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福布斯》雙週刊網站2月11日刊發題為《本世紀仍屬於中國嗎？ 》的文章稱，對比中美崛起過程認為，這個世紀可能仍是中國世紀，只是這個十年不是中國的十年。 全文如下：
新世紀才開始十幾年，而最近當人們言必談及大洋彼岸那個新貴國家的急速經濟增長時，風險已開始顯現。 此刻究竟是該投資這一新興經濟體，還是最好靜待天時？
不，這不是2016年的中國，而是1916年的美國。 那時，這個前歐洲殖民地正進入經濟快速增長期，令人精疲力竭的內戰剛剛結束50多年。 美國世紀已經開始。 儘管一戰席捲歐洲大陸，但美國尚未加入戰鬥。
當時，歐洲某國首都的投資者或許已經研究了大洋彼岸這個快速增長的國家，並且困惑於是否該對它投資。 那時候，道鐘斯指數剛剛破百，曼哈頓優質地產的售價大約是每平方英尺10美元。
1916年的美國已完成了耗資巨大的巴拿馬運河專案，連接了兩大洋，建立了境外海上統治權，正如中國希望通過其雄心勃勃而又優雅精緻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基礎設施計畫以及在南中國海不那麼優雅的權力爭奪實現的目標一樣。 同中國共用海域的國家對中國在那裡的活動深感不快，就像當年鄰國對美國對外擴張的感受一樣。 奧巴馬政府一開始就反對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計畫，並準確無誤地將之視為主要由美國領導的世界銀行的競爭對手。
美國人還不失時機地抨擊中國的衛生和安全問題，指出工廠存在侵犯人權的現象，批評溫州高鐵事故以及最近深圳的滑坡事故。 而在1911年，由於工廠主為防工人溜號鎖死了大門，145名美國窮人在紐約三角女士襯衫廠火災中被活活燒死。 1904年，1000多人在「斯洛克姆將軍」號蒸汽船火災事故中死亡，當時這條船上的安全設備已經年久失修。 美國在其增長世紀開始時常常是個危險之地。
2016年的中國遭到的另一個抨擊是其腐敗的程度，懲治腐敗是本屆政府的目標之一。 在美國，1916年時坦馬尼協會對紐約市事務的壟斷開始被削弱，但直到約20年後當選市長的拉瓜迪亞才最終結束了腐敗政治機器的統治。
你可以希望當今世界普遍享有高規格的衛生和安全標準以及誠實的政府行為，但問題的關鍵不是提出道德等價，而是要指出：新興經濟體是混亂的，正如美國崛起的歷史所明明白白地詮釋的那樣。
那麼，1916年歐洲對新崛起的美國經濟的投資怎樣了呢？ 100年後的數位顯然相當可觀：道鐘斯指數目前在16000點左右，可與當初相比的曼哈頓地產的售價每平方英尺則高達1000美元以上。
不過歐洲的投資必須歷經波折才能倖存：美國加入一戰、1929年華爾街崩盤、大蕭條，直至二戰後進入始于上世紀50年代的戰後長期增長。 在30多年的風雨飄搖之後，美國社會才基本平靜。 此後，美國又經歷了種族動亂、都市衰敗、互聯網泡沫破裂、9·11恐怖襲擊和全球金融危機。
究竟中國是註定會像美國在20世紀的增長軌跡那樣發展呢，還是像人們所言的巴西那樣，是「未來之國且永遠都將是（未來之國）」呢？ 如果你看好中國，那麼你認為現在的中國會像1916年的美國那樣繼續增長，但距離穩定增長期仍需幾十年的歷程呢？ 還是認為中國更像1946年的美國，已經渡過難關，隨時準備起飛？
中國經濟目前的動盪及其面臨的無數挑戰，從衛生和安全到不盡如人意的政府可信度，都不是什麼新問題。 事實上，這些恰恰是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面臨的極其典型的問題，而且完全可以解決。 山窮水盡才能柳暗花明。 因此，考慮到可能發生短期動盪，從根本上講長期戰略才更加明智。
這個世紀可能仍是中國世紀，只是這個十年不是中國的十年。
資料圖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延伸閱讀】哈佛教授：21世紀是中國世紀 但本世紀並非只有中國
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柯偉林教授（WilliamC.Kirby）
人民網北京1月26日電 25日，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柯偉林教授（William C. Kirby）作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論壇，以「‘和平崛起’的中國能領導世界嗎」為題發表演講。 柯偉林指出，中國正處於歷史發展的最佳戰略機遇期，基礎設施、創業和教育這三個支撐國家發展的關鍵領域發展都非常迅速。
