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文革何以必敗 ？

政治藝術成功的不二法門，就是爭取最多盟友打擊最少的敵人。但是文革運動導致階級敵人越鬥越多，毛澤東的文革失敗於此。

據《毛澤東年譜》，毛澤東晚年曾經多次總結平生，總是說自己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革命戰爭，打敗日本和蔣介石。二是文革，但是這件事沒有做完。因此念念不忘，念茲在茲。

其實毛澤東還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領導中國由傳統社會邁向工業化，也就是從建國後到文革爆發前的17年經濟建設。

但是對此，毛澤東晚年卻鮮少提及。為什麼？

因為在工業化問題上，毛澤東與第一線領導人劉鄧周等發生了多次激烈的衝突和鬥爭。而這種衝突和鬥爭，則正是致使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經濟導因。

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確為開天闢地之神武偉大人物。

毛澤東總結的十大軍事原則為中心形成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幾乎戰無不勝。

在延安時期（1942以後），毛澤東總結了共產黨早期鬥爭失敗的慘烈教訓。


毛澤東提出必須牢牢把握三大法寶——“黨與軍，群眾路線，統一戰線”，以紮根農民、農村為基礎，以農村包圍城市。在黨內團結各山頭，在黨外結最大最廣泛之統一戰線，成功爭取到黨內外、國內外大多數力量的支持，從而勢如破竹，奇蹟般地通過3年解放戰爭，迅速奪取全中國。這就是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

但是建國後，毛澤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無往不勝而驕傲。其後毛澤東自信滿滿，經常獨逞聖智，乾綱獨斷，縱容個人迷信。

在經濟發展路線上，毛澤東主張以重、化、國防工業為先導，高積累，快速度——搞大躍進。在農業上，搞集體化、公社化，禁制自由市場經濟。

正面結果，毛澤東經濟路線使得中國在建國僅僅20年左右即快速、初步實現工業化，建立起一個基本完備的工業體系。正是這一工業體係為中國在改革開放時代成為世界工廠，提供了技術力量和工業基礎。

但負面結果，也導致了對農民的殘酷剝奪，全國百姓民生困苦。

對於民間的不滿，毛澤東以不斷發動意識形態批判運動來壓制。 1957年所謂“百花”和“鳴放”運動，實際即將開啟一場政治大辯論。但初見其萌芽，毛澤東立即改變初衷，轉放為收，引蛇出洞而痛打之。用打擊右派的方式遏阻了黨內外一切反對的不同聲音。

而此前，毛澤東從批判電影（清宮秘史、武訓傳）到評論小說（紅樓夢）為題，不斷發動思想批判運動。通過思想政治鬥爭和所謂的“思想改造”，一次次、一片片、一層層地打擊知識分子。直到反右鬥爭而把數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並株連九族。此後，從黨外到黨內，道路以目，無敢直言者。

毛澤東將主張走不同經濟發展路線的領導人視作走資派、官僚主義階級，把異議思想分子作為階級敵人、資產階級分子，為此發起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文革開始後，社會中蘊育積累的各種不滿，自下而上被瞬間引爆，民眾遂群起攻擊“走資派”。許多民眾對官員特權不滿。毛澤東利用這種不滿，釋放官民矛盾，結果一下子打倒幹部之95%，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大分裂。

文革十年時間，高層內鬥不已，國內動亂，幾度瀕臨“全面內戰”。

隨著鬥爭運動的深化，反對毛澤東的政治對手和敵人越鬥越多——以至包括“最親密戰友”（林彪）、舊日袍澤（劉少奇），資深政治盟友（朱德、陳毅​​、譚震林、葉劍英輩），竟一個個不斷被批判而成為政敵。

文革整肅，殘酷無情，凡被作為反對毛澤東之政敵者，無論其往日功勳，多死無葬身之地（如劉少奇、陶鑄、彭德懷、林彪、賀龍、傅連瞕等開國元勳、昔日恩人）——古今中外政治鬥爭及屠戮功臣之慘烈，亦莫過於此。

不僅劉鄧陶，包括彭陸羅楊，王關戚，楊餘傅，陳伯達，林彪，皆於一夜之間即由重臣而成反黨死敵。甚至連身邊多年之親信如康生、汪東興、郭沫若，也皆因政治寒心而誠惶誠恐、心生動搖。

