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珠,80年代初還是溫州一個飯店的饅頭銷售員,後來涉足官場,步步高升。 ]
今天,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表示,由於違反美方免簽證計劃(VWP)的條款,“中國第一女巨貪”楊秀珠目前正被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羈押,聽候被遣送回中國。
自2003年出逃後,楊秀珠曾輾轉新加坡、荷蘭、美國等多個國家。 2005年5月,楊秀珠曾在荷蘭被國際刑警組織逮捕。當時在溫州,最流行的新聞就是楊秀珠被抓後將帶來什麼樣的連鎖反應。
從拆房起家的女人
溫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員說,楊秀珠當副市長的時候,當年的惡劣脾氣不改,能夠坐在桌子上對她的“馬仔”破口大罵,有時就因為開會遲到的小事。這位官員說,他親耳聽見的時候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比如楊秀珠罵她提拔起來的規劃局長,“短命鬼,老娘到了你還敢遲到”。
另一方面,她又簡直就是大姐大:凡是她親近的下屬碰到問題,無論是子女上學、親友就業,還是在溫州越來越關鍵的住房問題,她全部都能幫助解決。旁人看來難辦的住房問題,她卻猶如小事一樁,隨便找開發商批個條子,就是幾萬元的優惠,所以,在溫州盛傳楊對其“馬仔”的好。她的“馬仔”,按照她的精心策劃,幾乎散佈於城建的各個部門。
在繁華街道的十字路口,溫州的“楊秀珠民間網站”的一個製作者告訴記者,某幢樓之所以沒拆掉,就是因為樓的主人給楊所管轄的規劃局送了好處,不拆意味著繼續在升值的地面上盤踞,將帶來更大的收入。當年,拆和不拆全部是楊的一句話。
楊秀珠
楊最早廣為人知的發跡起源於她在溫州舊房改造中的角色,上世紀80年代後期,她在規劃局長位置上兼任溫州舊房改造指揮部的負責人。溫州的舊房改造與全國其他的地方不同,因為缺乏政府投入,多年來溫州的一切公共建設均由民間資金解決,像溫州機場、溫州各鄉鎮之間的高速公路等等。
沒有政府投入的舊房改造,基本上全靠民間資金來解決,拆與不拆,給她留下了很大的利益空間。這樣一個在民間話語和官方現場都極其潑辣的女人打開了局面,楊確實威風凜凜,舊城的地塊不斷在拆遷中,不斷地在出售中。 “她會爬上房頂去拆房。”面對溫州那些強硬的居民,楊做得更加強硬。 “她穿著汗衫,不戴胸罩,破口大罵,那些居民都被這樣的領導嚇壞了。”在拆遷中,楊不諱言自己的權力,她本來是縣前街道上飲食店的服務員,當年欺負她的領導就曾被她大罵:“老娘現在有權力來欺負你。”
拆遷最直接的動因是溫州的土地緊缺,土地緊缺造成一方面土地升值,另一面卻是沒地安置動遷居民,居民要求回遷,但是,楊沒有考慮這樣的後果。目前,溫州最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楊拆遷造成的後患無窮。她當時欠下的動遷費用到現在還沒有付清,而且,動遷費用在逐年增加,“到現在已經欠了六七億了”。市政府一位知情人說。
楊的“粗暴”在另一個體系中,得到了別樣的評價。當時溫州市委的主要領導十分賞識她,認為她有魄力。領導還就關於她的爭議中表態,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的女幹部。
權力佈網:資源控制導致財富充足
1983年,楊秀珠成為溫州市規劃處副處長,隨後一步步成為規劃局副局長、局長。從1984年她擔任規劃局局長到1998年她離開溫州調往省廳,足足掌握溫州的規劃和城建、土地14年之久,她最愛說的名言是:“規劃就是錢,土地審批就是錢,容積率就是錢。”
很多人說楊不懂規劃,但據說楊很聰明,她不至於在當那麼多年規劃局長後仍茫然無知,曾經任職溫州體改委的學者馬津龍回憶,楊主持的規劃方面的會議並不是“亂來的會”,聽她講講,有時候也會覺得,“這婆娘倒是很有思路的”。但是,楊顯然不願意被幾個規劃專家牽著鼻子走。在掌權的她的心目中,溫州市的規劃乃至城市建設就是她的天下。
儘管楊是個不願意被提起的名字,現在規劃局裡的專家仍然對1997年楊在位其間的溫州市總體規劃予以了評價,“有規劃總比沒有好”。當時的規劃帶著那個年代的典型特徵,激進快速地改造城市,“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當時沒有提,估計實在是她視野之外的東西”。
由於規劃局就是她的天下,所以楊的規劃和破壞基本上是同時進行的,比如她把華蓋山的原動物園地區批租土地給某外商,佔用了原來的綠地不說,還挖掘了一大塊山體,“把溫州的綠肺砍掉一塊”,明顯是錯誤規劃,但是此項目中,該外商巨大的賄賂已經被檢察院查明;她要求新建道路一律改種椰樹,而不用傳統樹種法國梧桐,儘管沒幾天這批樹全部死了,但她堅持做的原因也無外乎當時某外商的巨大賄賂。這些外商基本上都是出國做生意的溫州人。
