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基本不關心時事問題的母親見到我就開口說：“聽說，英國有可能脫離歐盟啊，那裡的百姓還是很受不了跟從其他歐盟國家過來的勞動者競爭的。”筆者的一個朋友、剛過30歲的圖書編輯則指出，“由於目前全民關注Brexit的事情，這次參議院選舉的關注度變得很低。”日本的第24屆參議院選舉是6月22日公示，7月10日投票、開票。筆者也同意這位編輯的觀察，在具有公民責任感的知識精英和普通百姓看來，從思考日本未來的戰略與走向的角度說，Brexit即將帶來的影響比一次參議院選舉的結果更加重要而深遠。
眾所周知，英國公民最終選擇了離開歐盟。那一刻，就像發生了地震似的，政治家、媒體人、普通百姓在不同的場合激動又感嘆地說：“哦，來了，Brexit！”。就像世界其他國家（包括英國與歐洲本身）一樣，這是多數日本國民沒有想到的，日本人內心深信，英國人最終還是會回歸理性，尤其是主張留在歐盟的議員喬·考克斯( Jo Cox)被暗殺之後，會更加趨於冷靜，有意無意地與極端主義拉開距離。
為什麼日本人如此密切關注英國脫歐這個話題？另外，“Brexit”在日本引起的反響與擔憂為什麼會超過中國呢？筆者的觀察有三：
其一可以說是顯而易見的，其實一點都不意外，就是經濟方面的因素：以最大、最強、最深的緊迫感注視形勢與走向的還是企業界。根據日本最大的企業信息數據庫供應商TEIKOKU DATABANK的數據，到2016年6月為止，把公司的總部或支部設在英國的日本企業有1380家，其中一半左右為大企業。從行業的種類來看，製造業佔40.4%，其次為批發貿易（18.7%）、服務業（17.0%）、金融保險業（11.5%）。這些企業把英國當做進入歐洲市場的戰略窗口，向歐盟國家以相對低的成本提供金融服務的戰略基地。英國脫歐結果公佈之後，TEIKOKU DATABANK發表聲明說“Brexit給進入英國的日本企業所帶來的影響不可避免”。例如，豐田汽車每年在英國的工廠生產19萬台車，其中四分之三是向歐盟域內國家出口的。英國脫歐必然導致進出口成本和勞動成本的增加，給企業經營帶來進一步的負擔。
公投前夕的6月22日，《日本經濟新聞》公佈了對於企業社長做的緊急問卷調查。對於“英國脫歐對公司所帶來的影響”，27.6%的人回答“負面”，52.9%的人回答“比較負面”。對於“英國公投，您支持哪一個”，71.5%的人回答“支持保留”，10.6%的人回答“比較支持保留”。 25日，該報指出，公投結果揭曉後，日本企業需要重新調整在英戰略，專門介紹2015年秋天在英國開始運營鐵道車廂工廠的日立製鐵所的情況。日立公司本打算在2020年代的早期啟動第一座核電站，而鐵道車廂、核電建設等需要英國政府的許可，公司從這個角度擔心包括卡梅倫首相辭職在內的英國政局的混亂會給該公司在英國的事業帶來負面影響。
企業狀況還是經濟戰略的生命力，日本人尤其以製造業為榮。那麼，政府也從這個角度考慮英國脫歐對日本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尤其警惕日元的進一步升值（公投結果公佈後一度升為1美元兌99日元，後來有所反彈，趨於穩定），以及其對通脹目標在內的所謂“安倍經濟學”所造成的負面衝擊。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局已經全面進入參議院選舉的此刻，安倍首相有意趁英國脫歐之機，試圖把G7首腦會議之後做出消費稅上調（8%至10%）再次延期這一飽受爭議的決定正當化。政府的邏輯為如下：Brexit必將導致世界經濟的複雜化和外來變數的增加，日本經濟的複蘇有可能也遭遇打擊，所以，延期的決定是正確的，畢竟消費稅上調這一政策在短期內意味著衝擊。
其二，是對國際格局與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英國脫歐發生之後，日本的知識精英和有識之士基本清一色從“大眾迎合主義(populism)、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的三大蔓延”的角度對國際格局的走向表示擔憂。例如，專攻國際政治和英國史的慶應大學教授細谷雄一6月26日在《讀賣新聞》撰稿表示，“問題是在歐盟內部大眾迎合主義和排外主義傳染下去。”他提出：“美國的川普現象、在日本反對安保法案的示威遊行等，可以視為非精英人士對一部分專家、精英分子的叛亂。今後，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普及導致世界經濟的混亂和戰爭的發生也不能排除。”日本媒體密切跟踪報導了6月28日，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發表演講時積極評價英國公民的選擇，暗示美國人要學習英國人，並主張美國要從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撤退，宣布經濟上再次獨立。對此，日本人普遍表示擔憂，甚至懷疑假如依靠大眾迎合主義和排外主義的川普當選下一任總統，日美同盟會否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機，世界秩序會否面臨史無前例的重組局面。
