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來，何新先生由西方共濟會研究而轉入希臘偽史考證，並擴及於小亞細亞、羅馬帝國、古中東史、基督教史、英國歷史、印度歷史以至整個西方偽史之考證，逐步揭開和拆穿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所虛構偽造的一幅幅詭異神秘、顛倒黑白而秘不示人的世界歷史之圖景。
而《希臘偽史考》及其續考則是何新先生近年出版的極其重要的歷史著作。
筆者認為，這兩本書在二十世紀初葉以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巨大意義。這是因為，《希臘偽史考》是一部徹底推翻“西方文明中心論”、顛覆晚清以至“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也包括第三世界國家知識精英）的世界史觀念體系的批判性著作。與“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精英喜歡“言必稱希臘”一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喜歡奢談“啟蒙運動”、“啟蒙與救亡”、“文藝復興運動”，但事實上迄今為止，唯有這部書才是從根本上脫離西方價值觀念和歷史體係而對中國人進行真正的思想啟蒙之作。
這本書的意義，不僅在於初步探溯了西方歷史之本相，而且必將引起現代和未來中國人對博大精深的華夏曆史文明的重新思考。
早期何新即對古希臘哲學深感興趣，作過深入研究。但在近年通過共濟會問題的研究後，何新乃發現“古希臘哲學”這一概念卻是極為可疑的——事實上是，無論地理上的“古希臘”抑或歷史上的“古希臘文明” ，皆純屬子虛烏有的彌天謊言。
那些人們熟知的古希臘哲學家，其實絕大多數是近東小亞細亞半島的亞裔人士，而根本不是什麼古希臘人。近代共濟會組織及其體系下的思想家為歐洲白種人民族尋找和創樹文化傳統，有目的、有意識、有計劃地憑空虛構出一個“古希臘文明”和“古希臘哲學”的概念。
何新指出：構造虛幻的古代希臘概念，一是基於一個偽造的歷史——距今3000年前的雅典希臘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跨越歐亞非三大洲的古代希臘航海殖民帝國。二是基於一個地理認知的混淆——把小亞細亞地區的古代希蘭地區混同於希臘半島地區。這一文化嫁接和文明認親運動，自然也包括譜系驚人完整而明晰得過於離譜的所謂古希臘神話體系的砲制。
如果說，早期何新是一個對“古希臘文明”不持疑議的自由主義者（例如《中西學術差異：一個比較文化史研究的嘗試》、《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從近年出版的兩部史著看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危機》），中期何新是華夏文明與歐洲文明並重的新保守主義者，——那麼通過晚近以來何新進行的共濟會研究和希臘羅馬偽史的批判之作，則實現了他在歷史和學術上對“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徹底顛覆，標誌著他已成為一個純粹而堅決的文化民族主義者。
初看起來，《希臘偽史考》是何新共濟會研究直接導生的一個結果。然而，如果回顧何新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歷程，我們卻不難看出，無論共濟會研究，還是希臘偽史考證，實際都是何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濟、歷史、文化、戰略等各個方面，綜合性、整體性地不斷反思、質疑和揭露西方秘史的必然產物。
這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總體性、系統性和顛覆性的歷史反思。
這種反思，不是故作驚人之談，是由現實而回溯歷史的辯證邏輯思維的又一種體現。何新在經濟學、戰略研究上往往通過歷史而預瞻未來。但這一系列西方偽史研究，卻是從近現代共濟會秘史入手而逆探西方彌天謊言的一種反向考證。證據確鑿，顛撲不破，足以警驚無數曾經和仍然虔誠匍匐於西方文明之前的寡聞無知的中國人。
回顧現代中國歷史，在共產主義革命者中，最早懷疑西方價值觀念，啟蒙和教育中國人民必須粉碎西方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建獨立自主民族思想價值體系的人物--是毛澤東。毛澤東是最具懷疑精神和獨立思維的一位偉大思想家。例如延安整風運動。在意識形態領域，最早發起批判和清算共濟會在華豢養偽學術的人也是毛澤東。例如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發表的《唯心史觀的破產》和建國後對胡適學術思想批判。本人謬以為，批胡主旨不錯，錯在殃及無辜的運動化和政治化）。胡適是美國共濟會會員。當然，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現代革命和建國偉業，毫無疑義的也是對歐美共濟會謀求統治和奴役全人類藍圖的一個迎頭痛擊。
曾經使中國現代革命蒙受巨大損失的“左傾”教條主義，其本質實際上是一種“西方文明中心論”和“歐洲歷史中心論”的曲折反映。它不僅使中國革命走過一條巨大的“S”的彎路，幾乎導致紅軍和中共的覆滅，而且也在長時期內影響了建國後的經濟建設，並且也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深刻影響和主導了中國主流史學的發展。
