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仁蘇羅
出版社：蘭臺出版社
ISBN：978-986-6231-88-9
2014年8月出版
【中國與日本中上階層思想比較案例】
許多事理原本很簡單，因為許多人的誤解而復雜化了，許多事理原本很複雜，也因為許多人的誤解而簡單化了，再加上數千年來一代代的人不斷地把簡單變複雜、把複雜變簡單，導致後來的人越來越搞不清楚什麼是簡單、什麼是複雜。思想或者說民族性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當然也包括經濟學等其它許多領域）。
雖然前面列舉了許多的劣根性，但其實並不是那樣的複雜，絕大多數的劣根性幾乎都可以歸結到幾個關鍵的原點。
當然本書多次強調凡事都是相對的，優點和缺點也是如此，一些人認為的優點可能在另一些人看來不是優點或者說很普通甚至或許是缺點，另外一些人認為的缺點可能在另一些人看來不是缺點或者說很普通甚至或許是優點，就像佛法中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一樣，都是佛根據不同人思想層次而相對說的，在有些人看來自相矛盾但其實並不矛盾，只是需要相對地去理解，因此下面列舉的典型優點和典型缺點都是相對標準，不是絕對標準。
現就中上階層、中中階層、中下階層和下層作一個典型優點和缺點的歸納比較，當然所謂的優點缺點也是相對而言的，並非絕對的標準。
【中國中間階層和下層典型缺點和優點分析】
中上階層典型代表是極少數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學者。如自然科學領域的鄧稼先、錢學森、袁隆平等，社會科學領域的梁啟超、何新等。
為了讀者能夠有比較直觀的感受，這裡只列舉近現代的學者，不包括古代。
典型優點：具備非常高的思想層次和素質能力，保持努力、平和的心態不斷學習提高自身水平能力，在自身的專業領域達到最高水平。
具有強烈但理性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思想，不被歐美列強等國家的所謂的世界一流專家學者所迷惑，不管研究學問還是為人處世能夠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能夠清醒地看待金錢等物質利益和個人名譽等精神利益，不會為了個人物質利益而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甚至願意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犧牲個人的物質利益（比如戰爭時候願意捐出個人財產）和精神利益（比如承受默默無名的低調，而不會沽名釣譽希望得到大多數人的尊敬崇拜），也具有非常高的自知之明（比如不自大自負清醒地認識到自身思想層次和專業能力，也就是實力，到底達到什麼層次）和知人之智（比如清醒地認識到其它人其它學者的思想層次、專業能力，也就是實力，到底達到什麼層次）。
典型缺點：相對於上層和上層之上的階層，局限於國家、民族的局限而無法超脫，比如古代許多朝代的中上階層為了國家民族犧牲包括生命名譽等一切代價，當國家面臨巨大災難或者亡國的時候，覺得天崩地裂、痛心疾首，但即便其所屬朝代國家滅亡，歷史還是照樣前進，後世許多朝代、國家、民族還是照樣興亡。
【中國中上階層與中中階層思想的典型代表何新與李敖】
在許多人眼中，學術界的何新和文學界的李敖可能是其所處領域最具爭議的人，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兩者也可以算是中國中上、中中階層的典型代表。下面詳細分析一下。和前面一樣，在此不加稱謂不是輕視，只是想盡可能地保持中庸的立場。
【論何新】
何新80年代前期活躍在歷史哲學文化、馬克思主義、美學文學等人文科學，中期以後逐漸偏向經濟、政論領域。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曝光率和知名度極高。
因為思想進一步成熟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90年代中期以來何新選擇了隱居似的生活，很少出現在普通大眾媒體中，按照時間簡單地推算，94年距2014年已經有20年，加上一般接觸學術討論的一般是25歲左右的研究生，所以現在大多數40歲以下的人對其了解很少。
至於學術界，因為90年代中後期以來許多人都「一切向錢看」了，對於學術論爭的興趣也小了很多，而且因為94年以後何新很少大張旗鼓地發表學術觀點，因此彼此的爭論（或者說「口水仗」）也少了許多（其對於許多學者對其學術成果的剽竊也幾乎沒什麼追究），因此不像現在主流經濟學家那樣因為受到巨大爭議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