另外，從知識分子到普通百姓，日本人也在至少我的記憶中前所未有地認真思考民主主義與選舉政治。比如細川護熙前首相政務秘書官、現任駿河台大學教授成田憲彥接受《讀賣新聞》專訪時針對公投（日本稱之為“國民投票”）表示：“很大的問題是，每一個選民有沒有獲得能夠做出充分準確判斷的信息”，“我認為，國民投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重要的還是不斷完善代議制”。其言外之意似乎與日本當前輿論一致：可能左右國家未來和走向的重大事務不應該由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決定，而應該間接地由被公民投票選出的政治家進行討論和決策。 6月26日，筆者提前到老家所在地政府行使參議院選舉的投票。母親在旁邊對我說：“考慮到我們每一個人投的這張票有可能左右國家的未來，就必須認真，用心，平時也應該加強學習，畢竟，這是我們的社會嘛。”
其三，是日本對英國的認同感與雙方的共同點。日本社會對於英國脫歐的結果基本清一色把它視為風險和危機，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英國是美國的最大盟國之一，也是所謂西方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對此，同為美國盟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日本動不動就產生比較直觀的憂患意識，擔心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列強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可能遭受衝擊。進一步說，日本人希望由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行為體組成、注重人權與法治的西方世界是團結的，尤其希望美國的盟國是穩定的。一旦這一團結與穩定被動搖，甚至瓦解，日本的生存環境與發展空間必然遭遇威脅。在中國這個屬於非西方陣營的大國不斷崛起，還帶著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集體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的形勢下，日本人這樣的危機感變得更加緊迫而明顯。
而從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比較角度來分析，這一點正是日本和中國對Brexit的態度截然不同的原因：中國從自身的國家利益與未來戰略出發，應該是希望西方世界不那麼團結，美國的盟友紐帶不那麼穩固，反而從中產生一些不同的立場和利益的，這樣才有利於近年中共領導人經常強調的權利訴求。如習近平總書記去年10月第27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所指出，“要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中國在對外政策上的不干涉內政和在對內統治上對媒體、輿論的管控，導致中國的企業家和有識之士難以像日本社會那樣廣泛、直接地展開討論，那麼，外界也難以了解中國的輿論和市場對Brexit的真實而深層次的看法。
目前為止，中國官方對此事件的反應和立場是高度自律和內在統一的。 6月24日，央行表態：“已註意到英國脫歐後金融市場的反應，並已做好應對預案，”外交部發言人對公投結果表示：“尊重英國人民的選擇。中方一貫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中英和中歐關係，支持歐洲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當然，中方對接下來的形勢也持有擔憂，認為存在變數。 26日，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北京表態得比較直接：“脫歐對英國自身來說也不一定是好事，未來五年乃至10年影響都會存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則在夏季達沃斯論壇發表演講時提及英國脫歐結果，說：“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我們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穩定的歐盟，也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繁榮的英國。”不過，這些來自不同部門的聲明均沒什麼意外。
