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賓在2015年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國兩家標誌性的製造企業——華為與聯想高下已分，一家已經稱王世界，並正蒸蒸日上，另一家虧損嚴重，已近強弩之末。
11月中旬，聯想集團終於發布第二季度報告，巨虧7.14億美元，銷售收入為122億美元，聯想給出的解釋是重組費用5.99億美元及清除智能手機庫存費用3.24億美元。然而難以令投資者滿意，因為一季度聯想集團銷售收入107億美元，淨利潤僅1.05億美元，利潤率僅1%。即上半年聯想集團合計銷售收入229億美元，約合1419億人民幣，虧損約37億元人民幣。
而華為集團上半年財報在7月中旬即公佈，上半年銷售收入179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0%，營業利潤率18%，即323億元人民幣。在電信設備商中，愛立信的607億元人民幣銷售收入已經被甩的很遠，華為的電信設備業世界王者地位更加牢固。而在手機的移動終端上，華為更是突飛猛進，已經躋身世界第三，僅次於三星和蘋果。
如果說從銷售額上看，華為超過聯想有限；在利潤上，聯想如算有特殊原因，也尚可理解。但國內第三季度的手機銷售更令聯想無話可說，根據權威調查機構Trendforce統計，華為在國內手機銷售（出貨量）市場份額為18.7%，聯想則排在第三，為12.7%。鑑於華為33%的手機是2000元以上的中高檔手機，聯想手機絕大多數是2000元以下的中低檔機，聯想手機對華為的銷售額差距更大。
要知道，聯想進入手機行業已經超過十年，手機是聯想最重要的根據地市場之一，而華為進軍手機市場也就僅僅四、五年的時間。與聯想手機的併購重組之路不同，華為走了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已經後來居上，特別是Mate7和Mate8手機已經初步奠定了全球男士商務手機第一品牌的地位。
平心而論，華為與聯想都是中國製造企業中的佼佼者，不僅年銷售收入都超過400億美元，而且都已成為跨國公司，海外銷售佔比都超過60%。兩個經營團隊都可謂精英薈萃，也都十分拼搏努力，在戰術能力上並沒有天壤之別。但如今華為蒸蒸日上，越來越強大，而聯想明顯後勁不足，包袱日見沉重；一個向上再度騰飛，另一個盈利都相當艱難，更重要的差別是戰略道路的選擇不同。
“跟在IBM後面吃土”VS自主創新
聯想選擇的是一條“跟在IBM後面吃土”的戰略。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誌曾說：這是一場賽跑。跑在前面的人說：“你在後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後面吃土，這沒錯。咱們現在必須狠下心來，踏踏實實在後面“吃土”，但心裡的希望是做“領跑”。
聯想對這條道路執行的很堅決：從跟在IBM後面組裝電腦，到12.5億美元收購IBM認為是負累的個人電腦部門；再到29億美元巨資收購摩托羅拉移動；23億美元收購IBMX86服務器業務。這三次跨國收購，聯想不僅付出了巨額現金流，而且後續重組費用也非常高昂，兩者合計當不下百億美元。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僅是獲得了一流跨國公司的三流技術，比如IBM的個人電腦和低端服務器，是即將被淘汰的“雞肋”；或者是競爭失敗已經被淘汰的技術，如摩托羅拉移動。這些技術在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中已大勢已去，比如智能手機平闆對傳統電腦的替代和擠出；雲端存儲技術對傳統低端服務器的替代。客觀而言，聯想花了巨資買下了外資跨國公司的落後和準淘汰技術，其技術的未來實用性較低。比如摩托羅拉手機買下後，其傳統手機已經被淘汰，聯想推出的還是基於安卓智能平台的手機。更何況收購摩托羅拉後，谷歌（google）將繼續持有摩托羅拉大部分專利組合，包括現有專利申請及發明披露，而聯想只是獲得了相關專利組合的授權許可證。
而華為則走了一條自主研發和創新的新路。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報告顯示：華為以3442件的申請數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為2014年申請國際專利冠軍！其實華為此次取得世界第一也在情理之中，據不完全數據統計，在過去10年中，華為研發投入累計達到1880億元人民幣（約合200億美元），2014年研發投入約395- 405億元人民幣，在銷售收入中佔比高達14.2%；而聯想集團過去十年累計研發投入為44.05億美元，不及華為2014年一年的投入，其中僅2015財年研發佔比收入達到2.6% ，其餘年份均低於1.9%。同時，在華為17萬員工中，研發人員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會研發出更多創新性技術以及科技成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華為推出了全球領先的麒麟950手機芯片。這不僅標誌著華為已經成為全球電信設備業的領導者，也站到了智能手機芯片的山頂。