當然不是說現在沒有影響力，但相比過去還是小了很多。隨著2010年在各種出版的書籍以及網絡博客上揭露共濟會這一控制西方的隱秘團體，何新的關注度又大大增強，但由於其不願接受高層政府身份，因此在公共主流媒體的曝光率並不高。因為初生牛犢不畏虎思想（從其自傳中分析，比較早的自信可以說是來自於青少年時期練習摔角，戰勝了一個比較厲害的不良少年），80年代何新勇敢地挑戰了許多領域的學術權威，這裡先不去具體評論其思想觀點是否正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與主流思想多次的論鬥引起了「公憤」，被許多人仇視痛恨。
當然與學術界的口誅筆伐相比，何新還是獲得了政界最高層的賞識，而且許多思想和觀點被實際採用。因此有人把何新稱為中國思想界從80年代較為幼稚時期過渡到90年代相對較為成熟時期的代表，也有些人將其稱為中國「新國家主義」教父，甚至還有些人將其稱為改革開放以來影響中國的十大人物之一。
不管是褒還是貶，其巨大的成就和影響是無法否認的。以下簡要介紹一下。因為認為讀大學會失去當時難得的歷史機遇，而且大學的那些知識對自己也沒有多少真正的幫助（確實當時其某些方面的水平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博士的水平），因此何新未畢業便進入學術研究領域，這樣的出身和那些正統師承的學術大師明顯不同，雖然後來也曾師從著名的歷史學者黎澍，但不久便因為其不遵守學術界的「潛規則」而脫離師門，其實和何新類似的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多得是，如錢鍾書等，按照現在的教育規則連大學都上不了，何新至少還考上大學，比他們好地多。但由於其當時年輕缺乏資歷，又到處挑起論爭，因此受到了明顯的歧視，這和企業、政府等其它領域歧視新人的本質一樣。
有些學者受等級意識的影響，認為自己有著博士文憑、教授頭銜，潛意識中就把自己置於高於何新的等級，對他的思想觀點有一種先天的抵觸心理，因此雖然其某些學術成就也足以和社會科學領域許多大師比肩，卻很少被學術界公認（有學術爭議的不說，許多甚至已經承認引用其多方面的學術觀點，但仍然受情緒影響而無法平和中庸對待他的成就，更不用說奉何新為大師了）。
學者一定理性嗎？未必，許多時候甚至比一般人還要幼稚、偏激、盲目，學術界許多地方也和商業領域一樣，存在很多的「潛規則」，當然不光中國，西方和日本等也存在這樣的現象，本質都是人性中的一些弱點而已，從社會人文科學界範圍來說可能沒有人比何新體會地更深，當然和日本的井上哲次郎一樣，這與其說是何新的不幸，不如說是中國的不幸。
因為社會科學相對自然科學缺乏明確的評判依據，只要能自圓其說的觀點理論一般都能存在。而何新的許多觀點雖然不能說絕對正確，但不可否認是發人深省。當然其早期的觀點也存在明顯的不成熟，其在02年出版的《論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中也自知地承認，過去許多轟動一時的學術思想觀點也不免幼稚。雖然說過「盛世」這類的話，但從其一貫的謹慎觀點，可以發現是一時失言，或者另有背後的原因。
由於認為經濟這一學科對整個國家民族的影響太大了，經濟學科的理論爭論遠遠超過其它社會學科的學術爭論，一旦宏觀經濟政策錯誤將導致國亡族滅，而何新自己的格言是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因此從80年代後期開始積極介入到了經濟學研究，從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入手，漸漸遍及整個西方經濟學，其涉及的範圍比現在許多主流經濟學家要全面廣泛深入很多。何新的經濟學研究對國家政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典型的是在人民日報上對於當時經濟學界「短缺」這一主流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生產過剩理論，並建議實行積極出口這一戰略政策，從隨後國家設立的出口退稅政策可以看出受到其一定的影響。
當然當時其經濟學思想還遠未成熟，他的「過剩理論」也不是完全正確，確實有不少方面是出現過剩，但主要是由於計劃經濟體制上的缺陷以及薄弱的企業管理的落後（本質還是其中當事人的思想幼稚、能力不足），而許多方面也確實存在明顯的物資短缺現象。
