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有个故事说城内富翁嫁女,想要个有勇气的女婿来继承家业,他召集全城的未婚青年来豪宅,站在游泳池边上,对面是美丽的女儿和一堆黄金,泳池里是几只鲨鱼。富翁说谁游过这个泳池,女儿和黄金就是他的。过了好久,扑通有个青年跳下水,飞快的游过来。上岸后,富翁激动的握住他的手说,你真是勇敢的年轻人啊。
年轻人跳脚的骂:
谁把我推下来的?
不错,我当年创业就是如此,一些读过我文字的人早就知道了。
实际上,人们有寻求安逸的本能,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商帮的形成都来自于活不下去。山西人走西口,前往俄罗斯贩茶。浙江人从温州起步,跑向全国和全世界。这两地都是因为人口众多,土地贫瘠。
邓公在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首先走出来创业的是温州这些贫穷的地方。城市里做个体户的多半是劳改刑事释放人员,因为没有可能找到正式工作。
八十年代是中国供应缺口极大的时代,持续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导致供应短缺,效率低下。现在的人难以想像,当时云南人甚至要依赖缅甸的亲戚接济,你当然知道缅甸现在是世界最不发达地区。所以,只要是有勇气去闯荡,不可能不赚钱。陈佩斯演过二子开店,讲述摆地摊赚钱,很容易赚,结果被以投机倒把罪抓了。那时候的确需要勇气,在饿死和进监狱之间选择一条路。
九十年代农村承包改革成功,初有积蓄,劳力过剩的地方开始寻求其他机会,那就是副业,农民开始创业。但大多数人还是出门打工,蜂拥到沿海。外来资本在沿海设立一家家工厂。此时开始创业的,除了做辅助工厂的农民企业家,也多了从体制内出来的营销人员。王石、冯仑、潘石屹这些人在广东一代,中国经济开放的最前沿开始创业。
知识分子一旦有勇气下海经商,就把大多数农民企业家远远抛在后面,知识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勇气是打开大门的钥匙。而农民企业家的成长是不断的学习,我后来认识不少农民企业家,不管是福建还是浙江人,他们的学识已经远超过殿堂里的博士教授。
回顾过去三十年,创业史的八十年代是农民创业,从事农业和小制造业,九十年代是制造业的黄金年代,二十世纪十年是房地产的黄金十年,后面十年是金融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岁月。
但从创业角度来说,农村、乡镇的创业机会已经渺茫,大城市群还有机会,但大多数属于知识阶层。
乡镇面临空心化,人口老化,营商环境恶劣。由于大制造业集聚在沿海和大型城市,连附属制造和服务业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餐饮文化等服务业。只有大农业是可行的,但需要资本下乡。土地不能够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导致大资本不会进入农业集聚。能够将大规模土地集聚的,都是地方强力人士,目的不是发展种植,而是为了骗取农业补贴。
城市服务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来自于人口集聚所产生的居住、装修、清洁、餐饮、运输、教育、医疗、消费、娱乐等领域。金融、医疗、互联网等等创业机会需要知识、资本,农民工很难介入。请你不要把农民工炒股票列入。
是的,我不能理解现在的政策倒流。
诸位了解我的态度,我一直支持庙堂改革,对习李赞赏有加,认为这数年来的作为可圈可点。但今天我有些看不懂了,只能理解为地域利益的博弈和危机,导致政策必须向地方倾斜。
其原因就是,地方债务危机恶化,当地经济和财政收入弱化,诸侯束手无策,只有要求中央政府向地方倾斜,尽可能堵截农民工户籍转化为大城市居民,采取疏导措施,希望农民工回流家乡创业,为当地经济带来新希望和财税收入。
我今天告诉诸位:这是行不通的,人无法和市场抗衡。
无论我是不是闭嘴,真相就在那里!
如果这是我最后一篇文字,最后一篇博客,我不会在意,请不要把中国经济置于危墙之下,乡村和城镇有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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