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的可能性
大蕭條,最深層的原因來自於劣質資本主義的邪惡,我們可以將此邪惡定義為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貪婪。
文 |盧麒元
2008年的倉皇應對完全是被美國誤導下的錯誤選擇。到了2015年,中國的供需矛盾已經嚴重激化,中國經濟無可挽回地進入全面衰退。
下筆寫大蕭條,感到壓力沉重。如果,大蕭條在即,中華民族將經歷自1840年以來最嚴峻的考驗。深重的經濟危機,一定會帶來深刻的社會巨變。
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一般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間發源於美國,並迅速波及全球許多國家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大蕭條,有如下特徵。首先,製造業率先開始衰退,1929年美國整個工業的開工率只達到80%(與今年中國工業狀況相同);其次,投資開始銳減,(用1958年美元計算)全美投資額從1929年的404億美元降為1930年的274億美元,進而減少到1932年的47億美元。投資的縮減導致了企業大規模的破產和失業率大幅度攀升。
大萧条的可能性經濟衰退 (Economic Recession)的極端狀態通常被稱為大蕭條。經濟衰退在經濟學中,是指一個商業萎縮的時間週期,期間經濟活動普遍放緩。宏觀經濟指標表現為,如GDP下降、就業水平下降、投資支出減少、產能利用率下降、家庭收入增長下降、企業利潤下降和通貨緊縮、破產大幅度增加和失業率迅速上升等等。經濟統計學家Julius Shiskin在1975年《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提出了經濟衰退衡量指標,其中之一是「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兩個季度下降」(中國已連續兩年出現這種狀況)。此後,其他檢測指標也逐漸引起重視。比如,連續12個月1.5%的失業率上升(中國的失業統計尚未表達此種趨勢)。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商業週期委員會通常被看作是定義美國經濟衰退的權威。NBER的定義為:「整個經濟顯著下降,持續時間超過數個月,通常可見於真實GDP,真實收入,真實就業。」請注意,這裏「真實」的含義,並非現行統計局數據。一般而言,大蕭條可能引發各種事件,如金融危機、外貿摩擦、不利的市場供給或經濟泡沫破滅。各國政府應對經濟衰退,通常採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如增加貨幣供應數量(所謂的QE),增加政府支出和減少稅收等等。
應該怎麼區分「經濟衰退」和「經濟蕭條」呢?一個比較慣常的方法是觀察真實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化趨勢。任何經濟衰退期,真實國內生產總值下降超過10%,就可視為「經濟蕭條」。而「經濟衰退」中的經濟下跌卻不會那麼嚴重。按照這一標準,1937年5月至1938年6月發生的美國經濟蕭條中,實際GDP下跌了18.2%。如果使用這種方法計算,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可分為兩個不同的衰退階段:第一階段,1929年8月至1933年3月經濟出現嚴重蕭條,實際GDP下跌了近33%,而後是一段恢復期;接下來第二階段是1937年至1938年,經濟衰退的程度相對較小。二戰之後,美國經濟就再沒有出現過近乎「經濟蕭條」的階段。事實上,2008年全球經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經濟衰退。然而,由於各國政府汲取了1929年至1933年大蕭條的教訓,採取了刺激性的經濟政策,才避免了大蕭條的再次出現。尤其是中國,為了救助全世界,啓動了「四萬億」刺激經濟計劃,吸收了全球的剩餘通貨,並提供了超級廉價的現貨,中國以古今中外難以理解的偉大犧牲阻止了大蕭條在美歐的肆虐。
然而,全球大蕭條產生的原因依舊存在,至少這些原因在中國依舊存在。中國今天面對的問題是,有效遲滯了大蕭條的到來,卻沒有解決可以產生大蕭條的原因。在中國,大蕭條產生的一切條件日臻成熟,新的刺激經濟政策將導致供需矛盾進一步惡化,新一輪的大蕭條或者以更猛烈的方式在中國出現。在中國人爭取來的寶貴時間中,美國人在積極調整,歐洲人在積極調整,日本人在積極調整,唯有中國人拒絕進行調整。一個號稱崛起的民族,其實正在華麗的泡沫中沉沉地倒下。
供需矛盾激化導致大蕭條
筆者大體認同費雪對大蕭條原因的梳理,從形式上看確實是供需矛盾激化導致了大蕭條。關於供需矛盾,筆者同意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基本判斷。由於特定時空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急劇增加的剩餘價值總是不能轉化為國民消費,以致於資本急劇聚集形成投資的過度膨脹(所謂的泡沫),一旦市場開始意識到供需嚴重失衡,經濟體系會立刻陷入全面的通貨緊縮,無法遏制的大蕭條就必然降臨了。伯南克們,汲取了大蕭條的技術層面的教訓,他們為了扼制惡性通貨緊縮,通常會採取量化寬鬆的模式。但是,這僅僅是金融技術上的一隅之見,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國民消費嚴重不足,這是真真切切的社會分配問題(資本主義痼疾)。
歷史地看,美國走出大蕭條,是羅斯福新政中大幅度增加國民福利的措施(本質上是一場社會主義改革)。當然,最終全球解決供需平衡問題,是通過一場慘烈的世界大戰來解決的。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對大蕭條缺乏起碼的認識和足夠的重視。2008年的倉皇應對完全是被美國誤導下的錯誤選擇。到了2015年,中國的供需矛盾已經嚴重激化,中國經濟無可挽回地進入全面衰退,局部地區甚至已經出現嚴重衰退(東三省已經率先進入蕭條)。管理層本應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已經激化的供需矛盾,但很遺憾,管理層依舊無法擺脫美國的政策捆綁,再一次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實際上,中國再一次採納了伯南克的建議,採用了美聯儲提供的金融刺激方案,還是變相推出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所謂的定向寬鬆和再貸款流程)。