至於大力提倡出口的思想在現在看來也很普通，但如果回顧當時那個時代，其這些思想觀點要遠比許多專業經濟學家正確。當然經濟政策沒有絕對完全的正確或者錯誤，出口鼓勵政策雖然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找到了生路，但也導致了後來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內需疲軟，整體經濟的脆弱和不穩固。
當然隨著學習的深入，何新的經濟學思想也逐漸成熟，他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一書就是典型代表，就此書及何新90年代中後期以來寫的其它經濟文章，對於西方經濟學歷史的了解比西方著名經濟史家熊彼特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其過分謙虛地自稱自己不是經濟學家，但其在經濟學上的成就遠比許多著名的正統學院派經濟學家要高很多，更不是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所能比（這樣的評價可能導致那些反感何新的人痛恨，本人也會被冠以各種惡名，赤心自照）。
更值得指出的是其分析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本質，點出了美英等金融戰爭與國際金融資本家的險惡，最近大熱的《貨幣戰爭》更是詳細的敘述了歐洲包括美國的一些幕後金融資本家，當然說早一點，馬克思把西方國家定義為資本主義國家時，就早已指出其本質。平和中庸地說，80年代的經濟學界（也包括其它社會、自然學科的許多領域）確實比較幼稚，脫離馬克思經濟學反而把一些幼稚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捧為聖經，而何新的可貴之處是在當時能夠不被那些幼稚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迷惑，這些思想也幫助中國度過了那段幼稚期。
雖然何新在經濟方面提出了比主流經濟學家多得多的真知灼見，並且大大影響中國的發展，但由於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行業（也包括自然、社會科學和政府等領域）缺乏足夠思想素質的中中階層，中國經濟大多數行業還是無法戰略轉型、真正崛起，趕上或超越西方、日本，這也如本書多次強調，一定數量的高思想素質的中中階層才是一個國家、民族的主導。
雖然何新早年經歷了和當時許多人一樣的不幸，但其能夠拋開自己曾經苦難的經歷，樹立真正為國為民的信念，比許多為了一己私利而誤國害民、損公肥私的主流經濟學家、文人等具有「弱者意識」思想的中中階層要好太多了。
90年代後期以來，何新的思想也逐漸成熟，達到了中上層次，無論從文章還是其它的言行中都表現出思想的提升。當然其只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中上階層典型代表，另外自然科學等其它領域也有少數的中上階層，在此不再詳細介紹。
何新早年在自傳《孤獨與挑戰》中認為自己是「木秀於林，風必吹之」，不免有點幼稚和委屈。平和中庸地說，主要是因為其思想超越了自己相同相近年齡層的思想水平，而中國的中中階層「弱者意識」思想的典型弱點之一，就是很難承認，也不願承認同齡（代）人遠超自己的成就，許多人只願意服從年齡比自己大許多的人，即便其思想才能比較有限，當然還有許多人根本沒有什麼自己內心真正尊敬的人，自以為天下第一。
何新自己表示晚年將歸於佛學，這也應了那句「英雄到老皆歸佛」的箴言。具體地說，首先要是英雄，不管是身處思想學術、政治還是經濟等其它領域，但必須具備相當的思想智慧，但絕大多數人年輕時總有點心高氣傲或者說過分的自信，只有在經歷了一定的滄桑，積累了一定的閱歷，思想逐漸成熟後，才會體會到佛學的許多思想理論的高深，才願意真心皈依於佛。
不過從何新對譚嗣同佛學思想的研究，以及在思考系列的《我的哲學與宗教觀》中回答關於佛教思想的提問，特別是對「俱胝一指禪」的理解，顯示了其對佛學思想還遠不如對馬克思主義、西方哲學那樣精深，相信他下精力投身佛學之後，憑其智慧，現在應該有了另一番境界，不知是否已經對那些曾經令自己聲名鵲起的學術思想觀點有了新的理解？
李敖
相對於前者，因為文學的大眾性強於學術，還因為其一些過激的言行，再加上大量媒體的炒作，知道李敖身平的人比知道何新的人要多得多，在此就不再詳細介紹其身平。
和柏楊等一樣，因為身在台灣的特殊背景，李敖比較明顯地受到大陸國人的關注，但其桀驁偏激的性格（李敖還以此為傲）加上文人們原本相輕、自以為是的性格，導致後來大多數大陸文人對其產生厭惡的感覺，還一致聲討，就這一點來說，因為何新思想理論文章的層次比較高，有能力聲討的人比較少，因此「罵聲」也比後者少一些。
