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人民銀行公佈了截止2018年底的人民幣供應量：
12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182.67萬億元，同比增長8.1%；狹義貨幣（M1）餘額55.17萬億元，同比增長1.5%；流通中貨幣（M0）餘額7.32萬億元，同比增長3.6%。
別人看到182萬億這個數位，可能沒啥感覺，但我卻是一陣唏噓。
因為，就在整整63年前，也就是1955年底，把當年所有人民幣現金和存款加起來，數額也正好是182萬億元。
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想知道緣由，你接著讀下去。
（1）第一個182萬億
（1）第一個182萬億元
人民幣的出現，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還要早。1948年底，在革命军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之下，中共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董必武提議，應該考慮組建中央銀行，並製定統一解放區貨幣。
於是，以當時三大解放區各自的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北農民銀行為基礎，合併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全國解放區流通的“中國人民銀行券”，這就是人民幣的最初由來。
由於當時戰爭持續進行，政府入不敷出，唯有印鈔——說白了，這個時候的人民幣，就是根據戰爭需要憑空印，然後用來支付給各級軍隊和組織。
1948年底，貨幣發行總額184億元；
1949年6月底，貨幣發行總額已經達到2800億元；
1950年初，貨幣發行總量已經高達4.91萬億元；
這種印法，結果不難想像：
1949年，13個大城市以人民幣計價的物價批發指數，一年時間就上漲91倍，麵粉、大米等基本生活物資，都上漲了近百倍，眼看人民幣要變成另一種金圓券。
不得已之下，當時的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在1950年3月頒佈了《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决定》，將全國行政和軍事人員編制和待遇、財政收支、國營貿易、物資管理與調配、現金管理、私營企業管理等進行統一管理，嚴格按計畫調配，由此形成計劃經濟的雛形。
但是，1950-1953年，戰爭需求、經濟穩定需求、農業物資購買需求、民族資本的資產贖買需求、政府人員薪水需求，人民幣還是在照樣印：
1949年，人民幣最大面額是50元；
1950年，最大面額已經變為10000元；
1953年，最大面額又已經變為50000元；
1953年底，人民幣現金+存款已達147萬億元；
1954年底，人民幣現金+存款達到193.7萬億元。
就這樣，6年時間，人民幣的發行量就從184億元暴漲到193.7萬億元！
由於此時並沒有什麼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的區分，這193.7萬億元的人民幣，可都是人民銀行實實在在印出來的——其中，有41.2萬億元是印出來的現金，另外152.5萬億元體現為趴在帳戶上的存款。
面對人民幣幣值混亂、通貨膨脹愈演愈烈的情况，穩定下來的中央政府，决定1955年發行第二套人民幣，代替第一套人民幣，並最終確定新幣和舊幣的兌換比例為1:10000。
新的人民幣，才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人民幣。
（2）1955-1978：從182億到1300億
1955年底的時候，按照新版人民幣來統計，人民幣發行量變為182億元，這也是今天182萬億元人民幣最初的數額。
相比1954年底的貨幣量，至少有11.7萬億元舊人民幣沒有兌換新幣，在市場上消失了。
自第一個“五年計劃”起，計劃經濟模式之下，人民幣最初發行，基本依賴於實實在在的工業產品、農業產品和一般消費品的總額，此時的人民幣可以稱之為“物資本位貨幣”。
1956年、1957年人民幣的貨幣存量新增到191億元和218億元，在當時的經濟增長之下，這種發行尚屬正常。接下來兩年我們要超英趕美，在計劃經濟之下，經濟指標下達的同時，人民幣印鈔量也隨之狂飆突進。1958年、1959年，貨幣存量分別激增到363億元和474億元，增長率達到了66%和30%，創下迄今為止新人民幣供應的最高增長記錄。
印鈔大躍進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三年自然灾害”，“國家走了一小段彎路”的代價，是幾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大躍進”的慘痛後果，導致1962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實施，隨後連續3年人民幣資金回籠，到1965年，隨著調整任務的完成，人民幣的供應量被控制在572億元的水准。
經歷建國初期和這一輪的貨幣大躍進，領導人對於貨幣濫發開始有一種深刻的警惕。從1965年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領導人都十分注意控制貨幣存量，其增長速度始終維持每年7%左右，即便最高的1966年，人民幣供應量增長率也不過15%左右。
