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整座城市被債務籠罩 當地官員惶惑經濟形勢
【危機來了嗎？】
對於不少在高利貸崩盤、樓市腰斬、擔保鏈危機中煎熬了兩三年的溫州人來說，危機已經不再是出版物上的名詞，而是生活中每天必鬚麵對的現實。
“現在溫州企業家的生命是以小時算。”溫州樂清精益電氣董事長陳冬青說。兩年以來，由於擔保貸款鏈上的其它企業接連出問題，精益電氣作為互保的關聯企業不得不承擔連帶責任，公司資金持續緊張，陳已心力交瘁。在溫州樂清，據說已有15個互保形式的擔保貸款鏈浮出水面，每個鏈條上都綁著十幾乃至幾十家企業。
整座城市都被債務的愁雲籠罩著。
自2011年9月，“眼鏡大王”胡福林跑路，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大白天下後，兩年間跑路潮已平息，但危機在持續發酵。債務鏈條已從民間高利貸蔓延到了銀行。2012年12月，溫州莊吉集團自曝涉及幾十家企業、高達300多億的銀行擔保債務鏈條，這時人們才意識到擔保鏈已經把溫州拖向了另一個危機。至今，沒有人能說清到底有多少企業捲入了互保鏈危機。而受到波及的也大多是資質相對良好的企業。
這個流火的夏天，在有些人的感受中比最冷的冬天還冷。
夜幕降臨，溫州主城區能看到很多燈光疏落、入住率不足的小區，溫州人巨大的財富就沉澱在這些沒有生機的建築物上。過去兩年，房價普遍下跌了30%，部分腰斬，而下降的趨勢至今沒有扭轉。
製造業元氣大傷。只要到溫州樂清黃華港看看那些成片廢棄的船廠，到永強看到那些停工或者半停工狀態的皮革廠、製鞋廠、鋼管廠，你就明白，欣欣向榮只是這裡的往事。
商業凋零。最繁華的主幹道溫州車站大道，曾經搶手的商舖現在供過於求，租金下降了1/3；在永強最繁華的羅東大街上，每10家店舖大約有3家關門或者轉讓，附近的幾條小街上，關門的酒行、餐館也隨處可見。由於工廠開工不足，連溫州最大的公司正泰集團也裁員20%，大批外來人員返鄉。夏日曾經熙熙人流、大排檔滿街的景像已不再。
2013年7月，1400對夫婦在溫州民政局登記離婚，史上最高；溫州法院的經濟案件堆積如山，僅僅7月份就有2000多套登記拍賣的銀行抵押房產。溫州民間的信任度，也跌到了歷史性的低谷。
如果說把溫州正在發生的一切稱之為經濟危機，缺乏學術意義上的嚴謹性，那麼至少它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鐘。
2008年、2009年的東莞，也敲過這樣的警鐘。1/3的賣場關門，工廠訂單銳減，人口從高峰的1400萬銳減到1000萬以下。由於國外市場萎縮、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從2008年起大量企業遷出東莞，這一趨勢還在繼續。
一個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一個是世界工廠，溫州和東莞都代表了經典的中國發展模式。它們是中國最市場化的區域，也是最敏感的部位。它們相繼遇到問題，並非偶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臨時，靠廉價勞動力、破壞環境和低端製造支撐的中國高速發展模式觸到了天花板，轉型升級已經開始。
如今，溫州、東莞所遭遇的困境，集中呈現了中國製造業轉型中所遭遇的慘烈陣痛，其與金融改革、房地產泡沫、債務危機交織在一起，更讓溫州這個城市以及眾多企業主的命運充滿悲情。那些盛極一時的眼鏡、打火機、造鞋品牌在一個個倒下，或陷入無法自拔，這些都是建國以來前所未遇的。
在溫州，傳統製造企業的老闆們向本刊記者痛陳經營慘狀、指責銀行冷血、抱怨政府無力，但他們自己也知道，衰落甚至被淘汰的命運或許已經無法挽回。無論政府、企業主自己還是扭曲的金融生態，都只是其中的一個錯誤。
改革開放30年後，東莞、溫州所代表的“低端鎖定”模式註定將退出主流舞台，而他們就是這場“浩劫”中涅槃重生的煎熬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州只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它所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整個中國要面臨的問題。高利貸、房地產泡沫和實業不振，在中國其它地方正在發生，神木、鄂爾多斯的高利貸已經崩盤，三四線城市沒人住的“鬼城”頻現。