柯偉林認為，「21世紀將是‘中國世紀’，但是這個世紀裡並不只有中國。 ”
談中國崛起
「中國處歷史最佳戰略機遇期」
「早在100年前孫中山先生的年代，就有人寫《中國的世紀》、《崛起的中國》、《龍的崛起》這類書。 現在也有《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向何處去》，認為21世紀是‘中國世紀’。 是的，中國自20世紀保衛國土、打敗日本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以來，就逐漸成為世界強國。 」柯偉林說。
柯偉林認為，中國正處於「黃金十年」，是歷史最佳的戰略機遇期。 沒有敵人，沒有任何國家威脅中國的安全。 過去三十年，這種和平環境始終是中國繁榮的基石。
「21世紀將是‘中國世紀’，」柯偉林說，「但是這個世紀裡並不只有中國。 ”
談基礎建設
「中國高鐵的發展令人瞠目」
柯偉林稱讚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成績斐然。 他說，早在1921年，孫中山先生就提出了打造「中國鐵路系統」的設想，計畫修建覆蓋全中國的鐵路線路。 這一計畫在當時可能過於遠大甚至脫離現實，「但在今天的中國，這一設想已經實現」。
柯偉林還對比了中美鐵路系統情況：「100年前，從紐約到波士頓需要4個小時。 100年後的今天，從紐約到波士頓還是需要4個小時。 而中國高鐵的發展令人瞠目，從北京到上海只需4小時55分。 北京地鐵2000年時只有兩條線路，而截至2014年12月，北京已有18條地鐵線路。
談創業與教育
「中國崛起需要教育支撐」
除了政治領袖，柯偉林認為，企業家是一個國家發展的中堅力量。 因此，創業精神對於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他特別提到了創辦正大集團的華裔實業家謝易初和謝少飛兄弟，創辦中國企業家論壇的陳東升和引領網路革命的企業家馬雲。
柯偉林還著重探討了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並用資料證實了中國教育的發展。 他指出，1977年恢復高考後，中國教育獲得了新生。 1990年時，中國有200萬大學生，到了2007年，中國已有2300萬大學生，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培養出3600萬大學生。 據統計，中國目前有2億人接受過高等教育，「這個比例是很高的」。
柯偉林說，現在在中國常常能看到國外名校的身影，如昆山-杜克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等，這都充分說明中國大學正與國外大學加強合作，致力於發展教育。 「百年前，清華大學是將優秀的中國人送往國外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 而百年後的今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年輕人來到清華大學學習如何成為世界領袖，」柯偉林說，「中國教育的發展不論是在‘質’還是在‘量’上都是發展最快的。 ”
柯偉林認為，一個國家的教育水準與領導力是相互關聯的，英德兩國在世界上獲得領導力的同時就伴隨著教育的興盛，而中國的崛起也必然需要教育的支撐。
談中國經濟「新常態」
「中國需要提升發展品質」
對中國總理李克強近日的達沃斯之行，柯偉林同樣予以了關注。 他對中國經濟前景表示樂觀，並認為：「中國總理在達沃斯談到的‘新常態’是一個新的提法，中國經濟無疑會繼續發展，中國需要做的是提升發展品質。 ”
柯偉林指出，如果中國更多地關注社會保障，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將政策向最貧窮的那部分人傾斜，讓他們也變成消費者，那麼中國經濟必會步入更高發展階段。
柯偉林簡介：
柯偉林教授（William C. Kirby）是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中國基金會主席，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 柯偉林師從美國第一代「中國通」費正清教授，是國際知名的中國史學專家，曾發表著作《中國能領導世界嗎？ 》（《Can China Lead?》）。
（實習生 徐鶴）
（2015-08-03 20:10:01）