在著名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毛澤東辛辣批判了黨內那些動不動引經據典“言必稱希臘”，而對於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則“漆黑一團”的西方文明崇拜者。他指出：“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當然，毛這裡所說的“言必稱希臘”是一種泛指，是諷刺那些盲目崇拜歐美的人。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因為“五四”以來，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在新潮精英和疑古派史學的肆虐之下，已經被全盤否定批倒批臭。 “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在這種（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
事實上，毛澤東所批判的這種對於西方的崇拜，不僅是一種華而不實、脫離實際的學風，不僅是對馬克思理論缺乏獨立思考的盲目搬用和教條主義，而也包括對共產國際（實際是蘇聯共產黨）政治權威和斯大林史學哲學體系的膜拜信從。
我認為，博學的毛澤東這種批判的對象，應也包括“五四”胡適以來的親英美的疑古派史學。正是在探索中國革命之路的過程中，毛澤東創建、樹立了他獨立於任何外來理論的政治、軍事、歷史、哲學和文化的思維體系。誠然，在革命戰爭時期，毛不可能有大量時間系統地深入研究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儘管如此，他並沒有像那些自詡為“徹底的布爾什維克”的左派書呆子那樣，削足適履、生搬硬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開始，以我為主，以實踐為標準，逐步探索、確立了主體性、自洽性的思想價值體系，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出發，從最廣大的中國窮苦人民的生存需要出發，從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出發，最終為叩開中國革命勝利之門奠定了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基礎。
由這一思想價值體系所產生的一系列曠古絕世的政治、軍事、文化和戰略的偉大歷史成果，在建國後也一直使億萬中國人（包括海內外）受惠蒙澤至今。作為一種極富民族文化色彩的毛澤東思想，事實上哺育了好幾代的現代中國人（包括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一代），使得他們具有敢想、敢干、敢於懷疑的精神。
而何新學術，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熏陶下產生的一個歷史性產物。
他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中國人“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希臘和外國故事”不僅可憐得很，而且根本上就是對冒牌贗品的崇拜。崇洋媚外者不僅無知於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而且也根本上無知於西方文化和世界歷史。
如果說《諸神的起源》是何新早期學術詮釋華夏文明傳統的尋根文化之代表作，那麼《希臘偽史考》和共濟會研究則是何新學術的一個里程碑。它們是何新學術思想對外研究方面飛躍巨變的標誌性著作。通過大量證據和推考，何新揭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歷史真相：所謂神聖無比、影響全球的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思想啟蒙、英美法資產階級大革命——其實這種西方歷史在世界其他國家未必像中國那樣曾經被不遺餘力地宣傳而婦孺皆知——等等歷史事件，無一不是近代共濟會幕後所隱身醞釀、發動和操縱的一系列歷史變革運動。
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又說：“知識就是力量。”但如果這種歷史是偽史呢？那麼它所產生的就不是智慧，而是令人悲哀的愚蠢，是一系列歷史性的盲動和瘋狂！它所產生的力量，不僅不能推動歷史的進步，反而足以摧毀一個偉大民族的燦爛文明和輝煌歷史。
在西方人把愷撒、亞歷山大、克倫威爾、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羅伯斯庇爾、拿破崙、華盛頓、杰斐遜、富蘭克林、林肯、羅斯福……一個個請進偉人祠、先聖祠而虔誠供奉的時候，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健忘而激進的中國人卻前赴後繼、樂此不彼，似乎就已進入了一個將一位又一位聖人和偉人“請下神壇”的可悲時代。