強攻發達國家VS亞非拉“包圍”發達國家
與技術道路差異相匹配的是，華為與聯想也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跨國經營之路。華為走的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即在技術和實力尚不足以跟一流跨國公司在主流市場想抗衡的階段，主要開發亞非拉市場，特別是非洲市場。針對該市場尚處啟蒙階段，生活條件非常幸苦，競爭者少的特點，依靠較低價格和周到服務贏得市場，但同時也能獲得不菲的利潤，從而為科技創新和持續發展積累了寶貴財力。隨著實力的提升，華為再攻入歐洲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市場。如今華為在歐洲已經獲得了重要市場份額。僅在美國市場份額較少，那還主要是因為美國千方百計設置政治壁壘。
聯想則走了一條在收購跨國公司或其部門後，則利用其國際品牌和銷售通道，延續歐美主流市場的銷售。在此模式中，聯想可以有效規避貿易和政策壁壘，較快建立銷售渠道。但是，其重組成本非常昂貴（在歐美國家裁員的成本比國內高幾十倍），在聯想收購IBM電腦之初，聯想中國區盈利較多，對IBM國際方面輸出大量利潤以消化重組成本，但IBM美國部門的人均收入是中國區的十倍以上，引發了國內員工不滿。 2008年第三季度，聯想淨虧損9700萬美元。為解決矛盾度過重組危機，柳傳志重新擔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楊元慶重新擔任CEO接替威廉?阿梅里奧的職位。
其後，聯想跨國併購重組的經驗較多之後，相對成本低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靠製造業轉到中國以降低製造成本、中國區的利潤向歐美輸出支持重組和營銷通道的方法。換言之，聯想跨國併購的主要成果，是原品牌和其銷售渠道，但傳統的營銷渠道正在受到網絡銷售模式的衝擊。
上市公司股東主導制VS非上市股份合作制
在企業的基本製度方面，華為與聯想也迥然有異。
聯想走了一條跨國公司常規的上市公司製度，作為上市公司，經營層雖然也有股份，但對投資人負責則是第一位的。在聯想集團中，聯想控股持股30.6%，楊元慶名下持股6.02%。其它為泛海及公眾股東，包括海外股東。而聯想控股中，聯想經營層合計持股約41.7%，主要是由兩個有限合夥公司——聯持志遠20%、聯恆永信8.9%，其中柳傳志個人名下為3.4%。以前聯想控股是非上市公司，最近明確要上市，上市後經營層持股比例將下降。
客觀而言，聯想集團和聯想控股的股權結構，相對於很多國有絕對控股和更多家族式企業而言，還是比較均衡和合理的，員工持股的人數也較多。但由於聯想併購重組巨額支出的拖累，其盈利情況不佳，員工分紅收入相當有限，無法對經營者實現真正的股權收益激勵。
華為則走了一條非常純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之路。華為對外堅決不上市，對內則實施了徹底的股份合作制，股權和期權激勵非常細緻，將有貢獻有能力的員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東當中。 2014年3月華為曝光了股權簿，15萬員工中8.4萬人持股，持股比例超過99%，而創辦人任正非僅持股1.4%。由於華為保持了較高利潤，股權分紅如今已經約占到華為員工總收入的1/3。任正非對此的解釋是：“（公眾）股東總是很貪婪，他們希望盡可能快地榨乾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潤。華為的員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們往往會著眼長遠，不會急於套現。公司的擁有者並不貪婪我們之所以能超越同業競爭對手，原因之一就是沒有上市。”事實已經證明，華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是當今世界最具競爭力的企業製度之一。
聯想向外輸出利潤VS華為向內輸入消費
如果說上述三個維度只是聯想和華為的公司行為，僅以公司利益作為評判標準。而如果以社會價值為評判標準，其中兩個主要考慮項是：1、對國內消費的貢獻；2、對國家經濟安全的支持來看，聯想與華為的距離就更大了。