當時溫州城市規劃被稱為“鬼劃”。但規劃還只是第一步的,之後就是土地的出讓。
在溫州,充足的民間資本一直在尋找投資渠道,在企業風險加大和股市受挫的時候,投資房產是溫州人最普遍的選擇,溫州房地產行業的興旺早於全國。在楊的控制下,土地有限的老城的地非常難拿,在當時的製度下,她也採用招標的方式來出售土地。但基本上給和她勾結好的人進行漏標或排除性投標,即只有幾個人能參加投標。當時那個外商就以排除性招標的方式得到了華蓋山的地。
“為什麼楊勾結外商?一是比較隱蔽,不太容易被發現,二是當時溫州的房地產商人都是小打小鬧,沒那麼多錢,所以在楊看來,他們也不是她的對象。”一位親歷當年溫州地產開發的房地產商人說。溫州地產界流行的一句話是:“土地、土地,還是土地,地段、地段,還是地段。”這句話決定了楊對資源掌握的準確性。
一位市政府官員說:楊秀珠開始涉足土地是從興建溫州鐵路開始的。當時溫州建鐵路的思路是,由浙江省、鐵道部與港方三方共同出資,政府出讓土地,建房地產,掙的錢再回饋到鐵路建設上。國家投資不多。
為籌集資金,以市政府為背景的“溫州鐵路房地產公司”成立,對一些地段,政府採取不收地價或減免的政策,當時的本意是開發房地產,用於鐵路建設資金。但是後來整個公司的性質變掉了。楊秀珠當上總指揮後,無形當中被賦予了很大權力,幾乎是她想要哪塊地就能拿到哪塊地。溫州的土地就像成了她一個人的財富,她想給誰就給誰,想給多少錢就多少錢。
楊秀珠在溫州的土地問題上,絕對是大權獨攬,不止是土地出讓,連一支建築隊伍能否進溫州,都由她一個人說了算。
而在土地上的經濟活動也是以其家族式的鏈條展開的。楊的大弟楊光榮是溫州鐵路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副總經理,很早就有人舉報他,說溫鐵“房開”開發的地塊,都是楊秀珠以低價劃撥的土地,建成後的新房以市價出售,外界傳說公司獲利2億多元,卻一分錢沒有用在鐵路建設上。楊光榮2003年2月因為涉嫌受賄而被拘,被判10年零6個月。楊秀珠出逃就跟這個有關。
除了溫鐵,還有楊的外甥潘琛控制的鐵龍房地產開發公司。溫鐵和鐵龍,都是楊秀珠的後花園和小金庫。省政府一位官員看過一份檢舉信說,為了扶植“鐵龍”,楊秀珠把市裡最好的地塊以最低地價劃撥給鐵龍,鐵龍這一筆就會掙上億元的鈔票。據溫州市紀委透露,鐵龍只開發了一塊市中心價值幾千萬元的地塊,但是該公司基本上沒有投資,是通過數次股權轉讓給其餘公司投資,只是轉來轉去,潘琛和楊的另一親信始終是大股東。
“溫鐵房開”與“鐵龍”這兩家房地產公司背後都是楊秀珠。楊秀珠送禮、拉關係的錢,都是從這兩家公司出的。
由於沒有門路,當時的小地產商人不得不到溫州新城去拿地。溫州新城採用統一拿地的做法,由新城管委會來分配土地,當時一畝地也要100萬元,在一般商人看來,已經是合適的價格了,殊不知,楊的堂妹楊海燕在市中心黃金地段拿地的價格也就是如此。而按照市場行情,兩者相差應該是三倍。目前的地價是:市中心土地每畝1000萬元,而新城是300萬元左右。
楊善於對下屬好,積極推薦他們升遷,當然,這些部門主要是她所管轄的溫州城市建設部門。
據說她帶出來的人普遍沒水平,一是她太強勢的緣故,二是她自己不容人,凡是她不喜歡的人,在這些部門基本沒有出頭之日。超強的能力造成了下級超強的服從,按照他們在法庭上的相關說法:“絕對服從走上了犯罪道路。”目前,19個人已經被她的案件拖下水了,幾乎涉及城建各個部門,土地、規劃、園林、房產開發、鐵路局紛紛有人落馬。
當時任建委副主任的杜玉生和建委同仁普遍不喜歡楊,而建委還是當時權力很大的部門,主管各相關的局,楊說,一周內叫你下台,杜不相信,結果果然一周之內,組織部門找杜談話,讓他去政協或人大。杜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建委後來被下放成了建設管理局,由從前的主要權力部門變成一個只能管理建築施工的具體職能單位。楊就是這樣整肅她的手下的。
據說那些年在溫州,政府機構一直處於精簡狀態,但是在她的分管口卻增加了幾個局:園林和市政就是其中代表。目前,園林局的幾任局長均因為在城市建設和土地批租中受賄而被捕。
溫州市政協主席乾脆地說:那幾年,凡是和房地產三個字有關係的事情他都不沾邊,因為那三個字就代表著楊的勢力,怕沾上不干淨。
其實楊後期的安排已經超越了土地系統,據說在“三講”期間,溫州市檢察院院長曾經透露,之所以安排楊秀珠的弟弟在檢察院工作,主要是因為楊可以控制檢察院的房子。
楊的出事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她究竟給溫州留下了什麼樣的土地矛盾?