本刊關注溫州當下所經歷的這場嚴重危機，探討其來龍去脈，恰恰是為了讓政策制定者思索，在不可逆的製造業升級大趨勢下，如何讓一個製造業城市和那些緊緊附著其上的企業重新煥發活力，而不是任由資金從實業向高利貸、房地產等投機領域流動，從而釀成更多的災難。
“有時候想，溫州如果這次真的敗了，那就說明我們改革開放出了問題。”溫州打火機協會會長黃發靜說。溫州的問題，從溫州本身只能找到一部分答案，更應該從中國的改革進程和大環境去尋找。
【老闆們的恐懼】
“什麼時候是個底我們不知道，這個才是最心慌的”
“天崩地裂，血流成河。”
回憶起這兩年的經歷，曾經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的方培林心有餘悸。“溫州這些玩錢的人，10個里面能有1個跑出來就不錯了。”在溫州有一種說法，“老高(放高利貸的)80%破產”。在溫州高利貸重災區龍灣永強，一些富裕的村莊把全村的錢都交給二三個人去放高利貸，現在這些財富化為烏有，幾乎回到了20年前。
2010年5月，溫州的民間借貸利率高達6分(年利率72%)時，方培林已高度戒備，“6分利是崩盤的前兆。”3年前溫州發生的事情，現在正在其它地方上演。2013年，他在貴陽、成都等地做講座時，發現這些地方民間借貸的利率也到了6分。“我跟他們一再強調防範風險，也許就是一天，也許就是一個小時，(對高利貸者)就是天堂和地獄的差別。”
與高利貸相關的擔保行業，幾乎全軍覆沒。2013年7月，溫州最大的擔保公司——中投擔保破產的消息在圈內流傳，公司董事長郭炳超是在任的擔保協會會長。在此之前，溫州擔保行業協會10個副會長中已有6個被捕，他們都涉嫌高利貸與非法集資。原本有幾百家企業的擔保協會，至2012年只剩下40家會員企業。“今年可能還要死掉六七家，現在有業務的公司很少。”協會的一位秘書長說。
在溫州還有另外一個說法，“炒房團”也幾乎全軍覆沒。房價如果沒有漲，對炒房團而言就是虧，因為很多人是藉錢在炒房，而利息是每月都要付的。“越是曾經炒房賺得多的人，就越敢放大槓桿，死得就越快。”一位溫州的開發商說。
債務不堪重負之後，拋售房產、快速回籠資金是首選。但一旦集中拋售出現，價格又會下跌。2011年秋季，溫州房價開始暴跌。最具標誌性的綠城廣場，從9.5萬元/平方米跌回到了開盤價4.5萬元。機場大道上的富人區香緹半島、中梁府等項目從每平方米六七萬元跌到了3萬元左右。除了這些明星樓盤外，普通的樓盤價格也下跌了30%左右。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剛需的支撐下，溫州的樓市似乎是穩住了。“很多人認為是觸底了，但是現在感覺又要往下走。”上述開發商說，所有的人都想盡快回籠資金，以量換價在所難免。與此同時，房子的供應還在增加。據一位接近溫州市法院的人士透露，2013年7月，溫州法院進入司法處置程序的房產已經有1.8萬套，按每套平均100平米算就是180萬平米，這已經是溫州2到3年的新房供應量。這些注定要低價處置的房產，對溫州的房價會產生可怕的影響。“什麼時候是個底不知道，這個是最心慌的。”
而房價一旦下跌，就意味著銀行抵押貸款的額度會下降。每次房價下跌對那些資金鍊緊張的企業來說都是一場劫難。
然而，心裡最沒有底的還是像精益電氣董事長陳冬青這樣被擔保貸款鏈條困住的人。
精益集團曾是溫州的十大電氣企業之一，中國民營企業500強。2011年以來，精益的3家互保企業相繼跑路或倒閉，它先是為互保企業代償了3200萬貸款，然後又被兩家銀行以各種理由推脫了原本承諾的1990萬元貸款。