《參考消息》記者文史哲3月5日報導 對於「中國世紀」的提法，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法蘭克福大學經濟理論史終身教授貝爾特拉姆·舍福爾德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美國是難以逆轉的趨勢，但中美在居民富裕程度上的差距依然巨大，而這也是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潛力和空間所在。
中國經濟超美難以逆轉
《參考消息》：您認同世界從2015年開始進入「中國世紀」的說法嗎？
舍福爾德：用購買力平價來比較不同國民經濟總量的方法比較常見，也具有客觀性，不過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有一個很顯著的問題，就是不同國家的國民有不同的商品需求或對同一商品的需求程度並不相同，此時的價格就沒有足夠的可比性。
總體而言，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一國經濟的發展程度已經受到很多批評，因為這樣的指標難以反映出經濟發展給社會帶來的福祉。 例如，GDP計算了軍事開支，但沒有計算環境、生態的損失，也很難反映出個人生活的品質。
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美國是難以逆轉的趨勢，以不同的方式計算，可能超越的時間點不同，但沒有太大必要確認一個準確的時間點。
經濟規模的總量顯示出國家的實力，但人均收入水準更能反映出一國人民真正的富裕程度。 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大約4倍，即使經濟總量相等，中國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國人的1/4，居民富裕程度的差距是中美經濟的主要差別，也是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潛力和空間所在。
《參考消息》：那麼，您認為世界輿論場為什麼會一再出現「中國世紀」這一說法？
舍福爾德：有這個提法可能還是受到近現代以來世界權力中心變遷歷史的影響。 當年世界的經濟中心從西班牙、葡萄牙轉移到荷蘭，再到英國，後來是美國。 所以現在人們猜測下一個世界經濟中心將是在中國。 但這麼類比是否合適呢？ 我是有點懷疑的。
《參考消息》：您認為中國迅速增強的影響力從何而來？ 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主要的發展優勢在哪裡？
舍福爾德：一方面，來自中國本身強勁增長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也許與中國在世界上尋求資源相關，比如中國在非洲的戰略就讓人印象深刻。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可能是唯一從「借鑒型經濟體」發展為具有獨立研發創新能力的經濟體的國家。 另外，中國的國內市場之大也是他國難以比擬的。
培育具世界競爭力行業
《參考消息》：要想實現真正的「中國世紀」，中國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舍福爾德：從德國的經驗來看，尤其重要的一點是應在發展過程中培育出本國具有世界競爭力的行業，這樣才能支撐經濟的長遠發展。 當年德國依靠規模效應取勝的行業，幾經升級換代，成為德國在世界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的支柱行業。
對於中國來說，居民對提升生活水準的消費品還有很大的需求，而且中國還有很大的空間來採取措施滿足這種需求，這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主要動力。 另外，中國規模經濟的紅利並未完全用完，而且經濟發展地區不平衡，中國政府的做法是將之前東部發達地區的生產能力轉移到中西部，令中西部的居民富裕起來，這是一種比較好的方式。
另外，我認為要出現世界的「中國世紀」，首先得在亞洲形成「中國世紀」，文化是一方面，另外也意味著亞洲要在擺脫美國干預的條件下開啟和平的融合進程。
《參考消息》：那您覺得美國將會如何面對中國崛起，中美兩國在未來會和平共處嗎？
舍福爾德：中國的經濟崛起是不容置疑的，中國、美國、歐洲、俄羅斯這些大型經濟體在原材料、環境問題等方面的矛盾會越發突出，因此更需要互相對話、合作來解決問題。
《參考消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明顯放緩，而美國經濟復蘇勢頭強勁，您怎麼看中美兩國的經濟發展趨勢？