筆者確定,管理層尚不明白,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必然扭曲人民幣匯率。意思是,人民幣實質購買力迅速下降,人民幣名義匯率嚴重高估(人民幣正在與外匯儲備脫錨),人民幣資產泡沫將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海外資本和本土權貴正在迅速撤離中國,中國將進入通貨極度緊縮的大蕭條模式。
筆者必須指出,這就是蘇聯解體的2.0版本。人民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信用基礎,人民幣崩潰將導致政治經濟體系的徹底崩潰。
大蕭條,最深層的原因來自於劣質資本主義的邪惡,我們可以將此邪惡定義為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貪婪。請中國人明白,此邪惡有時候會被御用學者專家刻意褒義,例如我們聽到的關於改革開放的美好描述。事實上,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就是國民相對收入的不斷減少(導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最終導致了消費與供給的深刻矛盾。回到中國現實中來,就是以超級地租和社保收費構成的廣義稅賦急劇增長(兩隻老虎跑得快),管理層配合權貴和境內外資本劫掠了國民福利增長,最終導致了國民整體消費的增長與國家供給能力產生了深刻的矛盾。現實是冷漠而殘酷的,管理層不願面對現實,他們總是編織一些美麗的故事,必然會採取伯南克所提供的措施。請記住如下的話語:寬鬆的貨幣政策,就是向窮人課稅;緊縮的貨幣政策,就是向富人課稅。以債代稅,就是推進人民幣崩潰。
那麼,如果大蕭條近了,我們還有挽救的措施嗎?答案是明確的,辦法總是有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管理層。在中國,你如果說,伯南克的邏輯不適合中國國情,你將遭到幾乎全體教育、學術、媒體的批判。因為,在中國,這已經不是學術,這是一種官方強制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說服管理層之前,你必須說服中國的全體精英。問題在於,中國精英,是極度扭曲的社會分配結構的受益者,改變這個扭曲的分配結構幾乎等同於一場革命。超級地租問題就是一個例證,中國精英怎麼會沒有知覺呢?但是,針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任何課稅都無法立法。房產稅立法,也要拖到2017年之後,也就是要等到大蕭條之後了。說服中國的精英,這真的有可能嗎?
管理層對大蕭條沒有風險預案
目前,中國經濟形勢之嚴峻遠遠超乎老百姓的想像。筆者斷言,按任何標準測算,中國都已經進入嚴重衰退。筆者確認,在未來18個月內,中國以美元計價之GDP,將出現超過10%以上的跌幅。也就是說,中國可能率先進入大蕭條的狀態。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層並沒有應對大蕭條的風險預案。或者,可以換一種說法,管理層正在將對付大蕭條的財政金融資源浪費於虛妄的「修復過程」。你很難跟一個瘋狂的病人家屬討論治療問題,他們現在更願意聽到關於經濟復甦的謊言。所以,最高決策者,一直將強刺激下的增長,當作經濟全面復甦的徵兆。當他們說正處於「修復過程」的時候,他們是真誠的。他們真誠地將迴光返照當成復甦了,他們願意加強刺激以強化「復甦」的效果。他們的「真誠」,恰恰斷送了最後調整的機會。甚至,恰恰是南轅北轍的錯誤判斷,葬送了未來解決問題的最後資源。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的誤判導致了沖天的資產泡沫,那些原本戀戀不捨的華資和本土資本也必須背井離鄉了。
關於這悲催的事實,筆者確信中國的競爭對手是非常清楚的,這也是為什麼TPP這種如此艱難的貿易談判可以神速達成。中國的專家學者竟然無視美國最新版的「門羅宣言」。TPP和TIPP形成了潛在的太平洋同盟和大西洋同盟,新冷戰的格局漸趨成形了。不客氣地講,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為中國倒下做前期準備了。以致於,「一帶一路」,有聲音而無動靜,變成了風頌的經幡了。
歷史地看,資本的邪惡必然導致經濟危機。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治理者一直在嘗試將經濟危機向境外轉移。所謂「熨平經濟危機週期」,都是以犧牲它國的經濟利益為代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連續的戰爭行為都與經濟危機有關。其中,八十年代的拉美危機,九十年代的蘇東解體,也都是美國經濟危機轉嫁的結果。2000年後,美國一直在尋求突破口,這個突破口無疑就是中國。而突破的節點一如既往,就是掏空一些國家本幣的幣值,以貨幣崩潰引發政治經濟崩潰。中國缺乏大師級經濟問題專家,從最高決策者到普通百姓並不明白,貨幣崩潰就是徹底消滅有效需求,消滅需求將導致供給方向境外轉移,從而有力地幫助對手再工業化。
其實,筆者已經說過多次了,中國的應對策略非常簡單,就是誓死捍衞人民幣幣值。任何掏空人民幣幣值的行為,都將被視同為叛國行為。須知,人民幣幣值代表了最後的國民有效需求。人民幣幣值出現問題,中國供需矛盾將迅速惡化。所以,着手點非常清楚,中國並不需要什麼長篇大論的反大蕭條策略。
請牢牢記住:必須立刻終止旨在掏空人民幣幣值的所有金融改革,就算是以人民幣國際化名義進行的一系列涉及人民幣的改革和創新行為,也必須立刻終止。必須立刻開始旨在增加國民福利的系列財政改革,所有針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立法,必須立刻展開並立刻開始以行政命令試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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