精益電氣還面臨一種更可怕的情況——“比如說我們現在貸款是1.7億，明年就是2億，後年就2.5億。這裡面一個是利息，還有就是互保的那些企業，如果慢慢都出問題，那就越來越大了。”每一家擔保企業的背後都有層層的擔保圈。他甚至呼籲政府要盡快拿出一個有力度的方案，把互保鏈上的資可抵債的企業和資不抵債的企業分開，讓資可抵債的這些企業先走出來。“如果現在能分開，我背1.7億的債就是1.7億，債務是確定的，那就還有希望。”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互保式擔保貸款在江浙一帶大行其道，企業在放大槓桿的同時，也將好企業和壞企業捆在了一起。複雜的互保鏈呈環狀結構，第一圈5個企業，第二圈10個，一圈一圈下來會有幾十家企業綁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個企業出問題，最終會讓所有的企業受到牽連。據說樂清的15個互保鏈浮不是獨立的而是連在一起的。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溫州市政府在處理擔保鏈的問題上沒有思路，行動不堅決。8月5日，在政府相關部門牽頭開的協調會上，陳冬青和某銀行行長發生了激烈爭執，但和往常一樣，沒有任何結果。兩年中，這樣的協調會已經開了無數次。
“這麼多精力浪費這上面，太不理智了。”陳冬青說，很多企業家在一起聊天都覺得沒有什麼希望。擔保鏈重災區樂清，就像一鍋溫度越來越高的水，裡面擠滿了青蛙。也有不少人趁著混亂轉移資產，把抽空的企業和累累負債轉嫁給互保企業。回想起為互保企業代償的3200萬，陳冬青有悔意，“所謂的誠信就是犯傻，所謂的有擔當就是要屈死。”
如果沒有代償，銀行也許不會對精益抽貸。但銀行也有抽貸的理由，替互保企業代償之後，精益電氣的資產狀況進一步惡化了。一些銀行甚至勸精益的互保企業退出對它的擔保，這樣精益如果就此倒下，銀行的風險可控制在最小範圍。“這是我感到最痛苦的地方，為什麼講誠信的人要更慘？”為了給企業騰挪資金，公司向股東一共借了1600多萬，包括陳冬青自己的700多萬。除此之外，精益還借了民間資金，這兩年的利息高達上千萬。他很不甘心的是，精益沒有搞房地產投機也落得這樣的下場。
陳冬青一心想把企業從互保泥潭中拔出來，但也有不少人希望企業趕緊破產。
破產在溫州曾是個很忌諱的詞，儘管2012年以來它是很多人的希望所在。樂清一位阮姓企業家的公司負債2億，為別人擔保了3億。“欠1000万肯定是要還的，3000萬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業，要是上億肯定就不還了。”這種說法在樂清很流行。他希望盡快破產，因為5億怎麼也還不起，破產之後還能重新開始。但他也有顧慮，在溫州已破產的公司案例中，有不少人被判刑，因為企業的債務中常常有十分複雜的民間借貸關係，債權人超過25人通常會按非法集資處理。今年3、4月份曾經有100多家企業去搶破產的名額，當時正好有幾個人被判了刑，於是許多人又開始找關係退出破產程序。
“不破產吧，債務這麼大；破產吧，監獄滋味不好受；做企業吧，社會責任大，但是挑起來又太重。”很多人就在破產的門檻上跳上去又下來。在發稿之前，這位阮姓企業家的手機已處於呼叫轉移狀態。
政府官員的心裡也沒有底。溫州市經信委的一位處長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示，他們並不太了解企業的真實情況，拿到手的調查問卷也不太敢信，“因為企業也不相信我們”。對於溫州的經濟形勢，他也很惶惑。“開始(民間)預測2012年中溫州觸底，接著說年底，再接著說2013年中，但現在還沒見好轉。”
【崩盤的導火線】
“其實我的企業2009年就該被淘汰，是國家的4萬億又讓它多活了幾年。銀行貸來的錢，我沒把它用在實業上，而是投到了江蘇小城市的房地產項目”
隨著一大批中堅企業在擔保鏈上出險，風險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業傳導。很多人認為2013年下半年溫州的情況會更糟。
到底是什麼導致了這場溫州危機？
2008年金融危機，對於中國的企業來說，是一道分水嶺。政府4萬億相關刺激政策出台之後，表面上看溫州的危機過去了，實際上卻是飲鴆止渴。
2009年，溫州地區的商業銀行貸款營銷成了風景線。過去都是企業找銀行貸款，這次，是銀行找上門、求著企業貸款。當時奉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現實中變成了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不需要貸款的企業或者根本沒有貸款資格的企業，都可以獲得貸款。銀行為了擴大放貸規模，企業之間互相擔保貸款方式開始盛行。