舍福爾德：當前中美經濟相比較，美國的一大優勢是其科技發展的活力，這一點美國至今領先世界。 但中國的原創能力也越來越強，潛力非凡。 實際上，目前中國的發展階段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德國、義大利等國很相似。 那時德國經濟已經起飛，但人均收入和福利程度都不及美國，德國主要依靠鋼鐵、汽車和機械製造業發展規模經濟，最終縮小了和美國的差距。
《參考消息》：您認為中國的發展對於德國和歐洲意味著什麼？
舍福爾德：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德國和歐洲是有好處的。 但由於歐洲內部各國與中國經濟的關聯度不同，如果中國的影響力過於強大，也有可能導致歐盟內部就對華政策出現分歧。
（2015-03-05 15:50:00）
參考消息網2月1日報導 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1月31日刊登《中國的超級大國命運中的美元與美分》一文，作者為美國國家利益中心初級研究員凱爾·丘奇曼。
文章稱，中國的崛起催生了一大批書籍宣稱中國經濟模式優越而西方隨之衰落。 最顯著的例子是馬丁·雅克的2010年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紀的終結和全球新秩序的誕生》。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孔誥烽在《中國熱潮：為什麼中國不會統治世界》一書中提出了另一種說法來校正這種誇大其詞，與之觀點類似的書還有沈大偉的《中國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國》和喬納森·芬比的《中國會統治二十一世紀嗎？ 》。
孔誥烽著重分析了有關中國發展軌跡的四個流行看法：中國將謀求挑戰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地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憑藉其優越的經濟模式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中國正挑戰美國宣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中國的快速發展正逆轉全球不平等現象。 總之，孔誥烽認為，前三個看法並沒有現實依據，而最後一個聽起來真實可靠。
文章稱，關於為什麼中國不會挑戰美國的地緣政治主導地位，孔誥烽的依據很簡單，那就是美元在世界經濟中的霸主角色。 中國購買美國債券並用美元結算大多數對外貿易，這使美元得以長久穩居全球主導地位。 此外，中國利用美國國債來壓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而增強其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因此，孔誥烽認為，中國由於同美國的地緣政治對立而大量拋售美國債券是「匪夷所思」的。
他強調，假如中國想轉變其出口型增長模式——他判斷這在近期和中期內不大可能——才會減輕對美國國債的「嗜好」。 再者，儘管中國政府正努力使其貨幣國際化，但在實現完全可兌換之前，人民幣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可能性很小。
從根本上講，孔誥烽認為，鑒於其在現行體制中的利害關係，中國逃脫不了這個所謂「美元陷阱」，因而不會尋求在地緣政治上挑戰美國。
文章稱，孔誥烽的確在書的最後一章提出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局限性。 在他看來，讚譽中國必然會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的觀察人士忽視了調整中國經濟使之逐漸側重國內消費這一困難重重卻必須完成的任務。
對於中國據說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挑戰，孔誥烽的觀點是：中國並未挑戰這樣一個全球自由市場體制，因為它是其最大受益者之一。 中國前不久牽頭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以及後者類似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應急儲備基金，這些絕不會顛覆佈雷頓森林機構，但可能會削弱其影響力。