先是黃帝夏禹，周公孔子，然後是秦皇漢武，下及唐宗宋祖。最後，連不世出的毛澤東也未能倖免。在西化派筆下和疑古派面前，一部曾經燦爛無比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忽然變成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愚昧落後、黑暗殘暴、踐踏人權、扼殺自由、血腥吃人的專制史、暴政史、吃人史。曾經擁有那樣悠久太古的歷史，而產生了無數聖人偉哲、英雄豪傑、能工巧匠和才情橫溢、揮灑自如的文學家、藝術家、史學家、科學家的中國人，在西方人面前，忽然不可思議的變得自慚形穢、不敢仰視、自輕自賤、自虐自殘起來。
相反，在遙遠的西方，則據說早從公元前數千年起，就誕生了必將照耀映徹全人類歷史黑暗夜空的古希臘羅馬文明民主、自由、進步之曙光。這一古希臘文明如阿波羅神般光芒四射，藉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思想啟蒙和資產階級革命而開闢人類走向萬世一統的民主化、自由化、全球化的美妙時代。由此，產生了一個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之神話。這一神話神聖、聖潔、偉大得幾乎家喻戶曉、不容置疑。
但是，正如何新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原本是華夏英雄種族的後裔！
如果說所謂的西方歷史始於舊約《聖經》的話，那麼我們更加古老的《尚書》、《易經》、《周禮》、《春秋》、《史記》不正是一部部記述了中國古典文明的“舊約”之書嗎？現代中國人總是抱憾自己民族沒有一部類似印歐民族的英雄史詩。這是自卑情結，也是數典忘祖。我們要問——難道《左傳》、《國語》、《詩經》、《離騷》、《九歌》、《天問》、《道德經》、《呂氏春秋》、《史記》、《漢書》、《山海經》、《淮南子》、《三國志》、《博物誌》……等等，不正是一部部我們中華民族哲思與文采、現實和浪漫奇異地合為一體的英雄史詩嗎？它們刻於竹簡、書於紙帛，字字確鑿，墨跡俱在，傳承有序，繩繩不絕。
在遠古，既有“法天則地”的中華始祖軒轅黃帝--太陽之帝，也有“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的虞舜聖王。既有“鴻水滔天懷山襄陵”之際，“決九川致四海”而“九州攸同、德流苗裔”的夏禹，也有“憤發文德，天下和之”的周公。在上古，既有不朽的戰略學鼻祖孫武，也有出奇無窮的“戰神”白起。既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屈原（民族主義者），也有“赴湯蹈火，死不旋踵”而欲利天下的墨子（世界主義者）。既有力足扛鼎、橫行天下的項羽，也有運籌帷幄、制勝於無形的張良。既有“絕大幕，臨翰海”橫掃匈奴的衛青、霍去病和“勇於當敵，仁愛士卒”的飛將軍李廣，也有“西極遠蠻”而窮河源、度絕域、探虎穴的偉大探險家和外交家張騫、班超、甘英。既有敢於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的悲劇英雄李陵，也有窮厄瀚海十九年而白首歸漢的偉大愛國者蘇武……
——這是一幅幅何等豪邁浪漫、悲壯不羈而性格豐富、氣質多樣的英雄畫廊。這也是一幕幕為後世李白、杜甫、蘇軾、陸游、辛棄疾、顧炎武等無數詩人騷客所魂牽夢縈，以至現代不苟於贊辭的魯迅，也曾為之傾倒而緬懷的偉大歷史！
讀中國史書，使人驚奇的是，漢唐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具有冒險浪漫精神，絕不同於唐宋以下溫良恭儉、儒質彬彬的書齋式人物。蒯通、陸賈、隋何承戰國縱橫家之遺風，可以往來於敵國危亡之境。司馬遷仗劍遠遊，自西至東，由南而北，足跡遍及於大半個中國。班超投筆從戎，可以深入虎穴，建功絕域。漢代士大夫不乏體格健壯、精神強悍之人，他們勇敢無畏，無事時研治經書，國家有急則持節出使，甚至封帥拜將，上馬披甲，殲敵於朔漠之外。例如傅介子、常惠、班勇（班超之子）、陳湯、馮奉世、祭遵、祭肜、鄭興、鄭眾等。而三國時期諸葛亮、魯肅等人縱橫捭闔的外交活動，仍然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所謂擁有數千年曆史的西方文明傳統，終歸在古華夏文明的後人面前原形畢露、破解支離而碰得粉碎。白夷蠻滑，而炮製偽史，謬種流傳，毒害華夏。不幸遇上中國人何新，偏不信邪，犁其庭穴，掃其淵藪，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共濟會可謂欺天侮世，而作法自斃也。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既然何新先生揭示了荷馬史詩、希臘哲學、羅馬文明都不過是嫁接仿冒於亞洲中東古典文明之贗品，那麼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作品是否就失去意義了呢？當然不是。所有這些作品，其本身之思想文化價值皆無可置疑、光照萬古。但必須指出，這些人類文明的傑作都源自古代亞洲人類祖先，而絕非是西方共濟會所無恥標榜的白人野蠻種族。魯迅說：“老調子應該已經唱完。”現代的中國人，應該有勇氣把西方人的“老調子”徹底拆穿，應當掀開所謂“西方古典文明”的最後一塊遮羞布。而何新，正是這樣一位洞幽燭遠的先驅者。
（2016年7月14日記於粵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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