由於貨幣供應受到約束，不管怎樣，群眾對於未來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明確預期，所以10年文化大革命，社會形勢雖然動盪不安，但物價卻基本保持穩定，這算是信用紙幣時代的一個小奇迹——當然，這也是强力控制的計劃經濟的特點。
截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會之前，計劃經濟+物資本位使得人民幣價值得到較好的保持，從1953年到1979年，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新增6.5倍，商品流轉總額新增6.1倍，人民幣的現金+存款總額度，從182億元新增到1346億元，新增了6.3倍，全社會沒有再出現通貨膨脹問題。
（3）1979-1997：從1500億到9萬億（3）1979-1997：從1500億到9萬億
改革開放了。
對1949年至1976年重大事件的重新評估，後續的撥亂反正、昭雪翻案，並不僅僅停留在口頭的聲明和書面的承諾，也是要實實在在地體現在經濟上的贖買行為。
所以，農民的糧食收購價提高了，都市工人漲工資了，右派平反補發薪水，老幹部昭雪補償損失，在最初的計畫經濟體制下，自然是以政府財政透支、印刷人民幣的形式來“擺平”的，囙此人民幣供應量在這兩年開始大幅度提速。
整個中國都在劇變。
1978年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為中國第一批留美學生送行，他們共有52人，總共帶了52美元（沒錯，每人1美元）；當今央行的掌舵人易綱，則是在1980年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他赴美的費用被慷慨新增了1倍——2美元！
1979年底，廣義的人民幣供應量為1555億元，1980年進一步新增到1933億元，增長率高達24%，此後連續三年人民幣的供應基本都保持著20%以上的貨幣供應增長速度——多印鈔票的結果，就是1984年的通貨膨脹。
不過，由於聯產承包制的實施，中國的糧食產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大多數中國人第一次吃飽肚子，群眾的生活水準有切切實實的提高，這一次不算嚴重的通貨膨脹沒有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35周年國慶遊行的時候，北京大學學生還打出了“小平你好”這樣的橫幅。
現在，大洋彼岸一切都如此先進，我們一定要學習他們的金融體系。
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實施全國金融的宏觀決策，加强信貸總量的控制和金融機構的資金調節，以保持貨幣穩定，其他的商業銀行職能，則由人民銀行所分離出來的工商銀行、農業銀行等5大行所承擔
企業（國有企業）得到資金不再是原來由中央政府對人民銀行下指令進行“劃撥”，而是找到各商業銀行，而且以前的撥款變成了貸款（俗稱“撥改貸”），而且在生產產品銷售之後，還要還本付息。罪惡的資本主義的利息，開始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中生根發芽……
農業銀行、工商銀行等商業銀行，則可以根據自己對企業所發放的貸款規模，向央行再申請貸款，俗稱“再貸款”——這成為當時央行最主要的印鈔管道。
除了貸款系統，央行還讓商業嘗試開展資本主義國家的“貼現”操作，鼓勵有資質的國有企業將未到期的商業票據找到商業銀行折價貼現，而央行則為商業銀行的這些票據提供再貼現。
在再貸款和再貼現的基礎上，人民銀行也逐漸開始深入領會當代信用貨幣的奧秘，並嘗試著設定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設定存款和貸款的基準利率，並且用利率和準備金率來調整貨幣數量……
，1984年-1993年，人民幣是在摸著石頭過河，而與此同時，商品經濟的思維開始湧向每一個人的腦子裏。在整個社會思想大解放的前提之下，越來越多不甘平庸或者在傳統體制裏走投無路的人，他們或辭職或被迫，用自己的雙手和頭腦去創造財富，一頭紮進市場經濟這個大海，諸如海爾、健力寶、聯想、蘇寧、萬科等一大批如今膾炙人口的商業品牌，都是在這一時期創立的。
由於1984年的通貨膨脹影響不算壞，接下來幾年中國人民銀行仍然保持著超高貨幣供給，從1984年到1990年，每年廣義貨幣的供應量增速都在20%以上，尤其1984年和1986年，人民幣鈔票供應量甚至達到了39%和31%這樣的驚人增幅。
面對社會上物價暴漲的潜流暗湧，當時思想開放的中央政府，决定全面取消憑票供應的物價管制和價格雙軌制度，這次改革措施被明確稱為“物價闖關”。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價格闖關”的消息，當天各地就出現了搶購潮——通貨膨脹最終變成了搶購行動，見什麼買什麼，有人一下子就買幾百公斤的食鹽，商店裏只要有東西，基本上都被搶購一空。
為了搶購物資，人們紛紛到銀行提現，銀行發生了擠兌，這下銀行可傻眼了，那麼多人同一時間取錢，哪能應付得過來？前面的人領不出錢來，後面排隊的人就著急了，一些地方銀行因為不能及時支付，群眾在憤怒之下把櫃檯都給推翻了。
這場由惡性通貨膨脹導致的提現擠兌到了什麼地步呢？當時的國務院正式發了明碼電報給各地，要求共產黨員、國家機關幹部，不准到銀行取錢，要發揚吃虧在前的共產主義精神，否則，將給予紀律處分……