不過，筆者認為，亞投行總裁金立群25日做出的表態很重要，他對Brexit回應說：“英國仍將繼續在亞投行扮演重要角色。”畢竟，英國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國加入了亞投行，這一來自西方的動作對中國的世界戰略來說意義重大，不管英國脫不脫離歐盟，中國必將從推行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本屆政權的核心對外戰略政策的角度，鞏固與英國的經濟合作，甚至政治關係。 Brexit發生的此刻，中國將進一步把英國視為打進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因為中方會估計，脫離了歐盟的英國很有可能在經濟、政治、外交上需要進一步跟中國合作，甚至依賴中國。 6月29日，官方《中國青年報》報導：“儘管我們對英國的需求減少了，但英國對我們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實際上對中國來說是個機遇，有可能會掀起新一輪的全球化合作，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減少英國退出歐盟所帶來的影響。”
就經濟政策而言，日本與中國的反應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雖然其經濟發展程度和企業對外戰略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日中經濟界均把英國視為進入歐洲市場的重要窗口。在這個意義上，與日本企業一樣，中國對英國的投資也可能面臨調整，甚至撤退。英國脫歐對歐洲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有可能進一步拖累本國經濟，打擊本國股市，對此需要防範，這一點上兩國的態度也基本一致。而不同的在於貨幣政策。與日本政府和經濟界主要從英鎊貶值導致日元升值，從而打擊日本出口企業，拖累經濟復甦相比，中方更多關注的除了人民幣短期內面臨貶值壓力之外，更擔心有可能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一國家戰略，畢竟英國對人民幣而言意味著重要的離岸交易中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內心歡迎這種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它也會歡迎英國這樣來自西方的老牌國家決定走自己的道路，因為，世界各國，尤其有影響力的西方主要國家越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共的獨特體制和意識形態越有可能得到“正當性”和“合法性”，這是中共統治的政治需要和戰略思維。近年呼籲世界多極化發展、國際關係民主化、和諧世界、新型國際關係等的中共高層最不願意看到的世界，大概就是發展模式上的統一化和意識形態上的一體化，如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美國主導的價值體係等支配整個世界，正在從落後走向發達的新興國家都跟著這一支配者走。中方願意看到，並試圖通過自己的行動推進的是不同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發展模式的行為體之間也可以合作和共贏的局面，金磚五國(BRICS)、亞投行等可以視為其中的典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當局一方面支持一個團結、穩定的歐盟，另一方面，中共在內心深處渴望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分裂”的。
看到此次英國通過作為直接民主的公投形式選擇了國家的未來走向，在中國，無論體制內外，不少人或許會認為，民主“不可取”，採用民主需要謹慎。 6月24日，《環球時報》在社論上主張：“英國人在心理上已經輸了，這次公投也許被證明是他們走向小國寡民破罐子破摔的標誌性事件。”並指出：“對中國社會來說，我們正處於認識全球化和民主這些重大問題的緊要期，英國是西式民主的代表性國家，它與民主'最高形式'公投的這一次擁抱最終將帶來什麼，這將是中國人觀察這件事的持續性角度之一。”其實，公投就是一個國家民主制度的最直接體現。可惜，中國人迄今為止還無法體會到這一點……
中共接下來在“民主”兩個字面前將更加謹慎、懷疑、警惕，就像當年戈爾巴喬夫試圖改革，結果蘇聯陷入崩潰之後對中共高層曾設想過的政治改革本身產生了根深蒂固和潛移默化的戒備和防範心理一樣。中國在接下來的政治進程上如何進行改革開放這一核心國策，是更加閉關自守，還是逐漸試圖與西方同舟共濟，仍需拭目以待。不過，恐怕Brexit沒有給它一個正面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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