（2016-02-01 12:30:46）
參考消息網2月1日報導 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1月30日刊登《東亞國家真的在美中之間玩避險策略嗎？ 》一文，作者為國立澳大利亞大學國際關係學講師達倫·利姆和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紮克·庫珀。
文章稱，「避險策略」是當今討論東亞安全最常用的術語：與中國保持經濟和政治接觸，同時加強與美國的安全關係，通常這種策略被稱為避險策略。
各國都希望與中國保持經濟和政治接觸，這不值得奇怪。 因為這樣做可以用最小的代價獲取顯而易見的好處。 但這幾乎沒有觸及當今的核心安全問題，比如，一旦發生意外——美中爆發戰爭，應當支援誰。
文章稱，與華盛頓結盟可以獲得世界最強軍隊的支援，但同時該國也因此置於北京的對立面。 結盟的代價是失去實行獨立靈活的安全戰略的自主權，因為結盟需要按照美國防務政策調整本國的政策。
因此，當一個國家兩面下注時，它力求在涉及結盟選擇方面發出含混信號，以保持自主權。 按照這個定義，避險策略需要付出高昂代價，因為立場含糊不清就不能獲得明確與美國或中國結盟所能獲得的保護。
文章稱，在這種情形之下，東亞地區的多數國家似乎都沒有採取避險策略，而是與美國結盟。 美國的盟友——包括日本、韓國和菲律賓——沒有兩面下注。 這些國家不可能在不損害聯盟健全的前提下實行模棱兩可的結盟。
另一批常常被錯誤地歸為實施避險策略的國家是那些與北京存在重大領土爭端的國家。 通過明確表示捍衛領土要求的決心，諸如日本、菲律賓和越南這樣的國家與中國對抗，放棄了自主的可能性。 以這種方式反對中國自然將它們領上了一條與美國密切結盟的道路。 隨著中國的領土爭端的範圍加大和嚴重程度加劇，哪怕曾經是美國的敵人——越南——現在也希望與之建立較密切的關係。
文章稱，亞洲鮮有真正兩面下注的國家。 如果一個國家是美國的條約盟友，或是與中國有領土爭端（或二者兼而有之），其安全戰略一定就是抗衡北京。 其餘的亞洲國家——顯然包括新加坡和印尼的一小批國家——是能保持自主的為數不多的國家。 它們或許可以定義為採取避險策略的國家。
這表明美國的地位比它有時宣稱的要更強大一些。 儘管一部分東亞國家採取避險策略，既不與美國也不與中國結盟，大部分國家仍然做出結盟決策。
文章稱，即使中國的相對實力不斷加強，美國在東亞的聯盟和夥伴關係很可能趨於深化。 中國的機會主義和高壓行動，特別是看起來威脅到領土現狀的行動，比如在南中國海存有爭議的區域修建軍事哨崗，很可能加劇這些國家與美國結盟的趨勢。
（2016-02-01 11:59:49）
參考消息網1月26日報導 韓國國家競爭力調研機構——韓國產業政策研究院（IPS）和國家競爭力研究會（NaC）26日發表的「2014-2015年IPS國家及地區競爭力研究報告」顯示，韓國排第15位，中國內地和日本分別排第18位和第19位。
據韓聯社網站1月26日報導，本次報告由IPS、NaC和中國北京大學國家競爭力研究院等四個機構共同發表，根據低成本戰略和差別化戰略這兩個主要競爭戰略的類比運行評價各國競爭力。 新加坡、瑞士、丹麥、加拿大和中國香港依次排名前五。
從2005年起，在韓中日三國中日本位居前列。 2010-2011年，韓國首次超越了日本。 2011-2012年，中國也趕超了日本。 令人憂慮的是，從2011年起，韓國出現下滑趨勢。 參與研究的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教授文輝昌表示，2012-2013年，韓國國家競爭力亮起了紅燈，而今年這一擔憂成為現實。 這與排名上升的日本形成鮮明對比。 韓國今後在三國中墊底的可能性極大，因此提升創意能力、提升差異化競爭力是迫在眉睫的課題。
韓國產業政策研究院與國家競爭力研究會從2001年起每年發表「IPS國家競爭力研究報告」。 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和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5月和9月發佈的國家競爭力報告不同，IPS國家競爭力研究報告從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角度進行國家競爭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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