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6日中午，鄧小平設宴款待前來中國訪問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席間，兩人有這麼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戈爾巴喬夫，“我們仍然向你發出邀請。一旦你得出結論可以訪蘇，我們將隨時歡迎你去。”鄧小平：“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來恐怕做不成了…… 1990年9月15日，針對台灣當局在國際上製造“一國兩府”的企圖，鄧小平在會見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時明確表示：“現在台灣有人想搞'一國兩府'，連聯合國的局面都想改變，實際上還是搞'兩個中國'。怎麼能把台灣當局稱為中國政府呢？這不行。再沒有比'一國兩制'的辦法更合理的了。現在對台灣是個機會，對整個民族是個機會，
需要大家努力，推動台灣走向統一。大陸是中國的主體，有11億人口。其中漢族佔92％，少數民族佔8％。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們十分注意照顧少數民族的利益。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大陸同胞，台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鬥，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
直到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南巡期間還思考著如何才能實現“一國兩制”的問題。他告誡說：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要上幾個台階，力爭用20年的時間趕上新加坡、香港、台灣和韓國這亞洲“四小龍”。
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在上海視察期間，有年輕人懷著崇敬的心情對他說：“您在我們年輕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鄧小平微微一笑，謙虛地說：“這不好說吧！有一點貢獻，做了一點事。很多事情沒有做，來不及做，也做不完。”台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大業，就是鄧小平沒有做完，也來不及做完的事。面對人生遺憾，他對年輕一代寄予厚望。他語重心長地對在場的年輕人說：“21世紀靠你們年輕人。”
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講話，為我們黨和國家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的工作指明了方向。3年後，他在對美國眾議院議長奧尼爾提起中國的三大任務時進一步指出：“我們已經宣布中國80年代的三大任務，實際不只限於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後都還必須堅持這三大任務。這是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慮和堅持的三大任務。”
為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台灣回歸祖國的任務，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於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等九條建議和主張。
兩天后的10月2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眾議院議長約蒂時，談到了葉劍英的九條建議和主張。他表示：“葉劍英委員長最近闡述的九條是我們根據現實情況提出的關於台灣歸回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針政策。這九條在國際上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反應，也一定會得到台灣人民的讚成。”他還強調：“台灣問題始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是關係到中國統一大業的事情。”
海峽那邊的台灣國民黨當局，沒有體會到中國共產黨的誠意，仍錯誤地認為與共產黨搞統一自己必定“吃虧”。對這種顧慮，鄧小平在10月28日會見由會長茅誠司率領的日中協會第三次訪華團時說：台灣當局總是講凡是搞統一、合作，都是他們倒霉、吃虧，共產黨佔便宜，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兩次國共合作，對彼此都帶來很大好處，主要是給民族、給人民帶來好處。第一次合作實現了北伐。北伐的勝利符合國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兩黨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對付日本軍國主義。抗戰的勝利符合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兩黨利益。合作後來破裂，破裂的責任，我們不去算老賬了，實際上兩次破裂的責任都在國民黨方面。他們又講，兩次他們都吃虧，這不對。
鄧小平還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們不去算這個賬，要從長遠的觀點，從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著眼，也要從世界和平和安全來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遺憾的是，台灣當局還是沒有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斷然拒絕了葉劍英代表中國中央政府提出的九條建議和主張。對這點，鄧小平早有思想準備。他在1981年11月2日會見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時說：我們對台灣的九條建議，現在台灣的反應是拒絕了。我們知道，它的第一個反應會是這樣。我們也知道， 這樣的事情不是一晝夜就可以解決的，需要時間。我們並不想“屈人之兵”。我們絕不是要使台灣處於投降、屈服的地位。我們提出的是對等談判。相信總會有變化的。
對於台灣當局背後的勢力，鄧小平也不客氣地指出：台灣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但美國賣武器給台灣，實際上就乾預、插手了中國的內政，給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造成了障礙。美國國務卿黑格6月來訪時，我同他說，我們的頭腦中始終存在著中美關係可能停滯或者後退這樣一個問題。導致停滯或者後退，那不是中國干的事。我們的話說得很明白。至於台灣問題，我相信美國，還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來推動談判。就美國來說，促進這個談判，至少是推動接觸，實際上就是維護亞太地區局勢的穩定。而出賣武器、裝備台灣，是出於什麼意圖呢？實際上是否定了我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這對全球戰略格局是一種破壞，至少是一個損傷。
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鄧小平利用各種機會奉勸他們：“歸根到底，中國的統一這件事要台灣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和人民來決定。首先希望兩岸的領導人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來做這件好事，這在歷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希望台灣的一些領導人把眼界放寬一點，放遠一點。”
對美國方面，鄧小平多次批評說，美國對台政策還存在杜勒斯的影子。1983年2月，他對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說：“《與台灣關係法》是中美關係中最大的問題。如不改變此法，中美關係恐怕很難有明顯的、滿意的發展。我們希望美國以實際行動證明我們能夠做朋友，建立比較長期相互信任的關係。”1983年3月，他在與美國眾議院議長奧尼爾談話時不滿地說：“《與台灣關係法》還是杜勒斯主義的產物。美國人可能感到這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國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國人看來，這不是在干涉中國的內政嗎？美國的議會通過一個什麼法來強加給中國人民，這是什麼主義？”
鑑於國際反華勢力的干涉和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的存在，鄧小平一再表示：“力爭用和平方式實現台灣回歸祖國，但我們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 如果美國政府無限期地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實際上是給台灣提供保護傘。”他還多次專門對美國人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承擔這麼一個義務：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來實現統一祖國的願望。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反而會妨礙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個良好願望的實現。”
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為台灣回歸祖國這一重大任務而孜孜不倦地工作著。1983年6月，當他即將進入80歲這一人生的耄耋之年時，在一次關於祖國統一問題的講話中，他深情地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祖國要統一，不統一就沒有出路。我們有出路。我們這些人歲數都不小了， 都希望中華民族來一個真正的統一。前人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來完成。我們的後人總會懷念我們的。如果不做這件事，後人寫歷史，總會責備我們的。這是大事， 前人沒有完成，我們有條件完成。”
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是這樣說的：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老早就確定了的，寫在憲法上的。我們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製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你們看我這個講法對不對？沒有一點膽略是不行的。這個膽略是要有基礎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是建築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決定》，決定江澤民任中央軍委主席。此後，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了下來，但是，他的思想並沒有停止思考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台灣問題，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一個重點。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鄧小平始終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著祖國的統一大業。徹底退下來以後，他還多次聽取對台工作匯報，並會見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和一些與台灣有關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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