由於華為沒有上市，不對投資者進行分紅，海外投資者無法獲得利潤分配。且員工持有絕大部分股份，從海外市場獲得利潤，除了留存為發展所需外，基本都對員工分紅，這使得華為工資遠高於國內一般科技企業，且分紅成為收入重要構成。這實際上是從全球賺取利潤，進行國內分配，其必然主要轉化為國內消費。這可為國內消費增加了一個額外的增量，其對中國內需的貢獻遠高於一般的企業。如果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華為是貿易項（產品出口）和資本項目（利潤回國）的雙順差，特別是利潤回歸，是真正跨國公司的核心屬性。
聯想恰恰相反，它以國內利潤積累進行海外收購重組，以國內製造的廉價勞動力紅利去支持海外昂貴的銷售通道。特別是三次重大收購，總金額高達64.5億美元（幸好其中有一部分股權置換），這構成了巨大的資本項目逆差；而由於聯想集團是上市公司，其紅利必然要分配給海外投資者，國內分紅收益也打了折扣。此外，雖然聯想電腦等產品出口獲得了貿易順差，但是由於利潤菲薄，對國內消費增量貢獻也很有限。綜合而言，聯想對於國內消費的額外貢獻有可能是負的（只有資本項目股權分紅超過資本輸出、員工工資超過行業一般平均工資部分，才能視為對國內消費的額外貢獻）。如果說得更冷峻些，聯想模式存在對跨國公司利益輸送的嫌疑。也可以說是過去一二十年中國主流對外經濟模式的一個縮影。
華為對國家信息安全貢獻巨大VS聯想PHC較大貢獻
從對國家安全的角度看，華為的貢獻可謂居功至偉。對此，美國政府對華為的高度警惕就頗說明問題。而在國內，由於華為和中興通訊等共同努力，中國民族通訊企業已經掌控了國內電信業的主導權，包括通訊標準和通訊設備等等，為國家信息安全立下汗馬功勞。而信息安全是一切國家安全的前提，如果國家的通訊標準和設備由外國企業控制，就像蘋果手機那樣留有後門，則國家在大國博弈中，企業在跨國競爭中都可能無密可保，失敗便是難免。不僅如此，華為最新的MATE8手機，更實施了華為手機的個人商務保密措施，從芯片上對手機進行了最高級別的保密鎖定，使得手機遺失後，刷機者竊取信息難度極大。華為手機之間的通話也可以加密。這對商務人士的個人保密也具備里程碑價值。
聯想在其主要產品領域，如電腦、手機和低端服務器上，基本沒有對國家安全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有著較大貢獻的是聯想的PHC，即超級計算機業務。聯想的PHC2014年登頂中國超算TOP100之後，在IDC公佈的2015年Q1全球HPC報告中，聯想HPC也斬獲佳績：營收接近3.8億美元，佔比15%，排名全球第三。
與其它主要產品不同，聯想的PHC恰恰走的是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聯想集團較早參加了這個國家863項目，在得到國家財力智力支持下，通過幾度努力，在國內成為領先者，為國家超級計算領域做出了較大貢獻。
華為和聯想道路是中國兩條對外開放道路的企業代表
筆者進行華為和聯想的比較分析，並不是為了捧華為貶聯想，這也並不意味著聯想將無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這兩者代表的不同對外開放道路的利弊得失，為今後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選擇，對中國企業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參考借鑒。
本人想強調的是，華為和聯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們分別是各自領域國家政策條件下的理性選擇，也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兩種道路在企業的投射。
華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創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華為人對中國人創造力和艱苦奮鬥能力的自信，他們更願意立志於中國價值立場之外。還與中國對外開放中電信業的特殊保護政策有關，1999-2001年的中外各種力量圍繞中國加入WTO超級博弈時，當時的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頂住了主流意見，堅決反對電信業過度開放，強調如果喪失信息安全則國家安全毫無保障，堅持認為不能允許外資絕對控股（超過50%）國內電信設備商、國內電信設備採購必須給民族電信設備企業留下一定份額，不允許外資壟斷。由此，華為、中興通訊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國公司一口吞併，民族電信設備業的萌芽才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其後，華為在發展中匱乏資金，早期階段還得到了電信企業的融資支持。這才使華為積累了第一桶金；有了這個基礎，才能進入亞非拉，積累了挑戰跨國巨頭的實力。如今，華為一家的利潤已經遠超愛立信、阿朗和諾基亞之和！這個天翻地覆的變化才經歷了短短十幾年的時間，怎麼能不讓人唏噓感嘆。