過剩的資金像鴉片一樣被企業吸食著。
樂清的阮姓企業家對本刊說，2009年之前，他公司的利潤已經還不上銀行1億貸款的利息。但是政府扶持實業的政策下來後，他不但又貸款1億元，還把兩年的利息都貸了出來。“其實我的企業2009年就該被淘汰，是4萬億又讓它多活了幾年。”他貸來的錢並沒有用在企業上，而是投到了江蘇小城市的房地產項目。實業不賺錢但可以成為做投機生意的融資平台，“2009年整個樂清的實業就是一個大的融資平台。”在三四線房地產大量過剩的情況下，江蘇小縣城的房子根本賣不動。現在回想起來，阮認為2009年，企業破產是個更好的選擇。
銀行的輸血，只是拖延了溫州危機爆發的時間。大量的錢進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比較高的領域甚至是高利貸領域。“可以說4萬億，產生的氾濫的錢，是溫州危機的誘因。”黃發靜說。
溫州金融辦的數據顯示，2011年溫州GDP和貸款餘額的比為1:1.9，遠遠大於正常的1:1.3。2011年，溫州銀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國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國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
提起銀行，記者採訪的溫州人大部分都是滿腔怒火，“騙”字是他們形容銀行的常用詞語。溫州銀行和企業之間，存在一種畸形、糾結的關係，而且由來已久。
“銀行的利息是7厘，我們拿到手的成本沒有低於一分。”上述阮姓企業家說。他的這個說法，記者在其它企業也得到印證。2011年之前，每逢3、6、9、12月月底，銀行的季度考核指標下來，企業要幫助銀行拉存款。不幫忙拉存款，下次批貸款就會出問題。“我們其實都是去買高利貸給銀行，”他說，每逢這時就有大量的山西煤老闆到溫州，借錢給溫州人。“一般1000萬3天的利息就是4.5萬，2000萬、3000萬呢？”他說，企業小還不存在這個問題，企業越大、貸款越多，要拉的存款越多，貸款的成本就越累越高。此外，企業要在銀行貸款2000萬，常常需要1000萬的存款放在銀行，美其名曰存款抵押，實際上也是變相幫銀行拉存款。
而銀行與高利貸勾結，在溫州也是公開的秘密。“很多企業借高利貸，是銀行推薦的。”永強一位行業協會的秘書長說，銀行知道誰需要錢。貸款到期、新貸款下來之前，企業需要短期周轉資金，“有的時候只需要用3天，但是銀行那邊給你拖5天、10天。”2011年民間借貸崩盤之前，銀行的猛烈抽貸加劇了危機的爆發。“他們都是騙你先還錢，本來承諾要再貸的，還了就不貸了。”
另一方面，優秀企業的發展並不會過度依賴銀行。據統計，溫州企業的利潤率普遍在5%到10%，這根本不夠付銀行1分(年息12%)的利息。但越是經營不好，越需要錢，對銀行的依賴就越深。
2010年下半年開始，央行連續27次上調準備金率。房地產調控層層加碼，限購政策出台。銀行開始收緊貸款，溫州的債務問題出現苗頭，零星有人跑路。2011年初，溫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23號文件，成為企業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線。
這個文件中有一個條款，通俗地講就是取消了工業用地的市場化，不能自由買賣。這直接導致企業廠房價值縮水，在銀行的抵押貸款額度也減少。所有企業的資產都縮水了，危機瞬間爆發。不幸的事情不止是23號文件，當時政府規定，所有續貸的企業必須到政府蓋一個章，證明企業沒有違章才能續貸。“很多企業多少有點違章的，而且就算沒有違章，你這個章蓋來蓋去也要時間。”黃發靜說，銀行本來承諾一個星期放款，很多企業8分、1毛的利息也敢借，結果一個星期沒有下來，半個月也沒有下來，拖上兩三個月就麻木了。“這就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 根源：每個人都想成為食利者】