就這樣，連續多年鈔票超發的結果在1987年到1989年以一場嚴重通脹的結果顯現出來，官方公佈的CPI係數是20%左右，實際上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烟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
1989年為什麼會發生政治風波，並不僅僅是政治原因，還有重要的經濟原因。
鑒於通貨膨脹後果以及政治風波的影響，1989年到1991年，中國的社會風氣開始左轉，在經濟上政府也實行了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控制基建規模，控制投資規模，努力消化前幾年多發的貨幣。
可惜的是，在政治影響之下，連帶著整個經濟政策都開始畏縮不前。
關鍵時刻，鄧小平南巡了，“誰不改革，就讓誰下臺”的喊聲振聾發聵，於是1992年開始，中國重新回到經濟發展的軌道上來。
但是，票子又印多了。
為了刺激經濟，政府再度進入到熟悉的印鈔軌道，票子發得太多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改進，反而變本加厲，繼續以20%、30%的速度增發，1993年創下激增40%以上的增長率。這些票子發出來，某種程度上說都是憑空印，拍腦袋印——截止1993年，“再貸款+再貼現”占了央行基礎資產規模的87%。
毫不意外的是，中國在1993年-1995年再度經歷了一場嚴重的通貨膨脹，官方統計的CPI就達到24.1%，消費品物價翻番的比比皆是。
鑒於貨幣信用太差，在當時，罪惡的帝國主義資本家們想去“剝削”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時候，紛紛跑到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去建廠，卻不肯用眼角掃一下這片擁有全世界最勤奮、最大規模、最能吃苦耐勞同時也最世俗、最願意為財富而拼搏的人民的熱土。
未來的時代會證明，是這些資本家們錯了！
但在當時，卻是國際上的共識。
這個時候，“亞洲四小龍”（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剛經歷了長時間的經濟高速發展，在經濟轉型中意氣風發；而“亞洲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接力四小龍，經濟快速發展、國力蒸蒸日上。
相比之下，擁有12億人口的中國，當時卻是經濟凋敝、市場萎縮，大多數人勉强支撐溫飽，那時候的中國，一點兒也看不出未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潛力。
怎麼辦呢？
當然要重建貨幣信用！
要建立貨幣信用，首先是要約束政府的財政赤字，不能國有企業想要貸款，中央一聲令下，中央銀行就給印多少；不能說需要解决某個社會問題（比方教育、醫療），又是一聲令下，中央銀行嘩啦啦印出來鈔票送過去就行……
顯然，依賴於國內再貸款和再貼現來提供基礎貨幣，無法保持人民幣的信用和價值。
1993年6月，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開始努力在中國建立中央銀行體制。首先，對放出貸款的商業銀行下命令，放出去的貸款一定要收回來；其次就是推動人大立法，強調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職責，劃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
1995年3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其中規定了中央政府財政出現赤字不得向人民銀行透支，貨幣發行一定要跟經濟增長保持平衡這個原則終於制度上落實了下來。從此，中國政府和西方國家的政府一樣，要想花錢，要麼靠增加稅收，要麼靠增發國債，只有這兩條路。
再貸款+再貼現所形成的基礎貨幣信用不行，那什麼樣的抵押品可以保證貨幣信用呢？
參攷了當時東南亞小龍小虎們的經濟成就，中國最終選擇將貨幣價值盯在美元身上。
為了促進出口，中國人民銀行在1993年實施匯率制度改革，將原來的匯率雙軌制（匯率分官方匯率和貿易匯率）並軌，實施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1994年元旦，人民幣官方匯率瞬間貶值46%，人民幣與美元非正式掛鉤，匯率只能在1美元兌8.27至8.28元人民幣這非常窄的範圍內浮動。
穩定的匯率為外貿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基礎條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廉價的土地資源、中國政府不斷開展的基礎設施建設，使得中國一步步成為“世界工廠”的備選地。
在10多年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人民幣終於在20世紀末將自身信用綁在了美元身上，而其廣義貨幣發行量也由1978年的1346億元，增長到了1997年底的9.2萬億元。
算下來，這20年時間，人民幣供應量暴漲了v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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