有溫州的現任官員說,都是楊的破壞,使得現在溫州雜亂無章,無地可批,但是,溫州規劃局的領導斷然說:“溫州的土地就那麼緊張,她能破壞多少?她不過是把地低價給人罷了,不給這個也會給那個。溫州的土地還是那些土地。”楊只是利用手中之權將她經手的土地給她自己帶來了巨大收益而已。
她留給溫州的與其說是破壞,不如說是警戒:針對當年的做法,現在溫州市規劃局實行陽光規劃,各項規劃均由市民討論通過,因為楊的後遺症太重。 “我們現在權力越來越小,這也是我們希望的,權力小不出事嘛。”這位領導解釋,“目前,我們正在推出的是以城鄉一體化和生態建設為主的城市規劃,希望能緩解城市的用地矛盾。”
楊秀珠的權力關係
楊秀珠這個溫州女子保持了她的底層特色,就是沒拿官場規則當回事。曾經和她一桌吃飯的馬津龍親眼看見她團起餐巾紙往市委書記臉上扔,“僅僅是一言不合”。習慣官場表面文章的人可能會受不了,“尤其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書記長書記短地唱讚歌的時候”。
還有一次更重要的場合,楊秀珠也是如此表現,那是她選舉副市長被多數人大代表反對的場合,當時的市委書記還在努力為她拉票,沉著臉的她當眾大聲斥責書記:“棺材都抬到橋頭了,還說什麼說。”
與一般人在官場上的小心謹慎不同,她的很多行為甚至可以說是官場大忌:溫州電視台的記者們都記得,楊愛出風頭,在看見攝像機對準自己後,她會推開旁邊的市委書記,搶在一眾人前;她在當副市長期間,還出錢請某製作班底來拍攝一部反映她改革成績的電視劇,名字叫《豐碑》,在溫州大放特放。
“那時候,我倒不覺得她多愛錢,因為在溫州,反對她的人太多了,一般人在那樣的環境下都會小心謹慎,多少雙眼睛盯在那裡。我就是覺得她愛權,愛出風頭。”對改革關心的馬津龍實際上並不關心楊,但是覺得她作為官場上的特例比較有趣,因為她頗有打破一切表面化文章的氣勢。
這樣的評價和楊的前夫李松坤的評價一樣。李是楊秀珠前夫,兩人在“文革”中相識結婚,但在1979年開始分居,1991年協議離婚,“是不是有政治野心不大好講,但她確實喜歡場面大一點,權力大一點,鏡頭多一點”。
按照李的說法,楊的能力其實很適合官場,“她的字寫得不好看,但文章還可以,而且口頭表達能力比較強。如果是給領導匯報個工作,一二三能講得很清楚。她喜歡熱鬧的場合,一天不出去,就憋得慌。給人感覺不大像女人,大大咧咧,講粗話,所以當時的口碑就很差”。
兩人的婚姻談不上幸福,經常吵架。有一次兩人不知道因為什麼又吵起來了。李對楊說:“咱們做人老老實實算了,組織讓我們幹什麼就乾什麼。”楊秀珠回答:“當官有什麼不好,至少不會被別人欺負。”
對官場表面規則的蔑視,一方面,是其性格所致,另一方面,是楊深知官場的規則除了表面文章,更多的是內里工夫,在楊的努力途中,她從來不放棄往上走的決心和努力。
李松坤曾經任職溫州市供銷社副主任,權力和關係都比楊秀珠強些。但楊秀珠更善於鑽營,幾年後,反倒是楊秀珠的關係多了。 “在家裡從來不干活,但到了領導家裡,她是拼命地干活。”1975年前後,“文革”中的造反派楊秀珠到杭州,結識了省內高官及高官的夫人。一位曾在飲食公司工作過的人士反映,當時楊秀珠一有機會去杭州都會帶一些點心送給省城的某位領導,這可以看作是楊秀珠開始努力向上爬的開始。
1989年,楊秀珠一心一意要在規劃局由副轉正,但各種意見隨之而來。時任溫州市委組織部部長的原市人大常務副主任韓文德說,當時綜合起來好像有8點意見。為了確保公正性,由6個部門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楊秀珠進行了調查。
“調查以後,我們向人大做了匯報。”韓文德說,總結下來,這個人形像是差一點,口碑也不好,但工作還是比較積極肯幹的。因為“要看主流”,所以儘管當時很多人反對,楊秀珠還是順利成為了掌有土地開發大權的規劃局局長一職。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市領導表態,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的女幹部。