是誰讓民間借貸變成崩盤的高利貸？房地產。是誰抽走了實業的血？房地產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積累了豐厚的民間資本，但沒人說得清它到底有多大。也沒有人說得清民間資本的損失到底有多少。
那麼溫州的這些財富到底去了哪裡呢？
“一部分變成了庫存，一部分變成了房產，還有一部分被揮霍掉了。”上述溫州市經信委官員說。其中房產的比重最大。
2009年，溫州房價開始飛漲。整個溫州都沉浸在一種亢奮情緒中。
溫州人對房地產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和偏愛。1990年代末，他們就開始在北京上海買房子，2001年之後溫州太太炒房團聞名全國。上百人的企業1年賺的錢，還不如太太炒一套房子賺錢多。據溫州商會統計，全國的每一個縣，都有溫州的開發商，溫州本地就有500多家房地產開發商。從項目分佈上看，溫州的開發商主要集中在三四線城市，這正是房地產過剩最嚴重的地方。在銀行貸款極度寬鬆的情況下，實業企業大規模涉足房地產開發，一場更大規模的投機開始了。
房地產高槓桿率的特點，又使得短期過橋資金非常重要，民間借貸的需求飆升。
“溫州高利貸肆虐，與大家進入房地產的熱情成正比。”溫州三角洲房地產策劃公司總經理陳好說，民間高利貸2006年已大規模展開了，一開始是3分，到了2008年慢慢變成了4分、5分，2010年8分、1毛的價格都出現了。開發商之所以敢借高利貸，是因為所有的人都認為房地產是暴利。
2009年，溫州置信房地產開發公司的一個項目，在6個月的時間裡就實現了100%的回報，這對利潤不到10%的傳統行業造成了很大的衝擊。2009年底，這家公司聯合250個中小企業主，以37億的價格拍得了黃金地段置信廣場項目。250多個股東大多來自眼鏡、服裝、人造革等行業。而這250多個股東的背後還有上千人的集資。這個龐大的中小企業主聯合體除置信廣場外還同時拿了八九個項目，買地的費用高達80億。這80億大都是從實體經濟轉移來的錢。2010年，許多人都相信置信廣場的價格要超過10萬/平米。但是在2012年開盤時，置信廣場的均價只有4萬多，勉強高過樓面地價。
除了這些中小企業主，溫州的大公司奧康、報喜鳥(6.14, 0.07, 1.15%)、人民電器等也都涉足地產。幾乎每一個房地產項目背後都可以看到實體企業。那時候，買到房子就賺了，錢借出去就賺了。“1000萬借出去，一個月3分息就有30萬，一年就有360萬，你還做什麼事情。”黃發靜說，好像從來沒人想過這麼高的利息到底要從哪裡能賺回來。整個溫州進入了一種催眠狀態，連老太太都知道把錢交給放高利貸的去賺錢，奢侈的生活方式也開始盛行。最鋪張和高調的人群之一就是放高利貸者，豪宅、豪車是他們的標配，去澳門賭博成為新時尚。本來他們以為花費的只是賺的利息，高利貸崩盤、本金拿不回時，他們才發現只是在揮霍自己的本金。
這場狂歡在2011年下半年戛然而止。當時，老高跑路、銀行抽貸、債務不堪重負，大量拋售房產造成了溫州房價的劇烈而持續的下降。2012年，溫州的豪車開始大甩賣，吸引了全國的人趕來購買。這場狂歡因為房價的下降而被打回原形。
那幾年，溫州每年的新房供應量只有50多萬平米，但是50%以上的房子是投資或投機型的大戶型。至今，溫州還有90萬平米的大戶型沒有賣出去。
“如果房價開始上漲，很多人能解套。但顯然這是不現實的。”溫州的一位開發商說，新一屆政府“城鎮化”的政策出台之後，他曾經心存幻想。“其實我們心裡也很明白，如果再刺激房地產，(房價上漲的越快)我們死的就越快。”
美國基於長期經濟數據的研究，曾得出一個結論，房地產對長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小，而在危機時期房地產的破壞性非常大。這一點在溫州表現得淋漓盡致。房地產投機之後，溫州損失的，不止是錢還有機會。“企業應該投入技術改造的資金也沒有了。”黃發靜說。
“現在的溫州，有許多當年日本泡沫時的影子。”溫州大學房地產研究所副所長姚汝林說。1990年代，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也伴隨著產業空心化，債務危機等問題。但那時的日本企業，已經基本完成了國際化的佈局，在產業上有很強的競爭力，而這些溫州並不具備。
實業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