平和中庸地說，李敖是中中階層文人的典型，李敖的言行和小說等集中體現了自大輕狂、幼稚偏激等文人典型的「弱者意識」思想，因為很多人都已經了解，具體事例就不再列舉。雖然其自稱是千古奇才、天下第一，但其思想水平比於以何新為代表的中上階層還明顯差了一個檔次。
當然在國家民族主義方面典型如對美國的態度，比許多崇洋媚外的中下階層文人要好很多。另外，不可否認其知識也比大多數中中、中下階層的作家要豐富許多。
【近代和現代日本中中階層典型代表——福澤諭吉和石原慎太郎】
縱觀近代和現代的日本，福澤諭吉和石原慎太郎可以說是日本兩個時代中中階層的典型代表。
雖然兩人表面上非日本人典型代表的武士，而更偏向中國人典型代表的文人，但從關鍵的思想上來看，兩人的思想屬於典型的「強者意識」思想，因此在此詳細評價一番。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作為現在日本最大單張貨幣一萬日元的人物頭像，其在大多數日本人（準確地說是近代以來的日本人）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可以說幾乎到了和古代的日本聖人「聖德太子」等同的地位。福澤諭吉生於一個下級武士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漢學家。
受父親影響，福澤諭吉早年長期學習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國歷史，青年時代在長崎學習荷蘭文。曾在大阪師從著名蘭學家緒方洪庵，並成為優秀的蘭學學生。福澤諭吉在26—34歲的時候，三次出訪歐洲和美國，並將在歐美的所見所聞寫成《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這三本書轟動一時，對當時的日本人影響很大。
雖然福澤諭吉自認為比當時許多傳統日本學者開明，但在被歐美國家強大的軍事、工商業等實力迷惑，同時由於對西方人思想文化、國家本質缺乏本質了解的情形下，產生了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
明顯證據如其在《文明論概略》中說：「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平和中庸地說，和大多數中中階層一樣，福澤的思想明顯受等級意識（本質是「強者意識」）的局限，因為其認為日本、日本人的語言、風俗等和當時已經因為戰敗而淪為劣等國家的中國、劣等種族的中國人相似，會被強大的西方列強（西方人）等同為劣等國家、種族（直白一點說就是弱者）而輕視、蔑視，因此其本質的「強者意識」思想導致其仇視中國、中國人乃至亞洲、亞洲人，不想被認同為低劣的弱者，而希望被認同為和西方列強一樣的強者。他又在《脫亞論》中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 。
他還呼籲說：「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同時他還大肆貶斥以中國為主的亞洲落後國家，認為日本和這些國家同稱亞洲國家，日本人和這些人同為黃色人種，導致西方人輕視日本、日本人，嚴重損傷了日本人的名譽（當然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他自己），而日本所取得的成就足和歐洲列強並列文明強國，因此為了維護提升日本的名譽要脫離亞洲。（80年代末也有類似的「脫亞論」，主要思想沒有本質區別，只是前者是主要從日本人依靠軍事成就為主，而後者主要依靠經濟成就為主。）雖然福澤模仿西方的人權平等思想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天生萬人皆平等，貴賤上下無區別。」等觀點，表面上所表達的思想比較高尚，但他前面的例子表明他內心的真實思想還是和中間階層特別是中中一樣存在明顯的等級意識，對中國人等其它亞洲人存在明顯的歧視。
當然與其說他天生輕視中國人、亞洲人，不如說這是其「強者意識」思想中輕視弱者思想的表現。福澤對於日本國內那些落後（準確地說是福澤自己認為的落後）的國民也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如其認為：「愚民之上有暴政」、「暴政不只是暴君和貪官施暴的產物，它也是無知的人民自己養育出的暴政……假如人民想要擺脫暴政，他們就應立即致力於學術並提高自己的知識和道德修養。」這表明福澤對那些不願學習提高自身，不願主動文明開化，也就是甘願淪為弱者的民眾（大多數屬於中下、下層）的反感。這代表了當時日本中中階層的思想，對於那些不肯努力的民眾非但不會有憐憫關懷反而是痛恨厭惡。而現在大多數的中中階層也一樣，比如對流浪漢（日語是「浮浪人」或者直接用「homeless」表示）的態度也和福澤對當時的「愚民」的態度一樣，認為這些人自身不願努力工作而甘願過這樣的生活，對他們非但沒有同情反而是厭惡。