聯想則沒有這麼好的外部環境。電腦領域，無論是市場還是投資，從一開始就徹底放開，由於芯片、主板、硬盤和操作系統都已經被跨國公司壟斷，外資公司也可在國內設立全資組裝廠，聯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國內市場渠道，以大規模採購組裝降低單台成本，積累菲薄的利潤。其間，楊元慶也試圖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創新，但是由於相關領域開放太快，產業成熟速度太快，聯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斷了出路，根本沒有時間進行技術和財力積累，很快就宣告了失敗。
因此，在中國對電腦、手機等領域民族資本毫無保護，聯想試圖進行技術升級和產業創新的空間被極大擠壓，常常被截斷去路的情況下。聯想在某種程度上認了命——跟在IBM後面吃土。客觀上成為IBM等跨國公司在技術升級後，對於落後技術尾部風險的承受者。在這種交易中，IBM和GOOGLE將嚴重虧損的部門賣出巨額的現金，可謂最大的贏家。說的再通透點，這對IBM等代表的跨國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餚吃成殘羹冷炙後，還能打包賣給聯想。不僅“雞肋”賣成了金條，而且連打掃衛生的費用都省下了。
中國開放正途：適度保護+股份合作制+國內充分競爭
幸好中國還有吳基傳！幸好中國還有華為！如若不然，中國企業將基本被鎖定在跟著跨國公司後面吃土，做清掃工的角色。中國人或將永遠無法證明，憑著中國人的聰明、奮鬥和創造，中國民族企業也可以站到世界之巔，成為令國際跨國公司畏懼，令中國人自豪的偉大企業!
華為的成功也使1990年代末、中國加入WTO前的一場大爭論有了初步結果。那時，中國面臨改革開放道路的重大決策。一派認為中國應該按照美國要求的標準加入WTO，參照亞洲四小龍的經驗，允許外資控股中國企業，允許外資獨資投資或者控股投資，鼓勵中國最好的國企“靚女先嫁”。同時以“一賣了之”、“一股就靈”批評打壓股份合作制改革。另一派認為，中國應當借鑒日本、韓國的經驗，採取對民族企業適度保護、禁止外資壟斷市場、扶持鼓勵國企通過股份合作制激發員工創造力，在國內同行業形成幾家相對壟斷的優勢企業後，再對外對等開放。這場大博弈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在1999年春夏達到高峰。
在這個爭論中，當時身為《工人日報》駐安徽記者的筆者，力挺“適度保護+股份合作制”的道路。 1996年秋，刊發了《頂住跨國資本衝擊》一文，報導了合肥開元輪胎廠外資控股和股份合作制改制兩條道路博弈，引發了當時安徽省委書記與合肥市委書記的較量；在1997年夏，安徽省率先在探索股權分置改革，筆者先後奔波滁州、銅陵等五地10多家企業調研，發表了七篇系列調研；1999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文《揚子改制：是改革探索還是封建倒退》支持滁州揚子集團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1999年9月，經過兩個月對湖南瀏陽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調研，《工人日報》刊發了1.8萬字的《潮動瀏陽河陽》（此文刊後不久，全力支持刊發該文的《工人日報》總編輯張宏遵被免職）。
1999年，經過對中國改革開放思路的深入系統思考，本人撰寫了《平衡木上的中國》一書，此書的另一個備選名字是《2010中國不戰而勝》，該書的主要思想是：中國如同一個走在平衡木上的人，手中持著平衡桿，它的一端叫改革，一端叫開放，隨著開放越來越激進而改革停滯不前，開放的一端必越翹越高，改革的一端越沉越低，這個人最終會失衡而掉下平衡木。或者如一個人走路，開放這條腿越伸越前，而改革這條腿原地不動，這個人要么摔倒，要么被撕裂。該書預言，如果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的平衡戰略，即以產業適度保護+產權改革（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在十年之後，即2010年之後，中國將成為全球強國，對於外部遏制不戰而勝。