企業開工是為了強撐著給銀行看。一旦企業停止生產，銀行會起訴，並會對互保企業抽貸。這些做做樣子的企業，被稱為“殭屍企業”。溫州的很多普通人都知道，債務危機、房地產泡沫只是溫州表象，實業不振才是問題的根源
據2013年上半年溫州海關的數據顯示，在統計的10個行業中，只有3個出口略有增長，其餘7個都是負增長，最嚴重的打火機下降了32.2%。
在永強，記者隨機走訪的5家皮革廠，有2家小廠停工，1家小廠每個月只開工1週，2家大廠都已大幅裁員。豪來邦皮革廠2012年裁掉了200多人，現在只剩下100多人。生產過剩充斥了這裡的每個行業。據說溫州生產了全國30%的服裝，30%的鞋子，2/3的低壓電器，高峰時期生產了全球90%的打火機。
在擔保鏈的重災區樂清，有不少企業開工是為了強撐著給銀行看。一旦企業停止生產，銀行會起訴，並會對互保企業抽貸。這些做做樣子的企業，被稱為“殭屍企業”。2012年7月底，浙江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溫州企業減產停產現象增多，全市3998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60.43%的企業減產停產。當然，開工不足也不都是負面影響，至少溫州的空氣質量得到了改善。以前溫州的天都是灰濛蒙的，而8月初的幾天，溫州傍晚接連出現了美麗的晚霞。
溫州實業的問題是過去十多年不斷積累的結果。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2003年上半年，溫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數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墊底。
1990年代是溫州的黃金年代，做實業有豐厚的利潤。但沒有底線的價格戰，讓利潤逐漸變得像刀片一樣薄。至今價格戰仍是每天都在溫州上演的故事。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認為，目前溫州企業的實際毛利普遍在1%-3%，大多數不賺錢。
在走過了粗放式發展的黃金十年之後，溫州人沒能走出實業的天花板，而是走向了另一個方向。2001年8月，第一個溫州“炒房團”亮相上海，3天砸下5000多萬、買走100多套房子。除炒房團之外，每一種資產價格的上升，幾乎都有溫州人的影子——煤礦、棉花、貴金屬、油田等等。在資產價格的追逐中，溫州人又度過了10年，這被稱為“失落的十年”。1990年代，溫州的電氣、打火機、製鞋等行業都曾是溫州的名片，但是在失落的十年中，人們逐漸淡忘了它曾經實業上的領先，而是記住了它擅長投機。
記者在溫州走訪了打火機、皮革、不銹鋼、電氣、服裝、泵閥6個行業，發現越是衰落的行業投機現象越是嚴重，打火機、皮革、不銹鋼都是高利貸的重災區，而泵閥、電氣行業要好得多。
溫州的泵閥是全國的行業龍頭，也是溫州利潤率最高的行業。協會秘書長王挺文介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泵閥的出口不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大幅度增長。由於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當地泵閥以前大都出口到拉美和非洲，近幾年則以歐美為主。泵閥技術最領先的企業嘉利特荏原，產品搶手到需要提前半年預約，2012年公司人均產值124萬，利潤很高。這家公司是與日本的泵閥龍頭企業合資而成，日本的技術加上中國低成本製造，使得公司的競爭力很強。溫州泵業1900多家企業今年沒有一家停工，也很少有人搞投機。實業遇到困境時，人們總會說產業升級或轉型。但事實，“企業不轉型是等死，轉型是找死”的現像在溫州並不鮮見。光伏和造船是溫州這一輪轉型的兩個重要領域。
樂清黃華港，造船廠裡成片的塔吊，遠看非常壯觀，但近看就能發現塔吊上已鏽跡斑斑，船塢雜草叢生。幾年之前，這裡的每個船塢上都有上千名的工人在忙碌，熱火朝天。現在連成片的十多家船廠都倒閉了。前幾年，不少有實力的企業蜂擁至造船業，雄心勃勃地想把溫州打造成中國的造船基地。莊吉集團就是外行進入造船業中最大的企業。然而它面對的現實是，中國在2001-2010年，造船噸位實際能力和生產能力增長了2000%。2008年後，世界航運不景氣、船東棄船等因素頻發。至去年全球噸位過剩8000多萬噸，當中7000萬噸是中國的過剩能力。