日本政府中的大多數官員也一樣是這些中中階層中的一部分，因此在製定政策的時候，僅僅保障這些人基本的食物需求，不像西歐國家那樣有非常高的社會保障，有些地方工作者的工資在扣除高額稅金後甚至不如那些不工作領救濟金的人，當然這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許多西歐人好逸惡勞的思想，同樣也影響到西歐國家的競爭力，導致其在許多方面不如美國、日本、中國等國家。
福澤諭吉還發表了「在西方國家中，知識在人民群眾中傳播，而在我們日本，知識的增長牢牢的控制在官方範圍之內」、「在日本只有官方政治，而沒有人民國家」、「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日本民族國家的歷史，有的只是日本帝王統治者的歷史。」等許多批評政府的觀點，雖然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學術自主精神，但這導致其一度受到當時官方的壓制，另外其激進的思想觀點也受到了當時日本社會許多學者的批判，這在其自傳《福翁自傳》有詳細的描述。福澤的主要成就是讓許多中中、中下階層的日本人在思想上擺脫以往認為儒學為主的漢學是最高尚（也就是最強）學問的觀念，倡導大力學習西方思想哲學、自然科學等知識，如他寫到：「受教育就是學習生僻的詞，鑽研艱難晦澀的古代文獻，欣賞和創作詩詞，以及諸如此類毫無用處的才藝」、「這種沒用的的知識應該留到以後去學，現在應該致力於那種與實際生活有關的教育，即學習地理、歷史、經濟、倫理，而首先是自然哲學」、「推翻漢學的保守主義和剛愎自用」等觀點，這對當時日本人學習西方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不過雖然其和近代其它許多宣傳西方思想的學者一同大力提倡西學的思想，也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大大地扭轉了中中、中下階層日本人的傳統思想觀念，但另一方面也導致了之後大部分日本人對西方、西方人的極端崇拜以及對於中國、中國人等亞洲人的極端蔑視。就福澤諭吉的作用，平和中庸地說，與其說福澤開啟了日本民族的啟蒙精神，不如說其激發催化了日本民族特別是「中間階層」本性中一直沒有磨滅的「強者意識」 。福澤所闡述的思想觀點，遠不如中國戰國時的荀子，而且許多方面就相比幾乎同時代的梁啟超等中國學者也未必佔優（在文詞修飾上更是明顯不如）。
但在主導日本民族的「強者意識」思想的中中階層的奮鬥下，日本成功地崛起，而主導中國的「弱者意識」思想的中中階層則由於思想低下，無法避免西方列強包括日本的侵略，即便荀子、梁啟超等古代和近代中國學者的思想並不比福澤諭吉差，假如福澤處在當時的中國，肯定也無法產生在日本那樣的巨大影響，甚至他的學問反而會被許多文人輕視嘲笑。
幾乎處於相同時代，學習德國當時流行的哈特曼形而上學和黑格爾哲學，被認為是國體保衛論者、國家至上主義代表的井上哲次郎，深刻地發覺了福澤流的「獨立自尊」如不由「服從」的觀念加以補充，則有在下層階級引起「破壞性運動」的危險。
相對於偏重英美典型的功利主義、物質主義思想的福澤，井上強調德國的理想主義、精神主義，因為井上的出身背景和對政府的維護而受政府的支持，井上大大促進了日本民眾「天皇崇拜」和「大和魂」思想的形成，同時井上還在西方哲學、日本國學、中國儒學（朱子學派、陽明學派等）以及教育等領域有巨大的成就，思想深度和學術成就遠遠超過福澤。當然井上的國家至上主義等思想也受到大西祝等其它日本學者的批判，就像其它許多領域思想觀點的論爭一樣，而並不像某些幼稚的西方包括中國學者認為日本人好像性都一樣，認為其思想信念都一樣。其實即便像絕大多數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民族國家主義思想在軍國主義盛行時期也發生過爭論，如《瘋狂的島國》就簡要介紹了日本政府內部的爭論。
這其中也反映了許多西方學者的幼稚，像《瘋狂的島國》就敘述日本人存在不同的思想信念，但卻仍要發表所有日本人都思想一致、萬眾一心的觀點。其實一個人自己的思想許多時候都有矛盾反复，更何況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那麼多的人。
相比較而言，由於井上有幸學習西方思想哲學高峰的德國思想哲學，其思想層次要比福澤等中中階層高出一層，可以說是日本少數中上階層的典型代表。當然和其它許多事物一樣，大多數的中中、中下、下層日本人由於思想的局限，反而更容易理解認同福澤的思想，因此即便到了現在，日本社會中崇拜敬佩福澤諭吉的人比崇拜井上哲次郎要多得多，這與其說是井上的不幸，不如說是日本民族的不幸。