這本書當時被廣州的民營出版商陳方遠先生看好，並已經付出了2萬元訂金。然而，由於當時極其嚴厲的出版管制，嚴禁議論開放政策，他找遍了廣州、深圳和北京的出版社，沒有人敢出版，最終此書不見天日。其後，本人多年輾轉多地工作，其書稿大部分已遺失，僅剩下第七篇，也就是最後一章作為紀念。
當1999年11月15日中美正式簽署加入WTO協議時，本人就明白中國已經選擇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現實的選擇與理論的選擇不同，理論的最佳選擇往往在現實中被拋棄，因為現實選擇是由於博弈的各方綜合力量所決定的，是由這個社會主流精英的利益、立場、眼界、價值觀和責任感所決定的，甚至不是由當時的個別主要領導決定的。當國家道路選擇後，個人順之者昌、逆之者衰。於是本人也辭去了《工人日報》記者下海，南下廣州，加入了當時正處鼎盛期的《南方周末》。
中國未來1-3年將為改革滯後於開放付出沉重代價
在其後十多年中，筆者有幸一直站在時代的前沿，觀察著行業、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演變。 2001年初-2004年11月，本人參與創辦《21世紀經濟報導》，見證了一個《當寶潔紀元不可抗拒地來臨》（跨國公司控制中國產業鏈，2001年4月）的過程；2004年11月-2010年初，本人參與創辦《第一財經日報》，見證了美元金融資本和國際熱錢，在中國逐漸控制了中國貨幣金融，在資本市場由悄然滲入到呼風喚雨的過程。時至今日，由於開放越來越激進而改革停滯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副作用已經十分明顯。
在產業領域，除電信設備業成為罕有特例外，絕大多數領域對外資不加限制，甚至超國民待遇地開放，外資很快都佔據了壟斷地位。後來，在高新科技領域，由於外資PC、VC投資+納斯達克上市的優勢，聯網+等領域，外資控股企業壟斷程度更高。大部分中國製造只能成為跨國公司的OEM車間，利潤非常菲薄，根本不具備技術升級的資金積累，加上土地、勞動力、人民幣等成本大幅上升。同時東南亞等國家廉價勞動力競爭、TPP進口替代，再加上再工業的歐美在新興高科技領域的卡位。中國世界工廠已經盛極而衰，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車間破產倒閉。聯想已經是他們當中最好的了，如今也後續乏力陷入負債運營狀態。 2005年以後，外資壟斷企業普遍從投資階段進入利潤回報階段，而且從2013年開始出現了較普遍的本金撤離，特別是日資企業更是系統性撤退。由此，中國民族企業對外出口所獲得的貿易順差，也基本上被外資外流利潤吃光。
在貨幣金融領域，2005年7月的人民幣升值，誘導美元資本和國際熱錢巨量湧入中國，從海外流入的外匯占款一度與基礎貨幣的比例高達131%,即中國所有的流動性全部由海外流入。國際熱錢入境後，極大地推高了樓市，將老百姓的現金收入套在其中；在股市上興風作浪，在2005-2008和2014-2015年的兩輪超級過山車中，將百姓數以十萬億元計的財富轉移到外資權貴囊中。而進一步的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而可能引發的人民幣匯率動盪，其損害很可能N倍於2015年的股災。
事實上，我們已經為開放激進改革滯後這條失衡道路付出巨大代價，未來1-3年我們很可能還會付出承受不起的更大代價。而與此同時，華為、中興通訊等則在品嚐著吳基傳和任正非等選擇正確道路的成果。
今天寫這篇文章，不僅僅是為十幾年前那場爭論、為那本未能出版圖書劃上句號，了卻一個心結。更重要的是，如果未來1-3年，倘若我們真的為開放激進改革滯後的道路選擇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我們該如何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是破罐子破摔，徹底放棄民族企業，淪為西方資本，特別是美元金融寡頭資本的奴僕，不僅喪失國家經濟、貨幣和金融主權，乃至失去政治主權，甚至喪失種族生存的自主權；還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徹底閉關鎖國，回歸計劃經濟，甚至實施軍事管制，扼殺國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
屆時，中國正確的道路，相當可能成為唯一現實理性共贏的選擇還是——適度保護+股份合作制+國內充分競爭。那時，或許更多的人能發現華為最大的價值和意義——成為國家道路再次理性選擇時不容忽視的重要坐標。 （作者為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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