莊吉的巨額投資打了水漂，銀行巨額債務則讓這家知名的服裝企業走到生死關頭。
溫州企業轉型升級大多數用的都是銀行貸款。“眼鏡大王”胡福林的信泰眼鏡公司，註冊資金2個億投資光伏產業，資本基本都是銀行貸款。光伏產業傾覆後這家溫州企業也遇到滅頂之災。
溫州中源會計師事務所主任劉旭海從1990年代就開始給溫州的企業服務，在他的印像中，溫州企業2003到2005年還在不斷成長。“一個是2006年《勞動合同法》出台，一個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外貿的影響，這兩件事對溫州企業的影響非常大。”
溫州的產業一直處於流失狀態。曾經聞名全國的溫州橋頭鈕扣市場、廟市口服裝市場，在1980年代都已是過10億的大市場，現在它們早已被義烏小商品市場取代。在失落的十年中，大批企業離開溫州。很多人認為，是溫州的土地資源有限，制約了公司發展。黃發靜曾經對100多家撤離溫州的企業做過調查，真正土地的原因不到40%，60%是對發展環境不滿意。
“為什麼當初在資源條件沒有優勢的情況下，溫州能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而現在改革開放30年了，溫州卻在急劇倒退？是老百姓變了，是企業家退化了，還是政府的問題？這個問題要好好思考。”黃發靜認為，十幾年以來實業問題在不斷累積中，但政府並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性研究和引導。他所說的並不限於溫州。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中國製造業都在面臨巨大挑戰。
【金融改革試驗區還不起改革欠賬】
欠債不還錢，殺人不償命。這個社會還有誠信嗎？溫州欠了一筆巨大的改革賬，不是一個溫州金融改革試驗能解決的
“溫州遇到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危機”已是共識，有人認為溫州3年能回升，有人認為是5年，還有人認為是10年。
2011年10月，民間借貸危機爆發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到溫州調研，不久之後溫州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2012年3月，溫州成為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個金融綜合改革試點城市。
但是金改一年以來，溫州人多對金改持質疑態度。“建一個金融廣場、招來108個高級金融人才就是金改了？”、“金改不過是京都文化”、“金改就是廢紙一張”——這樣的評論比比皆是。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內部講話中也承認，這一年的改革，“有5個小菜，沒有大菜。”很多人認為，金融辦是拿著尚方寶劍不敢用。
全國併購公會會長王巍認為，“溫州金融改革是要把民間的東西，變成體制內的東西，這樣的改革不是改革。”
對於溫州目前的危機，金融改革起不了什麼直接作用。在金改後成立的民間借貸登記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中心的資金成本在下降，“因為資金的供給比較多，但是符合借款條件的很少。”是金融過剩而不是金融短缺，造成了溫州的危機。根源上，是溫州的實體經濟出了問題，金融再發達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自從危機爆發以來，溫州的整個信用體系已處於崩塌狀態。企業不相信銀行，銀行也不相信企業，企業之間也沒有信任。信用曾經是溫州人的驕傲，一個電話就能藉來幾百萬，民間的信任感非常強，而現在這一切都要歸零。
