大的緩解了大元帥府的財政危機。宋子文也因此贏得了孫中山的信任，被任命為兩廣鹽務審計所經理，成為廣州國民政府的「財政支柱」。
不過，此時的宋子文，雖已嶄露頭角，卻跟國民黨內的軍事派系始終保持著距離。他在日記中就曾寫道：“財政為國家之血脈，需獨立運行，不可淪為軍閥爭權之工具。”
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舵手”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急需一位懂財政的人才整頓混亂的經濟秩序，宋子文成為了不二人選。
他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行長，肩負起「統一全國財政、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的重任。
當時的中國，軍閥割據，各省自行徵稅、發行貨幣，中央財政收入嚴重不足，僅佔全國財政總量的30%。
因此，宋子文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財政統一」政策。
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關稅主權一直被列強把持，關稅收入需優先償還外債，國民政府只能獲得「關餘」。
宋子文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透過外交談判，收回了關稅自主權，將關稅稅率從5%提高至25%。
僅此一項，國民政府的關稅收入就從1927年的1.2億元增加到1931年的3.8億元，為中央財政注入了強心劑。
隨後，宋子文又成立了全國鹽務稽核總所，將鹽稅徵管權收歸中央，打擊地方軍閥的鹽稅截留。
他也推行「統稅」制度，對捲菸、麵粉、棉紗等工業品徵收統一稅，取代過去混亂的釐金。到了1933年，國民政府的中央財政收入已佔全國總量的70%，初步實現財政統一。
不久後，宋子文又主導了民國史上最重要的「幣制改革」。
當時，中國流通的貨幣以白銀為主，受國際銀價波動影響，白銀大量外流，物價暴跌，經濟瀕臨崩潰。
宋子文果斷放棄銀本位制，以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發行的「法幣」為唯一合法貨幣，禁止白銀流通。
然而，宋子文的財政改革，也充滿了爭議。
他為籌集軍費，大量發行公債，導致財政赤字擴大；法幣政策雖短期有效，卻為後來的通貨膨脹埋下隱患。
更重要的是，他在改革中盲目重用親信，整頓稅收時又觸動了地方豪強跟列強利益，多次遭到彈劾。
1933年，因反對蔣介石增加軍費、推行「剿共」政策，宋子文跟蔣介石爆發激烈衝突，被迫辭去財政部長職務。
爭取外援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面臨嚴峻考驗。
在國家危難之際，宋子文重新啟用，先後擔任外交部部長、駐美特使等職，主要負責「爭取國際援助、統籌戰時經濟」。
他的首要任務，就是爭取美國的援助。
當時，美國奉行“中立政策”，不願直接捲入戰爭，宋子文憑藉哈佛的人脈跟外交手腕，開始了艱難的“求援之旅”。
1941年，宋子文的外交努力迎來重大突破。
他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用翔實的數據講述中國抗戰的艱難，呼籲美國“支持正義，反對侵略”，引發美國輿論強烈反響。
同年3月，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將中國納入援助範圍；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結成同盟，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大幅增加，截至1945年，援助總額達8.45億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在其中扮演的“橋樑角色”，被美國總統羅斯福稱為“中國抗戰的經濟外交總代表”。
然而，抗戰時期的宋子文，也因「權力膨脹」跟「財富爭議」備受指責。
他身兼外交部部長、駐美特使、中央銀行總裁等職，掌控外交、財政、金融三大權力，被稱為「民國第一權臣」。
更有傳言稱，他利用職務之就，透過外匯管制、物資統制謀取私利，甚至在美國開設私人銀行。
“權力邊緣人”
對抗勝利後，宋子文再次出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肩負起「戰後經濟重建」的重任。
當時，宋子文開放外匯市場，鼓勵進口物資，減免戰時苛捐雜稅，恢復工商業，推動收復區的工廠、礦場接收工作。
儘管宋子文的舉措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通貨膨脹，但卻因內戰的爆發跟國民黨的腐敗，而宣告失敗。
首先是「外匯改革」的崩盤。
宋子文為穩定物價，開放外匯市場，允許商人用法幣兌換美元、英鎊。但由於戰後法幣發行量過大，加上官僚資本跟投機商人的瘋狂套購，外匯存底迅速耗盡，法幣匯率暴跌，物價反而暴漲。
1946年的上海，物價較抗戰勝利時上漲了5倍，民眾生活苦不堪言。而改革的失敗，也讓宋子文成為眾矢之的，被輿論稱為「經濟戰犯」。
隨後，內戰的爆發徹底摧毀了戰後重建的希望。
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議，全面內戰爆發，軍費開支急劇增加，國民政府只能靠大量印刷鈔票維持，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兩年後，上海的物價較1945年上漲了3,680倍，法幣幾乎淪為廢紙。
宋子文雖多次調整財政政策，卻無力回天，最後被迫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徹底退出了民國政權。
事實上，宋子文的失勢，不僅因經濟政策的失敗，也因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
蔣介石主張“軍事優先”，不惜犧牲財政穩定也要打內戰；宋子文則堅持“經濟優先”，認為應先穩定經濟再談軍事。
因此，兩人多次爆發了嚴重的衝突。
此外，他跟孔祥熙的「宋孔之爭」愈演愈烈。孔祥熙盲目追隨蔣介石，大發國難財，卻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處處排擠宋子文，散佈他「貪污腐敗」的謠言，導致宋子文徹底失勢。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潰，宋子文選擇遠赴美國流亡。
「世界首富」的真相
事實上，宋子文一生最有爭議的話題，莫過於他的「財富」。
1948年，《福布斯》雜誌將他列為“世界首富”，稱他財富超過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引發全球關注。
但宋子文始終否認這一說法，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吾之財富，僅夠家用，所謂'世界首富'，純屬謠言，是政敵刻意抹黑。”
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跟他的家族關係，也不怎麼好。
宋氏家族共有三姊妹、三兄弟。大姊宋靄齡嫁給孔祥熙，二姊宋慶齡嫁給孫中山，三妹宋美齡嫁給蔣介石；大哥宋子文，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
其中，宋子文跟孔祥熙因財富跟權力爭奪，關係長期緊張；跟宋美齡雖表面和睦，卻因反對內戰而逐漸疏遠；跟宋慶齡則因意識形態差異，自1949年後就斷絕往來。
1949年後，宋氏家族徹底分崩離析。
宋慶齡留在大陸，宋美齡隨蔣介石退守台灣，繼續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則流亡美國；宋靄齡跟孔祥熙也定居美國。
1969年，宋子安在美國過世，宋子文跟宋美齡、孔祥熙雖出席葬禮，卻全程無交流。而宋子文過世時，宋美齡雖赴美國，卻以「身體不適」為由未參加葬禮，僅派代表送上花圈。
至於蔣介石，他更是恨不得宋子文早死。
縱觀宋子文的一生，相比蔣介石的其他「嫡系」親屬，他在國民黨內部，得到的卻更多的是負面評價。
畢竟，光反對內戰一條，就足以讓蔣介石對他恨之入骨了。
而西方史學界則普遍認為，宋子文是“中國近代最具專業素養的財政官員”，卻因身處腐朽的國民黨政權，最終無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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