權重一時的忠僕能臣周恩來，一直擔心死後蓋棺不能定論，以至臨死前猶喊冤、寄存資料，焚屍揚灰，難以安心瞑目於九泉之下。

至於共產黨多年忠實盟友如宋慶齡、章士釗、傅作義，則亦皆離心離德，甚至暗懷去國之念。

最後，即便毛澤東之親信佞臣四人幫，也因對權力分配不滿，而對毛澤東心存怨意——結果沒有一個人對於這場運動是滿意的。

 毛澤東後期自己對文革不斷反思，有苦難言。心靈中為眾多無辜冤魂所困，不得不承認對文革須做“三七開”——承認文革至少有三分錯誤。但眾多忠良精英無辜而枉死於文革者難計其數，人命關天，豈一個“三七開”就能了結？

［已故著名作家秦牧首先使用“浩劫”一詞形容文化大革命，他說：“這真是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奔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借“革命”名義以進行。”］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在精神、政治上均慘遭痛擊。後來身惟不治之症，雙目失明，多次借景生情，失聲痛哭。

    毛澤東臨終前已承認對“文革擁護者不多，反對者不少”——文革不得人心。他擔心未來國家有內亂之憂，甚至可能發生血雨腥風。作為一位大政治家，這種最後的政治交代，堪稱對歷史不負責任！

    ［1976年6月15日，重病在身，自知不久於人世的毛澤東，將華國鋒及當時在場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乾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傳》，下冊） ］

    直到毛澤東閉目，文革結束仍遙無盡頭，最終迫使所有反文革的力量聚集集結成統一戰線。

    事實上，就連當時已身居國內第一高位的華國鋒本人也有不安全感，擔心自己接班的政治法理性不足而可能被奪權篡位——這正是他立意抓捕四人幫的根本原因。

     文革十年，社會下層工人多年不長工資，生活普遍拮据艱難。鄉村農民苦於大寨式農奴勞作，缺吃少穿——致使共產黨賴以取得權力的工農階級的人心基礎失去，舉國人心無不思變。

    所以當鄧小平提出平反、整改、大倒轉的逆文革路線，遂得以廣收人心。全部對文革的不滿和憤恨，最終都集中於針對高舉極左意識形態的小集團四人幫身上——文革的徹底失敗，乃是當時歷史趨勢的必然。

    一言以蔽之，文革之失敗就在於毛澤東晚年政治舉措發生昏亂失智和重大失誤，致使國內敵人越鬥越多。 1976的天安門事件反映了這種民怨沸騰的局面。

   1975年毛澤東曾私下悲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他已經知道，民心如此，任何強者逆之也已絕無不敗之理。

    ——悲夫！

   【在文革浩劫中究竟整死了多少人？迄今缺乏可靠的統計。但是舉國上下，從中央高層核心機構（如劉少奇、賀龍、陶鑄、羅瑞卿、田家英、王良恩），逐級下行到各部委、大中小學校，再到城鄉基層的每個街道、每個鄉村，幾乎都有5%以上的人作為牛鬼蛇神遭受批鬥以至慘遭私刑，以至非正常死亡或者不堪忍辱而自殺的。由於各種原因，目前既有的任何統計都是相當不完備的。有的文革研究者保守估計，“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可能近於700萬人，受到迫害的人，​​即使按照低於1%計算也可能達到數千萬人。實際上當時對壞人的估計比例是總人口的5%。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宣布：中央經過兩年七個月的調查，核實“文革”有關數字是：七百四十五萬人受迫害，四百二十萬人被關押審查，一百七十二萬八千人自殺，單高級知識分子被逼跳樓、上吊、投河、服毒的死亡人數達二十萬人。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被“從重從快”判處死刑的“現行反革命”有十三萬五千餘人，武鬥死亡二十三萬七千人，七百零三萬人傷殘，七萬一千二百個家庭徹底被毀，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萬人。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遭受殘酷迫害的人高達一個億(佔當時全國總人數的九分之一)，含冤致死的人數超過兩千萬，造成八千億人民幣的經濟損失，使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 】

  附註：我研究文革多年，以上所述每一句話後面都有無數史實、史料為證據——絕非信口妄言。關於我的文革研究，初稿曾經於2003年網絡發表，不成熟觀點謬種流傳，以至許多不成熟觀點為許​​多後繼論者所剽襲，藉此糾正舊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