溫州的民間借貸，最初是一種人和人之間互相信任。但溫州經濟高速發展這麼多年，民間信用還是依託於人情社會的原始形態，而沒有進化成現代的信用形態。溫州的民營企業一開始就是低、小、散的狀態，這麼多年過去，低、小、散如故。
“這些都是溫州市政府對社會的欠賬。”永強的那位行業協會會長說，有些事關全局的事情應該由政府引導和推動，現實是這些年政府幾乎什麼也沒有做。他所在的行業，幾年之前就想做整合，成立幾個有競爭力的大集團，但是因為土地緊缺的問題遲遲不能推進。因為對發展環境失望，行業裡有200多家企業搬出溫州。
“很多人認為，溫州能發展起來，是因為政府無為而治。這種看法是錯的。”黃發靜說，溫州歷史上的好書記為企業營造了很好的軟環境，他們能夠傾聽企業的聲音，因而能夠出台很多對路的政策。但發展得越快的地方，既得利益的問題就越嚴重。這些年溫州人越來越富，公務員階層的心態卻越來越不平衡。在這次的民間借貸風波中，有大量的公務員參與了民間借貸，龍灣區一位旅遊局官員爆出了高達10億的民間集資。記者採訪的許多企業家都談到了溫州“小鬼難纏”的問題，他們是溫州軟環境的負能量。
馬津龍曾任溫州政策研究室主任多年，在歷任的書記中，他最懷念1980年代的兩位書記袁方烈、董朝才。“溫州沒有地理、資源、人才等優勢，它能發展起來，就是因為它有政策上的優勢。”他回憶，這兩位書記都非常有魄力，敢於挑戰既有的、不合理的東西，激活民間的創造力，整個社會都是欣欣向榮的氛圍，“那才是真正的改革”。
2013年6月，在非常突然的情況下，調令傳來，省委常委陳德榮不再兼任溫州市委書記，新書記陳一新上任。
企業界對於陳一新的上任寄予了極大期望。在他上任當天的講話上，實體經濟是放在第一位的話題。老書記陳德榮注定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他有魄力。“拆違”(拆除違章建築)是他的標籤，溫州城市面貌在他的治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因此有市民在他離開時寫詩懷念他。但這麼多年陳德榮很少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溫州的危機爆發之後，記者採訪的兩位商界領袖對他說過相同的話，“您只要拿出拆違10%的精力關注溫州經濟，溫州就會好很多”。但是他都是一笑置之。
企業界密切關注著新書記陳一新的言行。民間的、行業性的自救已經無能為力，2011年以來，許多行業協會成立了基金幫助企業度過困難，但是最終不能持續。對於他們來說，在這樣一個持續深化的危機中，也許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扭轉局面。
這兩年，溫州市政府各個部門頻頻出台各種政策，似乎很賣力。最近溫州市政府在搞“3萬行動”，讓上萬名幹部到萬家企業解決上萬個問題。“不用這樣搞運動，哪怕1萬人每天能只解決1個問題，溫州就有救。”一位企業家說。
黃發靜認為，溫州的問題很多，但從政府層面講最核心的問題是“這3年來沒有處理好金融危機”。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措施、果斷集中處理債務問題，這導致惡意逃債、轉移資產的事情很常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沒有了，壞人不受懲罰而好人受懲罰。“這個問題不處理好，就是欠債不還錢，殺人不償命。這個社會還有誠信嗎？你拿什麼去搞經營？”他希望政府盡快有行動，“第一可以追回一部分損失，第二可以安定人心，在法律的基礎上恢復大家的信心。”
2002年，黃發靜率領溫州的打火機行業，打贏了歐盟的反壟斷官司。在這樣的國際舞台上，溫州人並不怯場，“溫州人的洞察力是世人難比的，如果從溫州的產業、溫州人來看，溫州還是有救的。”
對於這樣一場還在蔓延的危機，當它惡化到一定的時刻，就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了。也許正如經信委的那位官員所言，只有靠時間，才能慢慢治愈這裡的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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