1998年,政府換屆,在聽到楊秀珠可能到省建設廳任職的消息後,省建設廳廳長代表建設廳裡其他幾位副廳長向省委組織部遞交了一份材料,提出不歡迎楊秀珠到建設廳。
但是楊總有辦法在關鍵時候為自己爭得勝利,當年省建設廳不認為好的項目,楊秀珠自有一套本事讓建設部頒了獎;建設廳的反對楊也沒當回事。組織部宣布的業績上,全是她多年來勞苦功高的事實。
在民間流傳的故事中,楊討好上級的故事始終帶著幾分鄉土風味,並不是多麼出奇制勝的法寶:
上面有人下來,她會立刻在溫州的華僑飯店佈置一間房間,裡面掛滿各種名牌服飾,讓領導和領導夫人去挑選衣服。楊在小汽車裡面裝了冰箱,凡是進省就給省幹部帶名貴海鮮。她當了省建設廳廳長之後,並沒有停止送禮的步伐,“每次回溫州,都是一卡車一卡車地往省城帶禮物”。楊的這種表現在溫州當時被視為正常。
在溫州的鄉村選舉中,“從前想當村長的人是每家每戶一包煙,現在是5包不夠,一大早就挨家挨戶往村民房子里扔,像是郵遞員扔信件”。
除此而外還要有酒席,一個有影響力的農民,在選舉期間要吃各個候選人一個月的酒席。溫州的民間政治文化的法則是:沒什麼不能夠用錢換來的,即使是官場上的職位。
民間出身的楊當然深明這個道理。溫州市紀委一名官員介紹,在溫州,已經得到監察部門確認的關於楊賄選的事實是:在人大沒有通過她升任副市長時期,她和當時的市領導一起給人大常委會做工作,40多名人大常委她挨個做工作,答應給他們解決住房問題。市政府的一名官員說:“為市人大蓋了一幢新樓,此舉深入人心。”
別人進不去的門她能進去,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她能做到,就憑這些,她終於走上了集城市規劃和土地出讓為一身的溫州市副市長的職位。
溫州市原人大秘書長杜玉生說,“她是在一片罵聲、反對聲中跑步前進的”。據說,在她當副市長時候,迅速成長的她更增加了許多上面的關係。
餘波
在溫州,當時最流行的新聞就是楊秀珠被抓後將帶來什麼樣的連鎖反應。她逃跑後,下線已被抓得差不多了。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官員說:做壞事總有一天要暴露,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當然,也有一些人希望她永遠不要回來才好。但對絕大多數溫州人來說,如果楊秀珠不被抓回來,就是最大的遺憾。
關於她涉案兩億多的數字是浙江省檢察院在省人代會上公佈出來的,但很多溫州人認為肯定不止這些,因為溫州經濟主要以民營為主,民營企業很多是沒有賬目的。現在公佈的數字只是有數目可查的。
1991年,楊秀珠正式離婚後一直單身,帶著一起離境的女兒並非自己親生,而是抱養。一位知情人說:“她對女兒非常好,而且給她選了一個非常優秀的女婿,女兒很早就不工作了。”
據一位省政府官員說:楊秀珠的弟弟楊光榮早在1995年就因為偷稅被人舉報過。得罪人無數的楊是省檢察院的“敵人”,省檢察院一直想立案,突破口很多,但有人干預了,這件事就耽擱下來。直到2003年一個姓周的商人供述給楊光榮(楊秀珠之弟)行過賄,這才打開了突破口。那段時間楊秀珠上躥下跳,到處找人救她弟弟。直到後來發現不可能,才下決心逃出去的。
(文章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5年第21期,本文感謝《溫州都市報》記者吳智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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