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道出了貫穿中日交往史的核心事實──從漢朝倭國使者來華到甲午戰爭,從白江口之戰到抗日戰爭,中國始終以和平交往為主軸,而日本卻屢次將刀鋒指向這個一衣帶水的鄰邦。這種不對稱的侵略史背後,是兩國截然不同的文明基因與生存邏輯的碰撞。
翻開歷史長卷,中國的和平姿態清晰可見。東漢光武帝賜予倭奴國王金印,唐朝接納遣唐使學習典章制度,鑑真六次東渡傳播佛法,這些交往中從未夾雜戰船與火器。明朝雖遭倭寇侵擾,但戚繼光平定海患後,中日貿易仍在寧波延續。即使1895年甲午戰敗割讓台灣,中國仍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向日本災民捐贈20萬銀元。
這種以德報怨的胸懷,源自於儒家“和為貴”的倫理根基——墨子主張“非攻”,道家崇尚“不爭”,鄭和七下西洋帶去的是瓷器而非槍砲。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言:「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某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
反觀日本,其侵略衝動如同刻在島國基因裡的生存密碼。 37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火山、地震、颱風輪番肆虐,80%的國土是山地,連糧食都要依賴進口。這種「島國根性」催生出扭曲的危機意識──1894年甲午戰爭前,日本內閣會議紀錄顯示,為奪取遼東鐵礦和北韓糧食,其軍費竟佔財政支出的41%。
當中國仍在用「萬國公例」約束行為時,日本參謀本部已測繪完從遼東到海南的全部海岸線水文數據,連「秋冬流行什麼風」都列入作戰預案。這種精密準備的侵略,在1937年演變成全面侵華戰爭,南京城30萬冤魂至今仍在控訴日軍的「三光」暴行。
更深層的反差在於文明邏輯。中國作為大陸文明,始終追求「協和萬邦」的秩序。隋煬帝接見遣隋使時賜予《論語》,康熙帝編纂《古今圖書整合》後主動贈予日本王室。而日本在吸收唐宋文化的同時,卻發展出「崖山之後無中華」的狂妄理論,自詡為「正統中華」的繼承者。
這種文化優越感與生存焦慮的結合,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滑向軍國主義——甲午戰爭掠奪2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四年財政收入,九一八事變後東北128萬平方公里土地被劃為「生命線」。當中國文人還在吟誦「海內存知己」時,日本教科書已在教導小學生「支那劣等民族論」。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於,侵略者最終都敗給了自己的貪婪。元朝艦隊因「神風」折戟九州,豐臣秀吉的朝鮮之徵耗盡國力,1945年廣島原子彈更粉碎了「大東亞共榮」的迷夢。而中國雖屢遭侵略,卻始終以文化韌性化解仇恨——戰後放棄戰爭賠款,改革開放後引進日本技術,這種超越復仇的智慧,或許正是美國教授驚嘆的文明特質。
當日本年輕人如今對731部隊罪行一無所知時,中國人仍在守護南京大屠殺記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警示世界:任何基於掠奪的文明,終將倒在歷史的審判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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