石原慎太郎
由於從1999年以來長期擔當東京這個近代以來日本最重要城市的知事，小說家出身的石原慎太郎在日本的影響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日本首相，深入分析其思想層次，本質和近代福澤諭吉沒有什麼差別。
當然客觀地說，比起日本許多的暗箱操作的選舉，石原確實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在許多東京人中有相當高的支持率（當然小泉純一郎也差不多，雖然其強硬的立場使得許多中國人等亞洲人對其沒有什麼好感，但即便現在辭去了首相職務，在國民中的支持率仍然很高），因此其在日本政界也特別強勢。至於其當選的原因，關鍵是因為石原的思想和東京這一日本最典型代表城市（近代以來的京都只能代表表面的日本）里大多數中中階層的「強者意識」思想一致，因此得到了他們的認同。
在中國，石原被大多數人認為是典型的「右翼」（當然這個名詞太絕對極端，存在明顯的不足，在歷史政治部分將詳細論述），但在日本，真正樹立石原的強硬形象，還是要算其對美國的強硬態度。二戰以來日本的政府高層幾乎都擺脫不了敬畏、屈服美國的局限，20世紀80年代，憑藉著經濟上的優勢中，曾根內閣曾強硬許多，但本質還是沒有改變，只不過屈服程度比之前減輕了一點而已。而石原則不同，他的許多言行直接激烈地批評美國，典型的就是和著名的索尼公司總裁盛田昭夫合寫了《日本可以說「不」》，之後不久又兩次對美國說「不」，繼續強硬地寫了《日本還是可以說「不」——美日關係的根本問題》（それでも「NO」と言える日本-日米間の根本問題）（與渡部升一、小川和久合著）、 《日本可以堅決說「不」》（斷固「NO」と言える日本）（與江藤淳合著），對美國的許多行為進行嚴厲指責，這些文章在日本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一出版就成為日本最暢銷的書，發行達上百萬冊，特別是其中「日本第一」的觀點迎合了中中、中下階層的「強者意識」思想。當然由於當時日本在軍事等方面還處於較弱的地位，而美國在這些方面處於絕對強者地位，因此石原才在書中沒有完全對美國翻臉。後來石原還發表對美國主導的金融勢力引發亞洲金融危機的指責，認為美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及為了挽回不斷衰退的經濟，不顧亞洲國家而進行金融侵略，並藉機再度「敲打」日本，導致日本多年來在亞洲的經營一敗塗地，日本經濟遭受了比股市、房市泡沫破裂還要大的損失。
（其它各種指責還有許多，篇幅有限這裡就不再介紹）仔細分析石原的成長歷程，其「抗美」思想可以說在幼年時便已出現，他在書中敘述自己還是小孩子時就不給美國兵讓路（在二戰結束後初期，美國人比政府官員還要有權勢，一般日本人見了都要讓路，沒多少人敢這樣做），雖然挨了美國兵的打，但其覺得很開心，認為精神上戰勝了美國兵。如果以中上層思想來看，石原的行為有點像自欺欺人的孔乙己，非但不值得敬佩反而覺得其無知幼稚，但在日本許多中中、中下、下層看來，就覺得其那麼小就有許多成年日本人也沒有的勇氣，十分了不起。這也明顯反映了日本中中、中下、下層思想的局限。
其實福澤和石原之所以受到許多（不是所有）日本人尊敬，雖然本質是因為他們的「強者意識」思想受到大多數中中、中下、下層的認同，但另外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日本兩次崛起的時代背景，具體地說，前者是基於日本近代軍事崛起的背景，後者是基於日本二戰後經濟崛起的背景。
而日本兩次崛起的關鍵主力分別是「軍人武士」和「社員武士」。就兩者的作用而言，雖然他們對於各自時代的中中、中下階層有一定的鼓勵作用，但並非關鍵。
就福澤而言，如前所說，其鼓勵西學的思想也十分一般，並沒有多少高明之處。文采上更是遠落後於荀子的《勸學篇》和幾乎同時期的中國維新人士的著作，真正促進日本中間階層瘋狂學習西方的是歷代傳承、原本就根植於心中、未曾泯沒的「強者意識」思想，福澤只不過進行了一定的催化引導而已。
就石原而言，其早期的小說無法幫助那些企業員工掌握各種世界先進技術，不能為日本賺取什麼外匯。而之後從政，也無力避免日本在軍事以及石油等戰略資源被美國壓制，更無力避免日本被美英等西方金融勢力打擊，使日本遭受到泡沫經濟破滅，特別是金融危機時期的巨大經濟損失。
即便成為東京都知事後，對於美國等西方列強的金融掠奪最多只能斥責一下，圖個口快、博個喝彩而已，日本現在包括將來相當時期仍然會受到不斷的金融襲擊。
沒有留言 :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